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悖论之一：作家要“讲真话”，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莫言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作家。2003年3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莫言发表了自己的豪言壮语：

“我想，时至21世纪，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作家，他应该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他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他的写作，他应该为人类的前途焦虑或是担忧，他苦苦思索的应该是人类的命运，他应该把自己的创作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有价值的。”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本人从莫言的小说、散文、演讲词等各类作品中并没有感觉到这种“哲学的高度”。反而发现，他的言论中存在着许多前后矛盾、难以自洽的成分。而在哲学上，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悖论”。下面本人分析一下他的最著名的悖论：作家要“讲真话”，文学“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后一句话是引起很大争议的言论，人们往往忽略了前一句。但莫言的拥趸者好拿此话作文章，认为莫言是讲真话的作家。

2005年，莫言在香港公开大学接受荣誉博士的仪式上，发表演讲时说：

“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最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那么这个作家就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地影响文学的品格。”

关键句：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最宝贵的素质。

下一秒又说：

“我有一种偏见，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

关键句：我有一种偏见，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为什么说是悖论呢？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同一体，都具有两面性。自然界中有风调雨顺也有旱涝灾害，每个人的成长中有顺境也有逆境，国家的建设发展亦是如此，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满目疮痍，一穷二白。国门外还有豺狼虎豹虎视眈眈。新中国成立刚一年，美国的大炮就打到我们的国土上。中国人民倾全国之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一战就是三年，不仅牺牲了近20万年轻的生命，还耗费了60多亿的财富。之后，毛主席为代表的第一代共和国的领导人殚精竭虑，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短短的二十年多年里取得的震惊世界的成就。

弱国无外交，但70年代美国、日本元首相继访华，主动结交，实现邦交正常化。这是因为我国拥有了两弹一星，拥有了完备的工业体系，拥有了强大的国防建设，跻身世界强国了！

要说在这个过程中，党的领导工作有没有出现问题？当然有。但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浮夸风，还是毛主席主动承担了责任，平息了风波，统一了思想，纠正了错误。

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从上学到工作，每年都要进行年终总结。总结的种类不同，但基本项大致相同，不但要总结经验与还要总结存在的不足。其实，党和国家也在不断地总结。在总结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不断前进。正如毛主席所说：“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莫言说，作家要“讲真话”。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他能够“讲真话”，那就会摈弃自己的偏见：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真实地反映新中国的创业史，辉煌的成就与艰难的里程；他就会热情歌颂伟大时代的人和事，表现人们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所迸发出来的真善美；表现人们是怎样克服困难，战胜弱点，纠正错误，继续前行的。

在这里我没有说“暴露”。毛主席在《讲话》中说：“文学艺术歌颂与暴露都需要，问题是对什么人。”

对敌人要“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坚决打倒他们”。对于人民大众、人民军队、人民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

毛主席又说：“人民也有缺点”，文学艺术应该反映他们改正错误的过程，而不应该“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

不说暴露，指的是不对人民不能用“暴露”的态度。1972年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了一部纪录片《中国》，影片整体上没有表现出社会主义中国的真实面貌。比如，原计划去拍红旗渠，但他的团队趁人不注意，到了当地农村。在一个表现社会主义农业的猪圈的镜头中，一群猪懒洋洋地趴在猪圈里，朝着镜头呆呆地摇头晃脑，而响亮的背景音乐却是“文革”中最红火的革命歌曲：“中国人民正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挣脱三座大山的压迫，昂起首来……”把我国描写得贫穷、落后、愚昧、灰暗，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形象。

资本主义国家的导演要暴露中国的落后，是由他的立场所决定的。遗憾的是莫言固守着自己的偏见，认为“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在《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作品中，不惜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混淆了好人与坏人的界限，没有道德观念，颠倒黑白，是非不明。这不是让亲者痛，仇者快吗？

为揭露而揭露的作品，背叛了作家要“讲真话”的诺言，其结果正如莫言自己所说“说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地影响文学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