被遗忘的时光——拉扎斯菲尔德的维也纳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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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传播学术史中，拉扎斯菲尔德的维也纳岁月未被重视，这段时光与拉氏美国时期的关联常被割裂看待。对此，文章提出核心问题：拉氏的维也纳岁月与美国时期是“连续的断裂”吗？通过重访拉扎斯菲尔德的早期研究机构、重要研究（RAVAG广播研究、马林塔尔失业研究），文章发现，尽管主流叙事基于特定目的将拉氏的维也纳岁月与美国时期呈现为“连续的断裂”，但二者其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究其根本，拉扎斯菲尔德的维也纳岁月与美国时期的关联并非“连续的断裂”，而是“断裂的连续”。

作者简介

陆国亮，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传播研究进入中国以来，与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后文简称“拉氏”）相关的本土研究非常多（郭惠民，1990；马秀莲，1998；殷晓蓉，1999；周葆华，2008；胡翼青，何瑛，2014；刘海龙，2015：35-55）。然而，近年来较少研究者把目光聚焦到拉氏身上，他开始扮演配角（胡翼青，2019；吴畅畅，2019；冯露，章于炎，2021）。这或许是因为拉氏已被视为近乎盖棺定论的人物，缺乏单独重访的价值。但无论褒贬，罕有研究关注其维也纳岁月。少数研究即便提及拉氏的维也纳岁月也一笔带过，仅作为背景交代（冯露，宋伟，2016；胡翼青，2019；吴畅畅，2019）。

与此类似，国外传播研究也多以拉氏在美国的学术活动为重心，甚少聚焦其维也纳岁月。部分研究虽然聚焦其维也纳时期，但常常碎片化地呈现这段时期，仅围绕个别研究行文（Nowotny，1983；Neurath，1995；Jerabek，2001）。它们可分为两类。一类虽然关注拉氏维也纳时期的传播研究（Jerabek，2001；Jerabek，2017；Eid，2004），但惯于从个人层面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此时期的社会活动与学术研究，未充分考虑当时的红色维也纳语境。另一类研究虽然关注红色维也纳语境（Neurath，1995；Sulek，1998；Fleck，2015；Clavey，2019a），但无意把此时拉氏的研究与美国时期的传播研究结合分析。此类研究自然无法给予传播学术史充分启迪。

综上所述，这种内外缺失导致国内研究对于拉氏的认识存在缺陷，从而构成国内学者刘海龙（2015：10-12）所言的“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往往导致误读，误读又在学界不断再生产，形成恶性循环。例如，胡翼青（2019）指出，拉氏经常被称作奥地利社会学家，但他在维也纳时期其实从事应用心理学研究，未曾接受欧洲社会学训练。如此误解反映了不少研究未深入了解拉氏的维也纳时期，未加批判地接纳前人观点，最终导致误读的再生产。事实上，无论忽视还是误读，根本原因在于拉氏学术生涯在主流叙事中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源自主流叙事的书写者为了将拉氏建构为实证主义神话典范，不得不假定维也纳岁月与美国时期属于“连续的断裂”。对此，文章回顾拉氏的维也纳岁月，不仅致力于补充国内学界对于其早年生活的认识，更希望借此思考拉氏的维也纳岁月与其美国时期是否如主流叙事所示，仅仅是一种“连续的断裂”。基于知识社会学路径，文章聚焦拉氏在此时期的社会行动与学术研究，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一）拉扎斯菲尔德在早年主要受哪些思想影响？

（二）拉扎斯菲尔德早年在维也纳主要主持了哪些研究？

（三）这些研究与其日后在美国的学术生涯有哪些关联？

（四）拉扎斯菲尔德的维也纳岁月与美国时光是否存在着一种“断裂”的连续？

二

拉氏学术研究的起点：

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

为回答上述问题，文章自然需要聚焦被视为“断裂之处”的维也纳时期。对此，后文将逐一回顾拉氏的第一所研究中心、RAVAG广播研究与马林塔尔失业研究。在传播学术史上，普林斯顿广播研究所与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广为人知，但拉氏在维也纳建立的第一所研究机构“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却默默无闻。早在1927年，由于反犹浪潮，拉氏未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教职，但所幸在导师卡尔·布勒（Karl Buhler）的帮助下建立了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Lazarsfeld，1969）。此研究中心不仅是拉氏最早建立的研究中心，也是最早的大学名下独立研究机构（Morrison， 2008：180）。不过，维也纳大学并不提供任何经济资助，该机构自负盈亏，因此，研究团队也以维也纳大学学生为主。该机构虽遵从布勒的行为主义研究范式，但拉氏的研究团队没有墨守成规，不仅研究课题范围广泛，研究方法多变，还经常因地制宜地选择（甚至创造）方法。尽管目前不少研究视此研究中心为一种拉氏研究生涯的“断裂”，选择性地忽视它，但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其实奠定了拉氏美国时期众多研究机构的特点，如独立于大学的组织结构、行为主义范式，隐含着拉氏的维也纳岁月与美国时期的关联痕迹。

