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不需要“网红”发起的舆论审判

一个真正的记者与一个超级“网红”的区别在哪里？

一个有良知的记者，在他的职业生涯里，通过明察暗访，收集证据，建立严密的逻辑链，去关注社会中大多数人还没有关注的重大敏感问题，最终通过揭露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倒逼一个领域内工作的改善，让中国变得更好，利国利民。很多记者，严守新闻职业道德，不管做了多么重大的报道，但从不借此包装自己，真正做到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一个“网红”会做什么？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做深入调查，去建立严密的逻辑链，他会把社会上广为流传的真真假假的信息，拼凑在一起，用最能刺激大众情绪、最能收割流量的方式，去制造热点、爆点，然后让自己出名，让自己和自己身后的人得利。至于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他根本不在乎，因为事实和逻辑是为真相服务的，真相是为国家和社会进步服务的，而“网红”只要流量，只要打赏，只要平台给的“激励”，他要的是个人名利双收。“网红”不怕争议，反而天天在网上制造争议，因为争议会让他越来越红。

同样是“批评”，一个有良知的记者和一个做“流量生意”的网红最大的区别在于，有良知的记者，能够通过自己的深入报道，用事实和证据说话，把副部级官员送进监狱，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而一个“网红”，他可以煽动善良的人们，去攻击一个人、一家企业，但却提供不了任何有意义的信息增量，根本无法让国家有关部门去立案、调查。“网红”最擅长的是发起舆论审判，今天要搞倒这个人，明天要搞臭那个人，但并不会为这个国家创造太多的价值。而且，一个聪明的“网红”，往往对舆论场有着无比敏锐的嗅觉，打谁、捧谁，他心里清楚得很，所以他要做的就是“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这样既安全，又能沽名钓誉，稳赚不赔。

如果一个“网红”，三分宣扬“正能量”，七分搞“低级红、高级黑”的东西，他就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对国家、对社会的最终伤害就越大。

我一直坚信，头顶三尺有神明，多行不义必自毙。

人到中年，我们必须接受，坏人会在一时一地大行其道，但是，朗朗乾坤之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恶人自有恶人磨”。

如果我们坚信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那就把剩下的全部交给时间。

我们老家有句话：“雪地埋人，久后自明。”

今天，重发一篇老文，兼谈新时代的舆论监督，有删节。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为这样的新华社记者、为这样的新华社点赞

原创 明叔杂谈 明叔杂谈 2021-01-28 13:22

王文志，公开身份是《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经济参考报》是新华社社办报刊，报头是由邓小平同志当年亲自题写的。我自己跟《经济参考报》的同事有过很多交往，曾经也在该报写过专栏文章。

我跟王文志没有直接交往，但多年来，对其为人、写稿钦佩有加。

我列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有感知了：

——2013年和2014年，王文志多次举报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副部级）涉嫌贪腐。到2017年6月1日，宋林因贪污、受贿案，获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万元。

——2015年，王文志公开实名举报“中彩在线”的贺文隐瞒监管部门，利用职权向自己暗中输送20亿元的利益。2016年，贺文及其妻子被带走调查。

——2020年，王文志报道青海祁连山非法采矿，涉事企业负责人被控制，青海省副省长文国栋主动投案。

一个记者，在短短几年中，能干下这些“大事”，其背后调查、采访、写作的艰辛，其面临内外部种种压力之大、挑战之多，外人难以想象。

但据我所知，这些都只是王文志从事舆论监督报道的“冰山一角”。通过这些代表性事件可以看到，王文志不惧权势，敢于发出正义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王文志调查、采访、成稿极其扎实和严谨，舆论监督报道所到之处，基本都有明确的“实锤”。

在中国，做舆论监督报道，实际上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局外人”，从王文志、李金红的报道，以及《经济参考报》和新华社上下对记者本人及其报道的支持，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迹象。这种迹象的背后，是新华社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党和国家负责、对事情的本质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

关于中央媒体从事舆论监督，近年来存在一些误区：

第一，有些人认为，舆论监督会影响党和国家的正面形象，与倡导正能量的报道方向与原则不一致；

第二，少数人不愿意“得罪人”，甚至在经济和现实利益面前，搞“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最后导致中央媒体的地方机构“地方媒体化”，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从监督和协调并存，转变为只有协调、没有监督，这不仅有损中央媒体的声誉，也有违中央对这些媒体机构的定位；

第三，有些人认为，对于问题，只需要通过内部报道反馈就可以了，不需要通过公开报道来“炒作”。

我认为，上述三个观点都有失偏颇。

首先，在新闻战线，我们必须坚持正能量、主旋律的基调不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媒体不能关注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阴暗面。恰恰相反，对假丑恶的揭露，实际上有利于提高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公信力，实际上有利于推动各种现实问题和矛盾的化解。这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客观、理性、扎实的舆论监督，也是一种正能量，因为它会让人民群众看到党和政府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诚意和自信，也会让人民群众更加拥护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

其次，中央媒体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定位，以新华社来说，多年以来一直流行一个说法，那就是要做党和国家的“耳目喉舌”。这就意味着，新华社不仅要传递主流声音、唱响主旋律和正能量，也要做到“耳聪目明”，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再利用中央媒体的影响力，推动全社会关注这些问题，最终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内部报道和公开报道并不矛盾。通过内部报道，可以让有关方面充分了解事实真相，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但公开报道对于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凝聚全社会对于某些问题的关注和解决，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网络媒体发达的今天，公开报道的重要性有增无减，对于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现实问题、增进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新时代搞好舆论监督报道，必须坚持两个原则;

第一，坚持大局观。记者和媒体都要认识到，舆论监督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要为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其出发点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中国的方方面面变得更好。所以，舆论监督不能走煽动公众情绪的路数，更不能因为舆论监督，激化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舆论监督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建设性的原则，其根本目的是帮助党和政府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增进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信任与理解。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舆论监督，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也常常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记者的调查一定要深入，采访一定要周全，成稿一定要慎重，落笔成文，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能经受得起事实与逻辑的考验。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不冲动、不冒进，平实、理性、客观的舆论监督报道，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希望有关方面，对新华社这样的中央级媒体在舆论监督报道方面，多一些指导，多一些信任，多一些包容，因为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让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

对于所有被监督的对象，也要有一种大局观，存在问题并不可怕，一味护短、不能有错就改，才是真正可怕的东西。对于任何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来说，通过舆论监督发现自身问题，然后去不断改进，这是一件好事，所以古人才说“闻过则喜”。

今天的中国，总体上政通人和。从官方到民间，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但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问题、没有短板，“矛盾是永恒存在的”。户枢不蠹、流水不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舆论监督有利于全社会自我更新和进化，从而保持“不腐”、“不蠹”的状态，这跟华为所说的“避免熵增”其实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