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抗日战争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是中国在抵御外敌战争上第一次取得了胜利。
因此,很多军事学家和相关人士都喜欢针对这个话题,展开专门的研究并且出版相关书籍和著作。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长篇》这本书就是其中之一,该书通过大量的史料向读者呈现出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对于这本经典著作的问世,那就不得不介绍一位我党的重要军事专家——郭汝瑰。
雄才谋略得到了赏识
郭汝瑰是一个充满传奇经历的人,他曾是蒋介石的眼里的“军界精英”,可是当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他却成为了老蒋称口中的“最大的共谍”,两个如此南辕北辙的身份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立志要精忠报国的郭汝瑰来到了一线的战场,成为了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的下属,担任第18军14师的参谋长。
淞沪会战爆发,郭汝瑰与14师将领一起奉命驻守关键要道南、北塘口,后临危受命成为了24旅代理旅长,率领部下与日寇激战了七个日夜。
这一战不仅让郭汝瑰有了抗日英雄的头衔,而且还得到了陈诚的赏识,成为其嫡系部队54军的参谋长。
在郭汝瑰随军退守武汉期间,日军又发动了武汉会战,在这次战役中,他善于谋划的才能更是让陈诚刮目相看。
结合南京保卫战失利的教训,蒋介石当时已经准备要采用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打算在武汉的周围修筑环形工事,死守武汉。
可是,就在作战命令即将下达的时候,郭汝瑰站出来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作战方案存在一定问题,一旦实施武汉很可能会重蹈南京的覆辙。
为了不让南京城的悲剧再一次上演,郭汝瑰提出如果想要守住武汉,必须利用周围山脉的有利地形,在外围与日军展开作战。最终郭汝瑰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国民党部队重新做了军事部署。
此战的结果可想而知,不仅达成了战前的战略目标,而且国民党的部队还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此战以后,郭汝瑰成为了集团军级别的参谋长。
1942年,因为指挥得当,他带领部队在长沙会战中,以少胜多击退日本王牌部队,再一次获得国民党上层的嘉奖和重点培养。
不久后,军事才能突出的郭汝瑰被陈诚派到了国际研究院任委员。当时的研究院集中了蒋介石心目中的所有精英,而且这个研究院主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国民党高级指挥官。
如果说,这时候的郭汝瑰只是证明了自己在军事方面是异于常人的精英人才,那么1943年5月,他再一次粉碎了日军对鄂西速战速决的作战计划,则让他彻底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1945年3月以后,郭汝瑰逐渐向了权力的中枢靠拢,来到一个实权的部门,开始担任军政部军务署署长。
秘密传递重要的情报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汝瑰发现蒋介石在国共谈判期间,开始秘密往沿海城市运兵,很快他就将这个情报透露给了共产党。
不久后,《国军战斗序列》方案书也被郭汝瑰一字不漏抄了下来,秘密交给了共产党,为我党的军队部署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
作为国民党高级官员的郭汝瑰为什么会把这些绝密的情报都传递给了共产党呢?
郭汝瑰早年是黄埔军校的学员,当时的黄埔军校里有许多政治教员都是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思想和我党的大政方针自然就能在学校里秘密传播,郭汝瑰在了解到了这些内容后,渐渐地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
蒋介石发动了“4.12政变”后,他彻底看出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终于在1928年5月8日,经过同学袁镜铭的介绍秘密入党。
按照组织的部署和安排,郭汝瑰开始了自己的潜伏任务。
1930年4月,郭汝瑰奉命率领部队驻扎在湖北的花园、广水一带。期间,他配合红军游击队进行革命,不幸的是,在这次行动中,袁镜铭被捕后惨遭杀害,因此郭汝瑰与党组织也失去联系。
当时蒋介石一直在大肆抓捕共产党,为了避风头郭汝瑰跑到了日本陆军学校进行深造。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才回国加入到了国民党的军队,前往抗战的一线。
抗日胜利后,在黄埔同学任逖猷的帮助下,郭汝瑰再一次联系到了党组织。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考察,在确认了郭汝瑰的坚定立场后,组织马上派出了重要干部董必武与其会面。
两个人一见面,郭汝瑰就表达了想要恢复党籍前往延安的想法。
当时的董必武先是笑了笑,然后告诉郭汝瑰,希望他能够从长远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现在的处境,而且还表示我党需要他留在这里开展情报工作。
在听了董必武的一番话以后,郭汝瑰丝毫都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解放战争彻底打响,军事能力突出的郭汝瑰当上了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实实在在地站在了权力的中央,此后国民党内部很多绝密的情报都是通过他传递出来,送到了我党的手里。
怀疑别人与被人怀疑
蒋介石发动了内战以后,他所制定的绝大多数作战方案都会经过国防部作战厅人员之手,而且其中很多方案还是身为厅长的郭汝瑰直接参与制定的。
那么,身居高位的郭汝瑰是如何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传递情报,还没有被怀疑呢?这全要归功于他高超的演技。
潜伏期间,他准确地抓住了国民党的关键特点,喜欢搞内斗、喜欢互相打小报告、没有一点儿团结精神,按照这些特点,郭汝瑰对外重点给自己塑造了如此的形象。