重访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有助于思考一个在主流叙事中缺乏追问的问题：为什么拉氏在一生中如此热衷于建立研究机构？对此，无论主流叙事，还是批评叙事都似已盖棺定论。前者主张，拉氏如此热衷建立研究机构是为了系统地组织研究，提高科研效率（Boudon，1972；Schramm，1980；Barton，2001）。后者把这份建立研究机构的热情解读为拉氏渴望拥有更高的地位，谴责他把学术研究改造为政府的行政治理参考（Gitlin，1978）。的确，这两种答案都有一定道理。其一，无论依据拉氏自述还是实际效果，这种科研机构模式至少有助于研究模式高效运行。例如，哥伦比亚应用社会研究局在鼎盛时期数以百计地产出研究成果（Bargheer，2021）。其二，行政管理型的研究模式也的确有可能导致学界逐渐沦为政府的看门犬。然而，这些答案都似在隔靴搔痒。因为，上述观点皆未从根源上回答为何拉氏如此热衷于筹建研究所，有从结果倒推原因之嫌。那么，为何他们不愿从根源上思考拉氏筹建研究所的目的？原因应有两类：一是主观割裂拉氏的两段学术生涯，二是对维也纳时期缺乏关注。主流叙事属于第一种情况，如施拉姆、罗杰斯曾简略提及维也纳时期（Schramm，1980；罗杰斯，2005）。这说明他们至少知道这段学术生涯，但在他们的论述里，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往往属于日后美国生涯的铺垫而已，可谓微不足道。而第二种情况较多出现在批判阵营学者关于拉氏的讨论中，因为他们更关注拉氏掌控的应用社会研究局如何与商业资本“勾结”，为虎作伥。这点从斯迈兹直呼拉氏为“资本主义社会学家（Bourgeois Sociologist）”就可见一斑（Smythe，1978）。由此观之，在已有叙事里，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与拉氏美国时期研究所的关联显然未得到重视。所以，要真正明白拉氏为何如此热衷于建立研究所，理应寻找那“断裂”的连续之处：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与日后各研究机构所共有的内核。

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创立前夕，社会民主党与犹太知识分子的友好关系日渐受到反犹浪潮冲击，二者逐渐分道扬镳。在早年间，由于其他奥地利政党普遍持反犹主义，犹太精英阶层与反犹风气不浓的社会民主党有着蜜月期（Wasserman，2014：163）。然而，即便在红色维也纳的鼎盛时期，反犹风气始终阴魂不散。例如，维也纳大学教授奥瑟玛·斯潘曾断送拉氏获得教学职务的机会（Morrison，2008：183）。自1927年大选以来，社会民主党陷入分裂危机。党内激进派谴责社会民主党长期持妥协政策，其缓慢革命的理念未能真正保护社会民主运动支持者，更未能推动社会改革（Wasserman，2014：175-176）。随着政局的变化，整个奥地利的反犹风气在纳粹德国的影响下逐渐迈入高潮，反犹阵营势力在红色维也纳日益壮大。

在红色维也纳的反犹浪潮与政治运动失意的双重影响下（Wasserman，2012），拉扎斯菲尔德由于其犹太人身份始终无法真正融入政治运动。根据拉氏的口述记录（Clavey，2019b），拉氏曾希望担任精神导师阿德勒的秘书，但阿德勒却拒绝了拉氏，这导致拉氏不再对政治运动抱有幻想。虽然拉氏并未说明被拒绝的理由，但考虑到奥地利自一战以来根深蒂固的反犹情绪，即便阿德勒在拒绝拉氏时并非仅仅考虑拉氏的犹太属性，但这至少属于重要因素。而且，这个不利因素基本无法改变，因为反犹浪潮笼罩整个欧洲（Fleck，2015）。拉氏对于政治运动的渴求自然需要从其他地方寻求替代品，这显然推动着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的建立。如其好友希尔德所述，社会民主党与犹太群体关系紧张，拉氏行事作风极具犹太风格，他自知其犹太人的身份已经摧毁其政治前途（Morrison，2008：184）。拉氏的妻子雅霍达在日后回忆时称，当时党内反犹风气盛行，拉氏虽然有意从事政治活动，却由于其犹太身份只能委曲求全，在“不抛弃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把精力投入到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去实现其诉求（Jahoda，1983）。雅霍达在接受莫里森采访时直言：“你也明白，保罗（拉氏）在维也纳担任研究中心负责人时其实心里也清楚，如果有机会，自己宁愿从事政治运动而非社会科学研究。”（Morrison，2008：184）

事实上，拉氏到美国后，反犹情绪在此地同样热烈，他其实面临着相近境地。拉氏在自传里提到，林德于1935年推荐他到某岗位时，曾收到回信称：“拉扎斯菲尔德明显带有其（犹太）种族印记”（Lazarsfeld，1969）。犹太外国人身份不仅困扰其学院工作，而且让他长期存在一种敏感心理，非常惧怕其犹太身份被强调，因此，犹太身份甚至比马克思主义者身份更让拉氏感到担忧（Morrison，2008）。事实上，直至临终前数月，拉氏在接受采访时仍表露犹太外籍身份所带来的枷锁让自己困扰。他强调，作为一个连英语都不流利的外国犹太人，他早就明白自己不可能在美国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只能把政治态度隐藏在学术活动中（Lazarsfeld & Stehr，1982）。雅霍达在默顿纪念拉氏的论文集里指出，拉氏在美国长期以来都是身处新环境的外国人，他要同时适应美国社会环境与保持原有的研究旨趣，就必须对美国学术生态进行部分改造（Jahoda，1979）。而这种改造的最佳起点显然就是拉氏的研究机构。正如拉氏的自传所述：“我如果想在美国找到容身之处，就得像以前建立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一样做。” （Lazarsfeld， 1969）拉氏不可能在此环境下遵从传统的学术生涯，只能迫使自己成为围绕研究中心开展学术活动的新型学者（Lazarsfeld，1969）。所以，考虑到维也纳的反犹浪潮、身处异乡的无可奈何，我们自然可从此“断裂之处”发现拉氏积极筹建研究机构的缘由。

