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银行查账发现周总理一笔巨额存款，调查结果令人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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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

中行进行了一次内部审计盘点，这次盘点中，一笔12000英镑的存款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这笔钱是1967年7月8日存入中行的，户主，是周总理……

工作人员不敢自专，赶忙上报领导，领导又上报领导，如此层层请示。

这才引出一段，尘封已久的，令人飘泪的动人往事！

（一）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

华夏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理的头脑停止了思考，享年78岁。

从此，当我们单说“总理”这个词的时候，一般都是特指“周总理”。

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同志在病房旁边的会客厅，

向来医院吊唁的领导同志们公开了总理的医嘱，

遗嘱一共三句话：

后事不要搞特殊；
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不要保留骨灰；

邓颖超对领导同志们说：“撒掉骨灰，是恩来向中央提出的最后一个请求。”

但最终，领导同志们商议过后，形成了统一的意见：遗体告别仪式不能不搞，追悼会也要开。

至于要不要保留骨灰，在场诸位并不敢做决定，因此需要请毛主席批示后再做决定。

此后的故事，大家就很熟悉了 ——《十里长街送总理》，联合国成立31年首次降半旗……

大家都很清楚，总理无比清正，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比之历史上的诸葛武侯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理去世后，工作人员们整理了总理夫妇的个人财产 —— 总理的收入来源很单一，就是工资收入，以及工资存在银行产生的利息。

当时，总理的工资是400.8元，邓颖超同志的工资是347.5元。总理对存款有一个规定——只要存够5000元，如无急用，便拿去交党费

总理病逝后，夫妇二人在银行的总存款，一共5709元，除此之外再无其它财产。

总理有十里长街，总理没有个人财产；

总理有百万群众挥泪送，总理没有子女承膝……

既然如此，中行账户里，这记在总理名下的12000英镑，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

有12000英镑，记在周总理名下的存款，它难道是周总理的个人存款吗？

工作人员不敢自专，赶忙上报领导，领导又上报领导，如此层层请示。

上级领导知道后，也非常震惊和重视，要求中行对此展开彻查，

必须弄清楚，这笔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不是周总理的个人财产？

这才引出一段，尘封已久的，令人飘泪的动人往事！

事情，要从二战说起。

当时是1940年，德国人决心发动海狮计划，首先便进行了“伦敦大轰炸”，曾是世界上最繁华都市的 “雾都” 伦敦化为一片焦土。

在轰炸中，许多企业被迫停业，甚至倒闭，商业活动几乎停止，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一个名叫多利的22岁英国女孩因此失去了收入来源。

当时，唯有中行开设在伦敦的分行仍然在顽强营业。因为这家银行承担着中行在英国、欧洲大陆以及英属非洲的全部业务，还要负责同英国的经济对接，因此不得不顽强经营。

为了有面包果腹，为了生存下去，多利来到了中行求职。

当时，很多中行的雇员也因为德国人的轰炸，不敢上班。所以中行也是极度缺乏人手。工作丰富的多利，可是给中行解了燃眉之急。她很快被中行聘用为出纳，负责给国民政府在欧洲的工作人员、中国海外船只的海员、中行的工作人员等等发放工资。

多利知道中国国内正在艰苦抗战，因此她经常劝说中行的雇员们少在英国挥霍消费，多存一些钱，捐回国内支援抗战方是正道。多利也尽自己的全力，向英国争取减少捐款的汇款手续费。

当时，设立在中行伦敦分行的募捐箱总共有两个，一个是蒋的夫人，宋美龄设立的；一个是红会设立的。

多利女士回忆说，当时管理人经常从募捐箱里面盗取资金，而且她确信，蒋夫人的募捐箱最后肯定都得进国民党官员的腰包。因此，他只把红会的那只募捐箱留在了柜台上，把蒋夫人的那只藏在了柜台下面。

没想到，这下可是惹恼了顽固派驻英国的募捐官员，他们给中行施压，要求开除多利。这个时候，一个叫刘本昆的人站了出来。

刘本昆毕业于清华大学，1943年被派遣到伦敦工作，工作能力强的刘本昆可谓是分行领导的左膀右臂。

在刘本昆的帮助下，多利并没有被开除。二人也因此事坠入爱河，并于1949年结为夫妇，多利也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 ——刘道蕊。

