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准痛点为民众生育压力减负

言咏/文 近期促进生育的政策可谓紧锣密鼓。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系统性地提出了20项具体措施。随后，各部门也明晰了一些政策，比如，探索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未婚已育女性领取生育补贴不需要结婚证；辅助生殖技术项目将按程序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等等。

这些政策都旨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从上世纪80年代的限制生育到如今的鼓励生育，背后是生育率持续走低以及人口老年化的趋势。2021年中国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今年8月，国家卫健委在《求是》杂志发文，指出中国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十四五”期间将进入负增长阶段。这是中国官方首次确认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

人口政策因时而变的转向值得肯定。但是，新政策能否扭转低迷的生育率，进而促进人口结构改善，首先有赖于是否抓住了阻碍生育意愿的痛点。其次，政策的影响是不急不徐的慢功夫，切勿急功近利，创造鼓励生育的条件，也保障个体选择不生的自由。再者，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提前梳理问题并谋划解决，而不是等出现问题再被动应对。

中国在2016年和2021年相继开放二胎和三胎生育，然而并没有扭转人口下滑的趋势，出生人口从2017年的1723万人下滑至2021年的1062万人。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生育意愿？

高企的养育成本恐怕是阻碍人们生育的最主要原因。这其中包括经济成本也包括时间和精力成本。现在养育孩子已经不是过去添双筷子加个碗的观念，无论城乡，父母都希望为子女提供能力范围内最好的教育，教育支出是一笔大钱，父母更愿意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有限的孩子身上，而不是多生孩子摊平资源。在养儿防老需求日益走下风的当下，年轻人也不愿意多生孩子影响当前的生活质量，比如让住房变得更拥挤、降低旅游或日常消费的预算等等。随着这三年持续疫情的冲击、对整体经济形势预期的下滑，养育孩子经济上的压力变得越发显著。坦率地说，一个家庭做出多生一个孩子的决定，一定是建立在对未来生活日益向好的明朗预期之下的，甚至可以说生育二孩或者三孩是一个家庭对未来投下的信心一票。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实打实地降低养育相关的直接成本，并且让年轻人感受到对未来的信心是关键。

更何况，除了经济成本，养育孩子也会带来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的付出。一个孩子从婴儿长大，依靠的是照料者日以继夜的陪伴和抚育。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女性的承担尤为沉重。她们因生养孩子而失去的职场进取的机会以及个人生活的自由，被社会学家称为“母职惩罚”。这种矛盾让越来越多的女性拒绝多生甚至干脆不生。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的增高，这样的趋势越发明显。这是发展的必然，但不是发展的“代价”，我们不能把女性推回家庭，只能通过让社会和男性在养育上承担更多的责任，让女性背负的“母职惩罚”小一点，才能提高她们的生育意愿。

无论如何，政策的发力点都应该是围绕建构对生育友好的社会，让人们愿意生、也敢于生，但同时要保障人们生与不生的自由，鼓励生育的政策切不可扭曲。今年2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曾发文提到“开展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减少青少年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这一表述引发舆论的热议：以后会不会限制人工流产？有关部门后来澄清这是为了减少人工流产给女性带来的伤害，保护生育力，但舆论的关注也反映了人们对政策扭曲的担心，政府要看到民众的关切。

人口问题确实是国之大事，事关国家未来的发展，也事关个体的切身利益。政府要厘清痛点所在，在尊重个体和家庭基本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务实的政策为民众的生育压力减负，也要探索未婚生育者平等权利如何保障、单身女性冻卵需求如何对待等新时代的新问题。我们当然乐见政策的合力能影响公众的生育意愿，但是，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同时我们也要做好“如何与老年化社会共处”的解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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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咏经济观察报版组主编

评论版主编
武汉大学法文系毕业。08年入职机动记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