三

最早的大规模传播研究：

RAVAG广播研究

早在维也纳时期，拉氏就主持过传播研究，该研究规模庞大，堪称传播学术史上最早的大规模量化研究。然而，不少国内传播研究者忽视该研究或一笔带过。少数国外研究者关注该研究（Jerabek，2001），但也往往只关注到研究过程未结合当时社会背景探讨这个研究究竟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意味着什么。换言之，在政局混乱的战时奥地利，各党派竟能达成共识资助这么大规模的广播研究，这真的仅仅是一项纯粹的科学研究吗？如此大规模的传播研究又为何被传播学术史遗忘？

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推行“红色维也纳”社会主义改革运动（Gruber，1991：vii），致力于在文化层面对工人阶级进行改造，如文艺活动、公共教育等（Clavey，2019a）。公共广播自然属于重要一环，主要以非盈利方式向民众提供娱乐、新闻（Pavlik，2017），许多工人广播俱乐部也随之涌现。在此环境下，工人可凭低廉费用订阅广播或加入工人广播俱乐部，因而逐渐成为收听广播的主体。然而，工人广播俱乐部的意见很少得到管理广播服务的RAVAG公司采纳。RAVAG的管理层结构复杂，由6人理事会管理，社会民主党占2席，话语权较大，但始终未发挥优势，反而受其他党派制约。当工人广播俱乐部要求报道更多工人运动时，RAVAG的精英群体觉得其利益会被工人阶级侵占，对此置之不理（Gruber，1991：138-140）。此外，广播公司的频道与内容原来都基于维也纳，但为了避免RAVAG重蹈覆辙像维也纳一样被社会民主党控制，保守党把控的奥地利政府不断要求RAVAG扩展线路到各地区，希望更多保守党支持者收听（Gruber，1991：139）。

对此，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初期无太大反应。直到1931年，奥地利政局日益不稳，党派斗争激烈，大量右翼分子组织广播俱乐部并利用广播煽动民众，为奥地利反犹浪潮推波助澜。社会民主党开始关注广播服务，争夺RAVAG的控制权。因此，对于观众收听、节目内容，RAVAG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最终，各党派希望借助实证研究获得准确答案，RAVAG因而委托拉氏的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进行此研究（Lazarsfeld，1996）。

拉氏的研究团队在RAVAG的帮助下对近40万奥地利家庭进行问卷调查，回收了11万份问卷。该问卷涉及到人口信息（性别、职业、年龄等）、收听时间偏好、节目类型偏好（Lazarsfeld，1996）。得到问卷数据后，拉氏发现，观众主要年龄段在31-50岁，多数观众偏好于晚上7点到10点期间收听广播。而且，听众（尤其女性听众）喜欢娱乐性强的流行文化广播节目，如喜剧、音乐剧，排斥传统的严肃文化节目，如歌剧、古典音乐（Lazarsfeld，1940）。

该广播研究主要发现了奥地利广播服务的听众特性、听众节目偏好、收听时段偏好。然而，这些结果与社会民主党的预期结果相悖。社会民主党本身对广播给予厚望，希望广播可以通过播报严肃文化节目（歌剧、古典乐等）帮助工人阶级培养无产阶级先进文化。但上述结果显然让社会民主党感到失望，因为其努力似乎不得民心，奥地利工人阶级仅希望收听庸俗的流行文化节目。民众想要省心的娱乐体验，而非耗费脑力的严肃文化体验（Lazarsfeld，1996）。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相反，RAVAG的保守主义党派却非常高兴，因为这个结果表明，他们倡导的流行文化节目才是听众的最爱。他们借此进一步向社会民主党施压，要求社会民主党赞同RAVAG增加娱乐类流行文化节目。

RAVAG广播研究是拉扎斯菲尔德最早主持的传播研究，也是传播研究史上最早的大型实证研究，但此研究的出版却一波三折。RAVAG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都仅把研究结果作为内参，并未出版。社会民主党认为研究结果损害其工人阶级的改造计划，因而未出版这份研究结果；保守主义管理层从研究结果中得利，赞扬这份研究结果。虽然没有出版该研究，但他们基于研究结果调整各时段的节目，把娱乐节目放在观众偏好时段，而严肃报道则移至深夜档（Gruber，1991：140-141）。

另一方面，作为研究主持者的拉氏也甚少提及这个研究。在美国时期，拉氏虽然出版了不少传播研究成果，但却并未出版这项研究的成果。直到90年代，RAVAG广播研究才由德国研究者德斯蒙德·马克于德国出版（Mark，1996）。对此，拉氏的政治态度属于主要因素。根据其学生西尔斯记载，拉氏曾言：“就像他天生就是维也纳人一样，他与生俱来就是社会主义分子。”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拉氏仍强调他在内心深处依然坚信社会主义思想（Sills，1976）。事实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贯穿拉氏的维也纳岁月。早在20世纪20年代，拉氏尚且年幼，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就随着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崛起，成为社会主要思潮。由于奥地利反犹浪潮猛烈，而社会民主党为了借助犹太知识分子推动其社会改造计划，属于少数欢迎犹太人的政党（Pollak，1980；Wasserman，2012），拉氏父母皆参与到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运动（Lazarsfeld，1926；Lazarsfeld，1927；Pollak，1980）。拉氏母亲还常主持沙龙聚会，宴请等党内要员（Wasserman，2014：168）。在父母影响下，拉氏自然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耳濡目染。在青年时期，拉氏就曾与好友组建社会主义组织“社会主义高中生自由协会”，致力于推动教育改革（Hacohen，2000：78）。拉氏在维也纳大学时与其说热心科研，毋宁说热心政治（Jahoda，1983）。随着国内政治运动越演越烈，拉氏不仅曾探访因政治运动囚禁的亲朋，如精神导师阿德勒、妻子雅霍达，自己也曾参与政治运动并被捕（Jahoda，Lazarsfeld & Zeisel，2017：xxi）。就如雅霍达所言，对于他们这一代维也纳知识分子，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毋宁说是一种世界观（Jahoda，1983）。所以，作为社会民主党支持者，拉氏自然希望研究结果有利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拉氏本身也热衷于改造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在青年时期看到衣衫褴褛的乞丐时，甚至说过自己可以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牺牲生命（Clavey，2019a）。由于RAVAG研究的结果不仅不利于社会民主党，更让自身关于工人阶级文化生活的改良思想也受打击，拉氏自然无意提及此研究。