国民党内部有一个叫做刘斐的人,总是跟郭汝瑰过不去,郭汝瑰为此非常恼火,后来她直接就跑到了蒋介石那里告刘斐的黑状。
刘斐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也是身居要职,自然也能接触到国军作战计划的详细内容。
在解放战中,国民党节节败退,很多战略部署都能被预判,尤其是淮海战役我军大胜后,蒋介石觉得内部有问题,决定要着手彻查内奸一事。
国民党内部了解作战计划的人只有那么几个,刘斐也在其中。
郭汝瑰找准机会,给刘斐找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其中一个最严重的罪名就是“共产党”。
蒋介石是一个心思很缜密的人,他知道郭汝瑰与刘斐两人一直不对付,当他发现郭汝瑰说出的罪名明显是在抹黑刘斐的时候,只能安慰他一番,然后把他打发走了。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刘斐后来竟然也用了同样的方式自导自演,跑到了蒋介石面前说了很多郭汝瑰的坏话,但是这些并没有让蒋介石产生任何怀疑。
其实,这是一个“乌龙”事件,郭汝瑰和刘斐他们俩是一路人,都是我党秘密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同志。
为了潜伏人员自身安全和情报组织安全的考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很多情报人员之间不会产生任何交集,所以他们自然就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
不过因为他们俩相互给对方扣黑锅,蒋介石从此就十分坚信他俩都不是“共党”。
直到郭汝瑰带着部队起义,逃窜到台湾的蒋介石才意识到自己被狠狠地打了脸,站在海峡对面对郭汝瑰是破口大骂。
致力于军事历史研究
1981年,杜聿明病重卧床不起,命不久矣,郭汝瑰也跟随着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同僚”,一起来到他的床前探望。
杜聿明看着坐在他身边郭汝瑰,最后一次询问道:“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随后,郭汝瑰用“属于政见不同”几个字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其实,也就是在杜聿明去世的前一年,中央组织部在接到郭汝瑰写的信件,经过评估才再次批准他入党,从此他的身份才得到了认可。
新中国成立之初,郭汝瑰先是前往四川,担任了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后来又成为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一名教员。
晚年时期的郭汝瑰依旧坚持着两袖清风的生活状态,他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对于以往战争年代的往事更是淡然处之。他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和同事们在一起写作、一起辩论并分析问题。
1966年,叶剑英来到了军事学院,提到了希望开展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研究,编写反映历代战争的书籍。
紧接着,学校很快就组织身为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的郭汝瑰等人开展这项工作。
然而,不久后发生的一些特殊事情,研究人员和写作组都解散了,收集一些材料也都找不到了,就连南京军事学院也停止了教学的活动。
动荡结束后,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将军的支持下,以前参加研究的成员再次组成了一个四十多人的写作班子,其中就包括田昭林、王蜀生、王宴清、郭汝瑰等人,开始着手进行《中国军事史》的编写。历经十载,该书于1991年出版。
在《中国军事史》刚刚敲定最终发行的版本,但是没有正式印刷期间,郭汝瑰冒出了一个想法,他打算把有关抗日战争的战史也撰写成专门的著作,这个想法一提出就得到了写作组部分成员的认可。
1990年,郭汝瑰前往北京,将这个想法汇报给了张震将军,并且还表示之前用于《中国军事史》编写的经费还剩下小部分,如果要继续编写其他著作,剩下的资金他想办法去筹措一些捐款。
张震将军听后,马上就打断了郭汝瑰的话,当时就表示十分支持这件事,而且跟他强调经费也不需要去找人捐助了。
很快,在张震将军的协调下,国防大学拨了一笔专门的款项用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长篇》的写作。
1996年,在写完该书的前6章后,88岁的郭汝瑰被诊断患有了脑血栓。不知道是医学上的奇迹,还是郭汝瑰生命力顽强,不久以后他就康复了。
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1997年10月郭汝瑰因为遭遇车祸不幸去世,享年90岁。当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史长篇》的撰写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而且在同年内就可以交付印刷,但是他却没能亲眼见证。
结语
回顾郭汝瑰的一生,他在早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立下救国救民的宏图伟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奋勇杀敌,有勇有谋,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解放战争期间,他运筹帷幄,传递情报,为解放战争做出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投入军事历史研究和书籍的编写工作中。
本来可以享受高官俸禄、荣华富贵,但是郭汝瑰却选择了一条艰难无比,充满危险的道路。他的经历和所作所为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信仰的力量,什么是理想的光芒,什么是不忘初心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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