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如何反映经济周期？

一、灵活就业风起，谁来率先试水？

灵活就业规模约有2亿。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解释，灵活就业是与正规就业相对而言的就业状态，包括非正规部门就业、自雇型就业、自主就业和临时就业四种，目前统计局和人社部均已将灵活就业人员统计在就业人数的范畴内。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曾提及目前我国灵活就业规模达到2亿人，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约为27%。

临时就业占比在全球处中等水平。国际上一般用“非标准就业”指代灵活就业，但相关统计数据较为缺乏。国际劳工组织将其分为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和待命工作、多方雇佣关系和隐蔽性雇佣/依赖性自雇就业四种，而临时性就业的统计相对充分。

根据人瑞集团的市场调研结果，我国临时就业占灵活就业的比例约53%，据此可以推算出我国临时就业比例约14.3%，在主要经济体中位于中等水平，与日韩等国家的差距较大。

灵活就业占比稳步增长。我国城镇就业人员中的个体就业人员，对应着灵活就业中自雇型和自主就业的部分群体。我国城镇个体就业人员规模从2001年的2000万人左右稳步扩大至2019年的1.2亿人，占城镇总就业人员的比例也从8.8%升至25.8%。

整体来看，城镇个体就业增速持续高于整体就业的增速，尤其是2014年后，个体就业人数的增速中枢稳定在11%，而城镇总就业人员的增速平均仅不到3%。

建筑业是灵活用工占比最高的招聘主体。根据《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建筑业的灵活就业人数规模居第一，约4450万人，建筑企业灵活用工人员占行业总用工数的比重为76.6%，远超过全国其它行业的平均水平。从规模来看，制造业的灵活就业人数规模仅次于建筑业，为1530万人。

此外，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也存在大量灵活就业人员，如餐饮住宿、批发零售业、交运仓储邮政业和教育培训业都是服务业中吸纳灵活就业群体的典范。

外资与国企灵活用工普及度高于民企。在我国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外资/港澳台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灵活用工比例均超过15%，而民营企业未使用灵活用工的企业比例最高，可见灵活用工在民企中的普及度相对较低。

主要原因或是由于外企常采用灵活用工模式作为人力资源缺口的补充，国企则常常存在编制内员工名额与用工需求不匹配的现象，而民营企业的招工或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劳动者画像：年轻人口、学历不低。灵活就业者中约超过八成为40岁以下的中青年，而50岁以上的灵活就业人员仅占5%左右。这与灵活就业岗位的特质有关，同时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更大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多数为高中以上学历，反映出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之下，灵活用工岗位的信息化程度提升，灵活就业人员的素质整体更高。

二、灵活就业变化，顺周期还是逆周期？

灵活用工起自经济萧条期。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灵活用工成为正式的就业方式，最早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为了解决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灵活用工应运而生。此外，日本和欧洲等其他海外发达经济体的灵活用工也都在经济低迷时期开始扩散开来。

以欧洲为例，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经济出现滞胀导致失业率攀升，各国开始推动灵活就业给劳动力市场注入新的活力，灵活用工市场也迎来了较为快速的发展。

在灵活用工市场从起步到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在背后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首先，产业结构变化促使灵活用工高速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推动灵活用工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随着工业增长的放缓，第一和第二产业产值的增速同步回落，而第三产业的占比开始提升。

在产业结构逐渐调整的同时，经济也逐步进入低速增长。一方面，企业开始寻求更低成本的就业人员；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使得灵活就业的需求明显增长。以美国为例，1970年起，美国第三产业平均增速中枢维持在10%以上的高位，与20世纪70年代起快速发展的灵活就业市场相对应。

其次，政策完善支撑灵活用工市场走向成熟。美国灵活用工市场从1970年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其规模在之后的20年不断扩大，期间出台的政策包含了对企业雇主的要求设定以及对于临时工人的权益保障等各个方面，对灵活用工市场的快速发展构成重要支撑。类似地，在欧洲灵活用工长达40年的快速发展进程中，政策的不断放开和完善是必要催化。

而日本由于一直奉行“终身雇佣制”，就业市场的变革则更需要政策的保驾护航。自日本灵活用工市场发展以来，政府在灵活用工环境和灵活就业者权益方面均给予了充足的法律保障。

最后，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灵活用工的作用凸显。伴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凸显，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劳动力人口占比开始回落，用工市场劳动力愈发紧缺，企业的用工成本不断上涨。之后，日本的就业市场也于20年代90年代末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在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劳动生产率增速趋缓的背景下，灵活用工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并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灵活用工市场因此得到快速发展。

经济阻力反而是灵活就业市场的推力。1978年起，美国经济步入衰退期，就业市场随之进入低迷状态，新增非农就业人数持续下跌至负区间，但非全日制就业人数仍保持增长。随着经济跌至低谷，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在1982年减少超过200万人；相反，非全日制就业人数规模扩大约110万人。