四

社会关怀的流露：

马林塔尔失业研究

在1931年，拉氏带领研究团队（雅霍达、泽赛尔等）开展早期重要研究：马林塔尔失业研究。北美传播学术史在探讨拉氏时若涉及马林塔尔研究，一般着墨不多，如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仅简要概述了该研究的过程与结果，并未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深入探讨。国内学界也未曾聚焦该研究，这自然成了国内学界对拉氏认识中的灰色地带。

1931年，大萧条已波及全球。650万人口的奥地利有近60万人失业（Neurath，1995）。失业现象自然成为研究重心。不过，拉氏最初无意研究失业问题，而是希望研究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Clavey，2019a）。由于1918年工人运动，工人获得了8小时工作制度，从原来每周60小时工作时长降到了每周48小时工作时长。所以，拉氏本来想研究空闲时间的增加究竟对工人阶级的文化娱乐产生了什么影响。然而，当拉氏向社会民主党报告此事时，研究赞助者奥托·鲍尔对拉氏的选题非常生气。鲍尔认为，他们与其探究工人阶级在空闲时间的文化生活，不如关注失业究竟对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Jahoda，Lazarsfeld & Zeisel，2017：xix）。因为，当时几乎所有关注失业现象的研究都仅关注经济影响，罕有研究关注文化生活影响（Neurath，1995）。在确定选题后，鲍尔建议把距离维也纳约20里的村庄马林塔尔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个村庄正受困于失业危机，而且人口数量适中，有利于探究失业对于工人阶级产生的多方面影响。

马林塔尔村庄在哈布斯堡家族的掌权时期拥有一家大型纺织厂，这家纺织厂为几乎全部村民提供工作岗位。在纺织厂鼎盛时期，村民享受着丰富文化生活，如工人俱乐部、酒吧消遣。然而，随着大萧条蔓延全球，纺织厂倒闭，大量村民失业。当拉氏的研究团队到访村庄时，这个村庄仅极少数人拥有工作（Lazarsfeld，1932；Jahoda，Lazarsfeld & Zeisel，2017：14）。工人俱乐部已无人问津，酒吧也整日打烊，以往工人阶级丰富的文化生活一去不复返（Jahoda，1938）。

据雅霍达（1938）回忆，研究团队基本未受传统社会学训练，他们主要受行为主义心理学训练。但为了能全面地分析马林塔尔的失业现象，研究团队不拘一格地采取多种研究方法。当然，若以今日标准来衡量，马林塔尔研究所采取的一些方法不够严谨。对此，拉氏在美国版本的序言里也予以承认（Jahoda，Lazarsfeld & Zeisel，2017：xxxv-xxxvi）。然而，若考虑到该研究的年代，我们很可能惊叹拉氏在研究方法上的造诣。拉氏富有想象力地把量化统计与质化方法有机结合（Maxwell，2016）。马林塔尔研究早在丹津提出三角论证（Triangulation）概念之前（Denzin，1978），就已经贯彻三角论证（例如数据、研究方法的三角互证）。拉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颇为多样，包括内容分析、官方数据统计、参与式观察、个人访谈、自述报告。各类研究方法并非在研究前确定，而是根据研究进程选用（Jahoda，1938）。一些研究方法当时甚少研究采用（例如参与式观察），这些方法也启发了日后研究。例如，该研究对居民自述报告的处理启发了日后的生命历史方法。在他们之前，几乎没有类似研究（Lazarsfeld，1932；Jahoda，Lazarsfeld & Zeisel，2017：3）。马林塔尔研究把重心放在了失业对群体的多方面影响，不局限于经济层面。与贫困研究也不同，马林塔尔失业研究无意追溯失业与贫困的关联，而是试图回答失业究竟意味着什么。

研究团队采取参与式观察。研究人员并非持置身事外的态度。他们与当地村民关系密切，非常关心村民日常生活。因此，整个研究的介入程度很高。如雅霍达所言，他们与这些村民一样，都意识到失业危机多么严重，根本无法处之泰然地把村民视为科学研究的“小白鼠”。相反，研究人员一直遵从两个原则，一是不向村民自我介绍为研究者，二是尽可能帮助村民（Jahoda，1938）。研究团队在研究过程中一直致力于改善村民的生活（Lazarsfeld，1932）。例如，研究团队从维也纳收集二手儿童衣服，清洁后分发给村民；每周都有研究人员为村民提供医疗讲座或服务；研究团队还给女性村民组织健美课程、提供育儿讲座，尽量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Jahoda，1938）。所以，这就是为何村民会配合这些维也纳精英群体的各项观察要求，而非仅仅因为他们大部分人与研究团队一样信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当然，二者信仰相近也有一定影响，但研究人员带来的生活便利显然更为重要（Jahoda，1938；Nowotny，1983）。在经过长时间的观察、阅览当地各类生活记录后，研究者发现一些意料之外的现象。例如，失业对村民的时间感知产生了影响，当时并无研究关注这点。

