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青年教师的内心独白：内卷与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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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evaovens

编辑 / 笨小孩

今年26岁的林夏，是河北一所重点中学的历史老师。尽管最初入行是因为想寻求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但林夏实际上怀藏教育理想，也尝试在教学过程中也进行大胆实践。

但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林夏不可避免地受挫，他说自己现在是“披着羊皮的狼”。在他的观察中，所在中学的教师、学生也仿佛被内卷所诅咒，“像上紧的发条一样”。

不要神化教师

读书时，我就是应试教育体制下的离经叛道者，满心希望以后能享有充分的自由，不再被条条框框所束缚。谁知阴差阳错，读大学时，我被调剂到了师范类专业，从此成了预备“园丁”。

我没有瞧不起老师这个职业，只是觉得自己有时过于理想化，也比较随性，承担不起教书育人的责任。所以大学刚毕业时，我还是想继续追寻心中的“白月光”，为梦想一搏，打算跨专业报考北大西班牙语研究生，不幸的是最终失败了。

考研失利后，我在为后路发愁。苦闷之际我读了一些人文社科学术著作，寻求改变自身现状的可能。考虑到社会发展形势，我决定考编进学校，把这份旱涝保收的安稳工作当作安身立命之基。

也许读到这里，很多人会觉得我当老师的动机不够单纯，甚至可以说是别有心思。可这就是我，是我的真实想法！对于入编动机不够纯粹这一点，我向来不否认，因为我觉得“教师是人，不是神”。

试问一个成年人，在找工作时，哪一个不是努力在理想和现实中寻求平衡？教师是一份职业，一份稍微特殊点的职业，正因为如此，在毕业的那一年我才没有选择当老师，我怕有辱老师的使命。

而当我决定考编，决定进公立学校时，我就已经做好承担责任的准备了，并保持不断为自己充电的习惯。

你想象不到一所初中有多卷

我所在的某市重点公立学校，极度推崇衡水中学的管理方式，对学生严格管教，从学校到任课教师都层层给学生加码。一个初级中学能有多卷，作业能有多少呢？

就拿疫情复课后来说吧。学生回到学校后，每日从早上7点，学到晚上八九点，再加上疫情期间耽误了一些教学进度，所以几乎所有班级都会延长晚自习的时间，晚上再推迟一小时放学。学生在校时，中午只有一小时吃饭加休息的时间，所以累了只能趴在课桌上睡觉，晚上吃饭的时间更短。

你以为上述作息时间是毕业年级学生情况吗？并不是。我说的仅仅是初一、初二年级的日常作息。

作为一名年轻新老师，我对此很排斥，觉得这种方式有违孩子的天性。因为从读书时起，我就比较崇尚宽容自由的学习氛围，如今在校园中扮演的角色虽然变了，但快乐学习的初心并未改变。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会采用多样的教学方法和丰富的学习素材，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探求知识的好奇心，当然也不会布置很多“硬性记忆”的课外任务。

理想很丰满，现实也格外骨感。在我的课堂上，学生学习氛围比较好，课堂活跃程度高，我和学生的关系也融洽。我认为，这是我们互相尊重的结果，学生认可我的教学方式，我也认可他们的一些想法和思考，但是，这些都敌不过冰冷的“分数”带来的困扰。我所带班级学生成绩，一直处于年级中游，波澜不惊。

面对这种情况，班主任率先不淡定了，还可谓有些“上火”。在分数面前，我和学生平等的交流方式，我尊重学生率真的天性和对自由的向往，以及我那学生时代“离经叛道”的过往，都成了我带坏班级学生的“罪证”。而所谓带坏，其实仅仅是让他们变得有主见，学习不再那么功利了而已。

我自认为，教学时还是比较张弛有度，弛的是宽松自由的学习氛围，张的是学科该有的严谨性，尤其侧重培养学生分析、评价问题的能力。况且我认为初一、初二年级的孩子还没到直面中考的时候，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充分体验学习的乐趣，深入了解知识的魅力。

只要在低年级时打好了历史基础、培养了学习兴趣，初三阶段再进行考点强化学习，开始题海战术也完全来得及，这其实会更高效。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信奉集体备课、威权色彩浓厚的学校来说，这就是格格不入，即使年轻教师想要尝试，也是不被支持的。

在中考分流的大背景下，我当然也认为成绩十分重要，只不过不赞同把学生当作上紧发条的学习机器，从初一入学就让他们忙不迭地运转。但一个“卑微的副科菜鸟”老师，面对平平无奇的分数，以及班主任、老教师的冷嘲热讽，又能说啥呢？保住饭碗，认怂吧！

现在我也会给学生布置刷题任务，安排硬性指标，成绩也确实提高了一点，但不是我想要的。我觉得，这在本质上如同劣币驱逐良币一样，劣质教学方法的短期效应，驱逐了更利于学生长期发展的优质教学方法，最终吃亏的还是学生。