一方面，美国灵活用工市场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步入快速发展期，灵活就业具备一定的抗周期属性；另一方面，经济的低迷状态更能刺激多种灵活就业的方式，使得灵活就业市场优于整体就业形势。

成熟期的灵活就业对经济更为敏感。随着灵活用工市场进入成熟期，则开始呈现出一定的顺周期特征，且对于经济的敏感程度明显高于常规就业。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在最近的两次经济衰退和随后的复苏中，临时就业的下降和回升比例均明显高于整体就业。

在2007至2009年的经济衰退期内，美国的临时工人数下降了34%，远远高于整体就业人数降低的幅度8%。随着经济逐步复苏，整体就业人数反弹仅不到20%，而临时工人数回升约75%，反弹的幅度同样高于整体就业。究其根本，灵活就业人员所受的保障程度远不及正规员工，因此在经济受到冲击时更容易失业；此外，灵活就业人员分布较多的服务业等本就更易受到经济的影响。

三、灵活就业扩容，起步即上“快车道”

国内灵活就业市场仍刚起步。与海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灵活就业起步较晚，2014年《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出台后，新业态受到了政策的鼓励和支持，灵活用工市场才正式开始发展。在2020年疫情冲击后，经济增长遭遇滑坡，促使灵活就业方式不断丰富。

2021年以来，各类支持灵活就业的政策也密集出台，涉及对平台经济、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对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保障。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提到要“加强灵活就业服务，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开展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催生大量的灵活就业。近年来，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估算，2021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的交易规模已达3.7万亿元，同比增长约9.2%，增速较上年明显提升。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增加了网约车、外卖配送和网络直播等新就业形态，整体就业岗位明显增长，灵活就业已然成长为庞大的就业群体。

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约两亿人，而在2020年，仅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就达到了约8400万人。近期政治局会议定调，对于平台经济的政策约束开始逐渐缓解，其对于稳就业的作用将持续显现。

产业转移和人口老龄化带动灵活用工市场扩容。我国灵活用工市场于2020年疫情后才迎来政策密集期，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前半段。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占比快速提升，2016年起，三产的产值已开始超过二产，三产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在疫情前已超过60%。

随着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规模不断增长，为灵活用工的扩张提供了市场基础。此外，我国人口也正处于老龄化趋势中，与上世纪80年代末的美国和90年代末的日本情况较为相似，灵活用工或很快步入快速发展期。

经济下行压力将促进灵活用工占比提升。从海外发达国家经验来看，经济下行往往会促进灵活就业方式的应用。在遭遇2020年新冠疫情之前，我国经济增速本身已处于下行区间，而疫情则使得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的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超过一半的企业选择扩大灵活用工的使用规模，而在2020年仅有不到30%，疫情后企业使用灵活用工的比例明显提升。受到国内本土疫情反复的影响，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达到5.7%，高于去年同期0.5个百分点之多，在此背景下，灵活用工在雇佣模式中的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

四、灵活用工有何优势？

灵活用工降低企业成本。根据《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近一半采取灵活用工的企业是出于降低用工成本的动机。对比灵活用工和非灵活用工人员的月均收入，两者较为相近，但若考虑了工作时长后，灵活用工人员的时薪小幅低于正式员工，可以在一定程度节约企业的成本。但由于两者工资的差异较小，可见对于企业来说，灵活用工在其他方面的劳动成本削减或是主要考量。

企业更能应对季节性需求。对于企业而言，使用灵活用工的模式除了劳务派遣、劳务合同和外包用工以外，还包括平台类用工，这也是灵活用工中更灵活且成本更可控的方式，在劳动力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合理地降低了用工成本。

在接受《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调查的企业中，近30%的企业因短期项目或季节性用工需求而采取灵活用工，企业可以根据淡旺季业务需求灵活调配劳动力，这对于以季节性订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企业显得尤为重要。

短期吸纳的劳动力可以兜底经济。从我国的就业分布来看，城镇就业人员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均有广泛分布。在经济遭受不良冲击时，这些行业可以吸纳大量的灵活劳动力，起到兜底作用。此外，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长，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076万人，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在疫情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失业率攀升和新增劳动力扩张的背景下，灵活就业对于稳就业、稳增长有着重要意义。

长期来看仍需必要的劳动权益保障。尽管政策层面对于灵活就业者的保障愈发重视，但目前灵活就业者在五险一金及其他福利、薪资待遇和发展晋升空间等方面与正式员工仍有较大差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灵活用工形式并没有法定的劳动关系，故就业人员无法享有相应保障。参照海外国家的经验来看，对于灵活用工形式缴纳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的法定化或是政策优化改善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