与少数尚有工作的村民相比，失业村民往往在行走时漫无目的，经常走着路又突然停下来，时而往回走，时而往前（Jahoda，Lazarsfeld & Zeisel，2017：66-77）。与之相反，少数有工作的村民行走时往往非常利索，有明确目的地，停顿次数较少。此外，即便同样身处失业危机，女性村民与男性村民也不一样，女性村民大多不符合上述发现，她们仍保持着完整的每日计划。对此，研究者认为，女性即便同处失业危机，但仍然负责大量家庭杂务。所以，与其说女性“失业”，毋宁说她们得不到报酬更恰当（Jahoda，Lazarsfeld & Zeisel，2017：75-77）。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发现（Jahoda，Lazarsfeld & Zeisel，2017：37-39），失业让村民得到更多空闲时间，但他们对此无动于衷，无意（甚至抗拒）参加任何文化活动，这趋势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预期社会主义”截然相反。在失业浪潮冲击下，马林塔尔的儿童不仅身体健康受损，精神健康也受到负面影响。据拉氏研究团队的儿童健康数据统计（Jahoda，Lazarsfeld & Zeisel，2017：35-36），在马林塔尔，仅16%的儿童身体情况良好，超过30%的儿童身体情况糟糕。研究人员还在马林塔尔的幼儿园组织了一次关于未来理想的调查。他们询问孩子们的未来职业理想并记录下来。研究人员发现，绝大部分儿童未如预想般写下一些远大的理想，仅希望能有一份工作（Jahoda，1938）。研究者还在马林塔尔和附近失业情况相对轻微村庄的幼儿园进行圣诞礼物愿望调查。与其他村庄的儿童相比，马林塔尔的儿童所渴望的圣诞礼物的平均价格仅为另外两个村庄儿童所渴望的圣诞礼物平均价格的三分之一（Jahoda，Lazarsfeld & Zeisel，2017：58）。这两项与儿童相关的结果都让研究团队感到惊讶。

最终，研究团队得出了与基金资助来源社会民主党预期相反的研究结果。在失业浪潮的冲击下，工人阶级并没有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预想般转变为先进无产阶级。与此相反，他们不仅在经济层面，更在文化生活层面衰退（Lazarsfeld，1932）。对此，研究团队基于马林塔尔的研究资料，归纳了四类情况（Jahoda，Lazarsfeld & Zeisel，2017：52-54）：尚有工作的家庭勉强维持原有生活、刚失去工作的家庭正退出文化生活与社区活动、失业较久的家庭已陷入绝望、某些长期失业的家庭则不再关心未来，彻底放弃社区生活。拉氏进一步指出，尽管政府提供失业津贴，但这些津贴根本无法缓解失业村民的痛苦，更枉论帮助他们重回正常生活（Jahoda，Lazarsfeld & Zeisel，2017：96-98）。在该作结尾处，研究团队甚至痛心疾首地呼吁人们关注失业问题，祈求未来不再存在如此残酷的失业危机（Jahoda，Lazarsfeld & Zeisel，2017：98）。如此强烈的情感流露显然与日后拉氏在传播学术史的形象相悖，这自然也是传播研究者忽视该研究的重要原因。

由于研究结果与基金资助来源社会民主党所信奉的“预期社会主义”截然相反，社会民主党不满研究结果，未让党内机构出版该研究。这个研究最终由卡尔·布勒夹杂在系列丛书中出版。考虑到当时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影响力，这严重降低了马林塔尔研究的社会影响（Wasserman，2014：160）。奥托·鲍尔虽然亲自提议拉氏去研究失业问题，但他在研究完成后极少提及该研究。这种沉默表明党内要员对此研究的结果颇为失望（Wasserman，2014：160）。不过，社会民主党虽然对结果不满意并未出版研究结果，但未阻碍该研究出版或公开抨击该研究。例如，作为党内要员的麦克斯·阿德勒虽然对研究结果感到失望，但把该研究结果视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进展，尝试从理论角度来思考该结果（Clavey，2019a）。这或许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极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色彩，以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党派成员强烈的实证主义倾向相关。然而，作为“社会科学”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却又与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指导思想形成了矛盾，前者典型如阿德勒，后者则如鲍尔。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社会民主党的分裂。阿德勒、雅霍达等人始终坚定地向往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工人阶级改造计划，而鲍尔等党内骨干迫于现实压力（反犹浪潮、法西斯浪潮）向政局妥协。二者的矛盾最终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敲响丧钟。