这12000英镑，是刘道蕊夫妇的吗？如果是，为什么又会进入总理的账户名下呢？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人民政府接管改组了中行。

中行的改革非常迅速，在同行中率先完成了改组，并最早电报海外所有分行 ——冻结全部海外资产，等待人民政权的接收。

同时，台湾也有一个所谓的“中行总部”，这个总部也向全球分行发报，要求这些分行接受他们的管理。

两方的电报拍到伦敦，即刻变成了伦敦分行的滔天波澜！

伦敦分行很快划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股势力，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一派选择听从人民政权的号召，而另外一派则决定响应老蒋。

而分行的领导呢？他倾向响应老蒋，因此不但不愿意接受中行新总部的领导，还准备把分行管理的外汇转移到台湾去。

刘本昆知道此事之后，非常着急，赶忙和4名核心员工组成了5人起义小组，准备夺取分行的领导权。他们一面控制住伦敦分行，一面给北京拍去电报，电报只有一句话：我们和人民站在一起！

刘本昆还亲笔给北京写了一封信，信中告知北京：我们已经按照中行总管理处的要求，以中行的名义，在伦敦汇丰银行开设了一个英镑账户。如欲使用该账户的钱，必须有起义五人小组中至少一人的签字才有效。

就这样，起义小组成功地控制住了分行的领导权，保住了珍贵的外汇。北京则发报，任命刘本昆为分行襄理。

随着战后英国经济的恢复，伦敦分行的业务也蒸蒸日上，刘本昆、刘道蕊夫妇的日子也越过越好。她们在伦敦买下了一间公寓，出门还有小汽车代步。

虽然有很多人羡慕夫妇二人的生活，但刘本昆更想回到祖国的怀抱。

（四）

在1972年新中国和英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之前，两国只是互设有代办处。刘本昆则经常带着妻子，到代办处去，在那里看了很多关于国内的电影和新闻。

看到国内百废待兴，老百姓生活困难，刘本昆并不愿意就在英国安享富贵。他决心回国去建设祖国，但他并不知道该怎么和刘道蕊讲。

但，刘道蕊却是深明大义，她苦苦追问，问出了刘本昆的心声。他并没有嘲笑刘本昆“傻”，也没有表现出为难。而是决定和刘本昆一起去中国，去中国建设社会主义。1957年，她放弃了在英国的优渥生活、放弃了英国国籍，并加入了中国籍。

刘道蕊加入中国籍后，秋天，夫妇二人向总部申请，调回国内工作。但总部考虑到二人从二战时期就在英国工作，前期积累无人能替代，因此回信希望二人能继续在英国工作一段时间。

结果这一继续工作，就是10年。

1967年，总部终于同意了刘本昆的申请，调二人回国工作。夫妇二人立刻降价出售了在英国的一切资产，轻装回国。

1967年的6月，周总理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信中所言如下：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通过银行给您汇去12000英镑，这些钱是我们这些年来从工资内省出来的。我们早打定主意，要把这些年的积累捐献给国家，用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应该通过何人把这笔钱交给国家才算稳妥，因此冒昧拜托于您，因为我们相信您。

随信而来，还有一张12000英镑的汇票。

总理读过信之后，立刻批示道：这是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尽快查明捐款人，将捐款退回去。

然而，信和汇票从英国来，哪里是那么容易查到的呢。12000英镑是一笔巨款，查访失败后，工作人员只得先以总理的名义把钱存了起来。好巧不巧，存的银行正好是中行！结果这一存，就是30年。

前因后果在30年后真相大白，调查报告送到了上级那里。上级批示道：找到刘本昆和刘道蕊夫妇，按总理当年的批示，将捐款和利息退还给他们。

尾声

1967年随丈夫刘本昆回到北京后，兢兢业业的刘道蕊9次被银行评为先进工作者、12次被评为标兵、3次被评为全国劳模。

60多岁时，她用英文写下了一份入党申请书。1986年，正式获批加入了我党。

1997年，香港回归。

同时，工作人员敲开了已经退休10余年的刘氏夫妇的家门，退回当年的捐款。

但二人并不愿意收回捐款，最终，他们和中行的领导商议，用这笔钱成立一个基金会，用来表彰和奖励银行的优秀员工。

基金就叫“刘本昆基金”，同年8位青年职工成了第一批刘本昆基金的获得者。

今天就讲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图文 编辑| 麻辣历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