教师的悲欢并不相通

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重点学校的编制。原以为上岸后能够凤鸣朝阳，结果却燕巢幕上，现在过临渊羡鱼的日子。

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一个学校应该允许多样化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对新事物、新方式，不该急于否定，而是要让其充分经过实践检验。如今国家在努力推动新课改，提倡素质教育，我们却如此排斥，真的好吗？老教师和领导们一直坚持的做法，就是对的吗？

刚进入学校时，作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我还有抱负理想。遇到事情，总积极主动解决，会想办法提高工作效率，建言献策，甚至还想业务、仕途两把抓，谋得学校里的一官半职，走行政化升迁道路。

后来啊，我看开了，在僵化的体制下，这条路径是走不通的。因为要走这条路，必然要变得和他们一样，而我不想违背本心去做我不喜欢的事，更何况可能还要用自己都不满意的标准去要求别人。

我觉得除了上课外，教师还应该当过班主任，参加过很多同行间的研讨交流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全方位锻炼，成为一个成熟且全面发展的教师，职业生涯才完满。

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学校主动给年轻人提供锻炼的机会，比如让入职一两年的年轻人当班主任，再比如组织一些年轻教师的授课评比活动，或者选派一些年轻教师“走出去”，和其他优秀同行切磋。

而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就很卷了。例如要当班主任，得先有行政上的贡献才行，说白了就是多干些杂活，在领导面前积极表现，这一条要求貌似努力下还有“上位”的机会。另一条规定是必须“主科”老师才能当班主任。

很明显，本“副科”老师注定是不能当班主任了。对此，我的一些朋友们很难理解，在他们的学校有一个趋势，就是“副科”老师当班主任的越来越多，因为相对来说我们课少、时间多，精力也比较充足。

很多当班主任的朋友，每天处理一堆问题，忙得头快秃了，我却有大把闲暇时间可以支配，不过我们却互相羡慕对方的生活。当班主任累，但有选择放弃或继续的自由，也能收获班主任专属的乐趣，如同可以饱尝爱情甘苦的恋人。

在当班主任这件事上，我是那个母胎单身至今的汪汪，见过无数爱情，却从未体验过它的滋味。现在学校不给我体验“爱情”的机会，只会让我越发憧憬，偶尔无奈安慰自己“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同样，当其他学校年轻教师为各种比赛、交流活动所烦躁时，我们却压根没有参与的机会，每次都是让同一批人去参加，然后回来分享经验。

刚到学校工作时，和我同龄的年轻人比较少，同事大多都是“有家有业”之人，共同话题少。我自认为和他们的相处不是特别融洽，他们谈话的一些内容我很不感兴趣，有时候只能应付一下，或者报之以生硬尴尬的微笑。

那些和我只相差一两年进入学校的年轻老师，在我看来多少有些圆滑世故，可能我才是那个“另类”吧！

做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工作五年，我的锋芒收敛许多，如果这意味着成熟，那么我的确“成熟”了。

现在我除了认真教学外，其他做到明哲保身就行。领导在群里说的一些不着调的言论，也能积极且淡定地回复“收到”，见面时我的态度也很温顺恭敬，无论内心如何波涛汹涌，表面我仍然维持波澜不惊。

我表面功夫越做越好，可骨子里的叛逆思想还在，我也不希望它消失。我认为要想生存下去，无论在体制内外，都不能太另类。

至今，我还是希望披上了羊皮的我，能有机会做更多的事，能尽我所能巧妙帮助我的学生，而不屈服于威权。

即使对学校有诸多不满，疫情压力下，我没有勇气裸辞。好在我的物质欲望比较低，也不喜欢各种奢侈消费，所以工资方面是满意的，唯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被束缚”和“浪费时间”的感觉。我认为老师真正用在备课、上课的时间反而不多，反而大量精力被日常的行政事务所牵扯。

为了统计我在行政琐碎事务上究竟花多少时间，2019年起，我就开始记录每月上班时间分配情况。就拿今年6月来说，我在校总时长是178小时，用于备课、上课的时间是86小时，花在会议、行政文件处理上的时间是92小时。

下班后的业余时间，除了游泳、骑车之外，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看英语节目，营造语言环境。这是为了以后疫情好转，还能像之前一样出国旅游、学习。

未来如果有机会，我想出国留学、工作，尤其想去澳洲，所以我一直坚持自学英语。我想在国外当个蓝领，比如厨师、电工、公交车司机，而不是老师。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即使教育工作者的薪资水平低，要求也很高。

脱离了国内熟悉的环境，去陌生环境当老师，我怕自己更难胜任，而且我确实也有点不想承担“教书育人”的责任了。

从现实角度来说，即使国外留学可以半工半读，但是整体费用仍旧很高，所以如果我出去的话，注定是要舍弃我在国内的一切，然后在异国他乡从头再来，成功了还好，如果不成功那回来时必定是身无分文，万事还要重头开始。

不过以后的事，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