就学术影响而言，马林塔尔失业研究几乎没有参考对象，研究结果又出人意料，该研究自然引起学界热议（Sternheim，1933；Healey，1933）。在欧洲学界，早在该研究完成之前，拉氏已经发表相关文章并受到学界关注（Lazarsfeld，1932）。所以，即便日后马林塔尔研究成果匿名出版，拉氏还是被确认为主要贡献者。随着马林塔尔研究的影响扩大，拉氏受邀到波兰等欧洲国家讲述研究成果。他还与本地研究者合作于当地进行类似马林塔尔的研究（Zawadzki & Lazarsfeld，1935）。虽然马林塔尔研究的专著早期只有德文版本，但它同样得到大洋对岸的关注。早在1933年，该专著里关于村民偷猎猫狗的故事（Jahoda，Lazarsfeld & Zeisel，2017：22-23）就启发《国家周刊》（The Nation）记者麦克默里写了一篇危言耸听的报道“When Men Eat Dogs”（McMurry，1933）。在美国学界，马林塔尔研究也受到不少研究者关注。例如，拉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引路人林德就相当赞赏这部作品，甚至在其著作《转型中的中镇》里参照该作品。然而，传播研究者在讨论拉氏时却甚少涉及马林塔尔研究。原因或许在于这是一项高度介入的研究，研究者并非遵从实证主义所推崇的客观中立原则把失业村民视作社会环境的“小白鼠”，而是衷心希望改善失业村民的生活（Jahoda，1938）。如此差异有可能破坏关于拉氏的已有叙事。在主流叙事里，施拉姆、罗杰斯需要通过建构拉氏的实证主义神话竖立起传播学的客观中立色彩，而米尔斯、吉特林等批判阵营学者则需要把拉氏树立为一个抽象经验主义的学阀稻草人供他们建构自身的批判理论。显然，这两种目的都无法与马林塔尔研究兼容，乃至无法与维也纳岁月兼容。若考虑维也纳时期，前者推崇的客观中立将受到质疑，因为，此时期的研究的介入程度都颇高。而后者则难以正视拉氏此时期浓烈的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关怀，因为，一旦承认拉氏的社会主义思想，后者将失去一个用于建构批判理论的稻草人（Lubken，2008）。

五

在“断裂”中寻找连续：

美国时期的两项经典研究

主流叙事惯于视拉氏到达美国为一种“新生”，但事实上，拉氏并非到达美国就呈现180度改变，只是由于形势所迫（反犹与反共浪潮）其政治态度只能从外显转为内敛。在临终前数月，拉氏曾接受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学者斯特尔的访谈。在访谈里，拉氏直接谈到自己对美国政治环境的水土不服与个人政治取向。一方面，拉氏指出，美国没有劳工党派且工会组织对科学研究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强调自己仍然有着浓烈的政治关怀，只是因为作为一个连英语都不流利的外国犹太人，他早就明白不可能在美国组建政治组织、参与政治运动，因而从原来直接参与政治运动，转为把政治态度隐藏在学术活动之中（Lazarsfeld & Stehr，1982）。例如，拉氏在20世纪60年代“向贫穷宣战”运动期间曾联系美国政府，推动补偿教育与卫生设施的研究（Lazarsfeld & Stehr，1982）。在美国期间，拉氏热衷于每到一处就筹建研究中心。对此，就如拉氏所言“我无法在美国运营政治组织，于是我经常运营研究机构”（Lazarsfeld & Stehr，1982）。拉氏深知自身的犹太属性、马克思主义信仰基本宣告了其在美国无法直接组织政治运动，他只好把学术中心化身为其政治组织的变体，从而形成一种更为内敛的政治介入。这点其实在维也纳岁月的后期已初见苗头。拉氏在RAVAG研究里就已尽量把明显的政治介入转化为更为隐秘的介入。

在此，若按此思路，似乎有一个问题无法回答。在传播学术史的主流认识中，拉氏在美国时期主持的研究皆强调实证主义方法论，这与强调政治意识形态的米尔斯、席勒、吉特林等批判阵营研究者截然不同，更被后者批判缺乏社会关怀与为统治阶级服务，结合前文，这又如何理解？其实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理清“介入”是否真的与拉氏的方法论思想相悖。换言之，拉氏真的就在维也纳岁月持介入态度主持研究，而到了美国时期就突然完成“自我范式革命”，变得像米尔斯所言的抽象经验主义一样，完全不顾社会关怀只执着于琢磨方法论吗？其实，已有对拉氏的批判已给出问题的答案。或者说，一个反向的答案。例如米尔斯、吉特林都大肆批判过拉氏的研究范式（Mils，1959；Gitlin，1978）。他们认为，拉氏这种看似不偏不倚的研究范式其实在维护美国霸权、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对此，若暂且不评论这些批判的对错，这些批判其实不也以拉氏的研究范式可以介入政治斗争为前提吗？若悬置上述批判，我们尝试反向思考：拉氏这种强调不偏不倚的研究范式所产生的研究结果可能再生产社会不平等，但不也可能反映出社会问题吗？或者说，这种客观中立的研究范式本身真的无法呈现社会关怀吗？这绝非诡辩，而是与拉氏的亲身经历相关，尽管这两段经历罕有国内研究提及。

这两段研究经历与福特基金会密切相关。在1951年，福特基金会成立福特共和基金，并邀请前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管理该基金（Ford Foundation，1951）。该基金致力于捍卫本土公民的自由权利，这显然与50年代风起云涌的麦卡锡主义形成激烈冲突（Ford Foundation，1951）。与此同时，拉氏与福特基金会在50年代互动甚多，因为后者强调行为主义科学的社会功能（Ford Foundation，1952）。所以，文章在此分析拉氏于此时期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两项研究（电视研究委员会项目、教师忧虑研究项目），探究拉氏在美国时期是否仍延续着维也纳时期的社会关怀。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电视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拉氏曾关注教育电视项目（Balas，2011）。此时，同样关心电视公共功能的哈钦斯提出组建电视研究委员会，意在探究电视产业，从而帮助政府更好地管理缺乏监管的电视产业，并邀请拉氏负责该委员会（Jones，2019）。对此，拉氏欣然接受。拉氏在担任委员会负责人后组织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开展调研，并书写研究计划。根据拉氏于1959年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自述（Lazarsfeld，1960）与一些二手文献的直接引文（Morrison，2008；Simpson，2013；Jones，2019）可知，在研究计划里，拉氏设想了一个电视发展中心；该电视发展中心将具备研究、审阅、分析等功能，也将为美国本土电视产业提供各种指导服务。并且，拉氏强调要将电视产业批评体系化并真正纳入到电视产业发展之中，从而给电视产业法规与电视产业本身带来改变。

