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钱穆撰写《国史大纲》不易，这是实情。但其中故事，乃至细节，却有颇多出乎人们想象之处。
史学大家钱穆在抗战中杀青上下两厚册《国史大纲》后，又写了一篇被陈寅恪称为近世“一篇大文章”的两万余言的《引论》作为前言。文后注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钱穆记于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此宜良即在云南昆明。这一年是1939年，钱穆在宜良岩泉寺待了整整一年，写出了这部内容厚重的通史性著作。大凡读过或翻阅过《国史大纲》的读者，只要想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多半会想当然以为作者为写这部著作，一定不思饮食、苦不堪言……加上又是寄寓在寺庙，更可能认为作者在写这部书的日子里，日子一定过得像个苦行僧，好像不渲染一下痛苦或“励志”的经历，就配不上这部著作日后的声誉和影响。
平心而论，钱穆撰写《国史大纲》不易，这是实情。但其中故事，乃至细节，却有颇多出乎人们想象之处，甚至不夸张地说，还会因此颠覆我们对于“励志”的认识。从而让我们明白，有时作者在写作的同时，依然可以沉浸于大自然，边享受着它的博大和幽静，边与自己内心的定力，以及日常柴米油盐相交织——这同样也不失为是一种“励志”。就像钱穆起意撰写《国史大纲》，是接受新月派诗人、后为西南联大教授陈梦家的建议，而并非他一直念兹在兹、不写便放不下的执念一样，他与宜良岩泉寺的交集，同样出于偶然。那是有一天，钱穆与友人去宜良岩泉下寺游览。到得这里，忽然就被吸引住，一时竟流连忘返，心想如能在这寺院里待上一年写《国史大纲》多好。结果他抱着试试的想法进寺和方丈一说，没想到方丈竟答应了，而且方丈还担心钱穆不知寺院生活的清苦，特地提醒他说：“寺中皆蔬食，恐于先生不宜。”但钱穆看上这里的读写环境，不在乎其他。就这样，不日他便住进了寺院。
钱穆住进寺院后，方丈还是请了一位女佣张妈，根据钱穆的费用支出，为他提供日常膳食。在钱穆印象中，“张妈烹煮既佳，又中晚两餐蔬菜必分两次在近寺农田购之，极新鲜”。因为可以为钱穆单独起灶，所以偶尔张妈还会为钱穆买只鸡，改善一下他的伙食。钱穆说，“余伙食既安，每晨餐后必出寺，赴一山嘴，远望宜良南山诸峰。待其云气转淡，乃返。晚餐后，必去山下散步。由山之东侧转进一路，两旁高山丛树，夹道直前，浓荫密布，绝不见行人。余深爱之。必待天临黑前始归。后遇日短，则在晚饭前去”。若仅看这些，是不是觉得钱穆悠然见岩泉，像是在怡情山水，修身养性。但他紧接着就交代：“除晨晚散步外，尽日在楼上写史纲，入夜则看《清史稿》数卷，乃入睡。楼下泉声深夜愈响，每梦在苏锡乡下之水船中。星期四上午应昆明各报馆约，必草星期论文一篇，轮流分交各报。是日提早午餐后，赴距山八华里之火车站，转赴昆明。星期日一早返。”原来除了山中散步，除了撰写《国史大纲》，钱穆每周还要轮流给多家报纸写星期评论，写好后又要亲自下山跑快递送去报社。
写《国史大纲》这样通史性的著述，当然少不了参考资料。为此，钱穆又要每星期“至（宜良）县立中学访其校长，得向其学校图书馆借书。有二十五史，有十通，所需已足。每周来更换”。宜良县立中学除了有珍贵史籍，校园中还有盆景，且不乏“有百年以上之栽品，亦如在苏州所见”。可见钱穆身居山寺中，但是研读、写作、赏景三不误。难怪多年后，钱穆回忆起来，仍不由感慨道，在宜良岩泉寺“尽日操笔，史纲一稿，乃幸终于一年内完成。回思当年生活亦真如在仙境也”。
（陆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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