事实上，若将此模式与拉斯韦尔在新闻自由委员会时期提出的媒体委员会模式相比，二者其实都具精英主义色彩，皆强调专家意见极其重要。当然，拉斯韦尔类似于李普曼，更强调专家意见对媒体实践的指导作用，而拉氏更为温和，只强调专家负责对媒体（电视）产业进行研究，至于研究结果如何应用则可由业界与公众决定（Simpson，2013）。然而，尽管研究计划并不激进，但在拉氏提交研究计划后，福特基金会突然撤资，导致研究计划付诸东海。福特基金会的撤资与当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随着二战胜利，美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天命所归的意识形态，相信美国的社会结构已尽善尽美，美国政府自然对那些有可能呈现社会弊病的研究颇为忌惮。政府对各大研究基金会抱有戒备心，怀疑它们资助左派。而且，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在此影响下，不单美国政府，媒体产业精英、民众、政客皆对各类基金会所资助的社会研究抱有疑虑。早在1951年，一些报刊与电台就开始攻击福特基金会的“左倾”路线，谴责福特基金会负责人霍夫曼浪费老福特的大笔财富以资敌（Macdonald，1989：25-26）。

与此同时，在麦卡锡浪潮中，美国国会先后组织“科思”委员会与“里斯”委员会对洛克菲勒基金、卡耐基基金、福特基金等基金会进行调查，关注它们所资助的研究是否有问题（Morrison，2008）。里斯委员会态度尤其强硬，特别针对福特基金所资助的研究。在其调查报告中，里斯委员会（1954）对政府提出明确警告，要警惕基金会强烈的”左倾“政治路线和与日俱增的政治影响。因此，在该委员会的审视下，拉氏的研究计划虽然秉持其一贯的实证主义风格，强调客观中立的研究方法，但该计划的潜在研究结果仍被认定为不利于社会稳定。拉氏的遭遇并非特例，美国社会学家米达尔曾在卡耐基基金会的资助下进行美国种族问题研究，并出版专著《美国困境》。他虽然同样强调客观中立，主张作品内容只是一系列事实的呈现，但其结果依然引起轩然大波，受到麦卡锡主义者猛烈抨击其研究结果的政治取向（Morrison，2008）。

尽管电视研究委员会项目不欢而散，但拉氏与该基金仍有着许多合作。在1954年，哈钦斯公开表示，麦卡锡主义带来的一系列审查运动对美国高等教育的专业主义造成极大冲击（Campbell，1959）。福特共和基金为了对抗蔓延美国全国的麦卡锡主义浪潮，委托拉氏组织一项全国范围的大型研究“教师忧虑研究”。该研究主要关注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本土高等院校的影响，涉及165所高等院校（随机抽取182所，其中165所同意调查）。在1955年（拉氏称此为“艰难的一年”）里，团队调查了165所高等院校的2451位社会科学学者（研究团队认为，社会科学学者在社会浪潮中（麦卡锡主义）属于学界内部最典型的受影响对象）（Lazarsfeld & Thielens，1958）。在拉氏完成调查后，社会学家理斯曼又对所有受访对象进行一轮重新访谈，这两段研究内容最终合并为1958年出版的研究专著《学人心态》。在方法论上，拉氏仍遵从马林塔尔研究的风格，不拘一格地采用多种方法。他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调查了2451名学者在担忧（worry）与谨慎（caution）两个维度上的认知与表现。在此研究里，“担忧”主要指美国学者在多大程度上害怕被指责为共产主义分子，而“谨慎”则主要指这些美国学者为避免指控所作出的行为调整（Lazarsfeld & Thielens，1958：80）。

在调查里，一方面，拉氏团队在问卷里设置了一系列问题来测量上述指标，例如“你是否曾担忧你的某些政见会影响你在高校的工作安全或晋升？”(Lazarsfeld & Thielens，1958：76)与“你是否偶尔为了不让资助者或高校管理者难堪，会抑制自己不去表达一些观点或参与一些活动？”（Lazarsfeld & Thielens，1958：78）另一方面，拉氏团队在书中呈现了大量学者的访谈内容，这些内容在每一章节里与问卷调查的数据内容相互交融，使得数据内容更具说服力。进一步而言，《学人心态》在1958年出版后马上激起美国学界热议。在芝加哥大学学者休斯看来，《学人心态》堪称美国学界近年来最受关注的著作（Hughs，1959）。而且，无论批判还是赞赏，评论人基本都肯定该作两大价值：客观呈现麦卡锡主义对美国学界的冲击、详细描述不同高等院校的学者对该浪潮所持的不同反应（Hughs，1959；Simpson，1959；Kelman，1959；Campbell，1959）。因此，尽管拉氏在《学人心态》中依然遵从客观中立原则，避免过多叙述自身观点，但拉氏在呈现各类学者的采访内容与问卷答案时，其实就已经介入到麦卡锡主义与美国学术自由的激烈讨论之中。

所以，由上可见，拉氏的研究范式强调客观中立，但客观中立不代表彻底抛弃社会关怀。相反，这更像是拉氏身处美国社会的一种迫于无奈的介入方式。就如其学术访谈所言，他深知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在美国实现，因此把精力都放在学术活动（Lazarsfeld & Stehr，1982）。但二者并非彻底断裂，他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有机整合二者。这种整合虽然并非完美，但至少这种结合仍体现着拉氏的社会关怀。正如莫里森评价拉氏的研究风格时所言：“事实本身就具有毁灭之力。”（Morrison，2008）从维也纳岁月到美国时期，拉氏的研究风格似乎存在断裂，然而，从上述回顾可见，社会关怀并未中断，只是其研究范式为了适应美国社会变得更为内敛，不再像维也纳时期那样明显地流露情感。这种研究范式与批判学派不一，其介入方式是以客观呈现事实为基础（并非全部）。但二者的差异其实在于介入程度，而非介入与否。拉氏对于方法的精益求精时常被诟病，但拉氏对于方法的执着其实就如其在著作《社会研究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Social Research）的序言部分所述：方法本身是为了更好地描绘社会，从而让人们更好地了解社会（Lazarsfeld，Rosenberg，1966：1-2）。所以，拉氏虽然执着于研究方法，但归根究底，其最终目标仍是为了帮助人们在社会更好地生活（Eid，2004）。因此，我们当然可以就拉氏与批判阵营学者的介入方式差异与程度进行商榷，但至少不应该简单地以拉氏的方法论来否定其社会关怀，从而人为地制造断裂。再者，正如西蒙森与韦曼（2011）重新挖掘拉氏与默顿的名篇“Mass Communication, Popular Taste, and Organized Social Action”时所述，吉特林与霍尔等研究者在批判拉氏的研究范式时往往假定该范式仅仅聚焦于“效果”并全然不顾社会结构与经济问题，但实际上，拉氏的研究范式绝非“效果”二字所能概况，更非毫无社会关怀。同理，这两点其实在上述两段研究经历也可见一斑。与其说拉氏在美国时期彻底抛弃社会关怀，毋宁说拉氏基于美国语境以独特的方式实现其社会关怀。

六

余论

如开篇所言，文章主要基于核心研究问题：拉氏的维也纳岁月与美国时期真是“连续的断裂”吗？对此，文章重访拉氏在维也纳岁月所受影响的思潮、拉氏所建立的第一个研究中心、拉氏早期最重要的两个研究。经过一系列重访，文章发现：尽管主流叙事基于特定目的将拉氏的维也纳岁月与美国时期呈现为“连续的断裂”，但这种认识其实属于误读，二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已有叙事中维也纳岁月与美国时期所形成的“连续的断裂”其实基于一系列后人对拉氏的维也纳岁月与美国时期的社会活动、学术动向的特定诠释，这种诠释本质上服务于叙事者的某种目的。例如，施拉姆的四大奠基人之说服务于传播学建制，致力于提高传播学学科合法性；吉特林对拉氏的批判服务于批判阵营的理论合法性，把拉氏视作一个优质稻草人。因此，通过重访拉氏的维也纳岁月，文章发现，拉氏的维也纳岁月和美国时期，与其说是一种“连续的断裂”，毋宁说是一种“断裂的连续”。当然，本文并非主张将拉氏的两段学术生涯一成不变地看待，而是希望学界可辩证地认识到这两段学术生涯存在差异，但也同样隐含着延续。正如雅霍达在缅怀拉氏时所述（Jahoda，1979），拉氏为了适应美国社会环境自然需要在政治态度、介入程度都作出一定调整，但他也尽可能在美国创造一种新学术传统来适应自身诉求，如其著名的研究机构模式。结合前文可知，这种研究机构模式其实正是源自维也纳时期的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也是拉氏政治理想的无奈之举（Lazarsfeld，1969）。当然，美国语境也迫使拉氏在美国的研究机构对商业研究敞开怀抱。因此，如同马林塔尔失业研究不可能在美国得以复制，拉氏在美国语境下不得不隐藏维也纳时期的社会主义理念（Jahoda，1979），但这并不代表彻底放弃社会关怀。我们当然可以批判拉氏缺乏足够社会关怀，但至少不应以实证主义者或方法论者的标签简单地定义拉氏，忽视拉氏多变的学术生涯中颇为矛盾的断裂与连续。

进一步而言，重新挖掘拉氏的维也纳岁月与美国时期的关联，对于本土研究有何意义？在传播学到华已达40年的今日，拉氏在本土学界广为人知，其提出的经典概念（二级传播、意见领袖）被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传诵。他似乎已是盖棺定论的人物，逐渐从思想史研究的主角过渡为配角。然而，尽管近年来本土研究不断反思施拉姆所建构的北美传播学术史神话，佳作频出，但无论赞扬还是批判，本土研究在涉及拉氏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其美国时期。对此，若借鉴福柯（2002）批判性话语的思路，本土研究在批判施拉姆的北美传播学术史神话同时，是否反而沦陷其中而不知所然，堕入了施拉姆所构建的孤立语境（北美），反向巩固了“北美”语境在传播学术史的神话地位？当我们赞扬或批判拉氏的北美学术生涯，近乎予以盖棺定论之时，拉氏的维也纳岁月又是否由于其与北美语境的人为割裂而日渐深藏于传播学术史的灰色地带？同理，当我们讨论传播研究的史前史时往往指涉同样在北美语境内的芝加哥学派，而甚少指涉欧洲大陆的早期传播研究，这是否说明了，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北美”语境对于目前本土传播学术史研究的影响？对此，文章显然无力完全解答，仅希望通过重访拉扎斯菲尔德的维也纳岁月与北美时期的“断裂的连续”，为反思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入口。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5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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