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敢打市委书记巴掌的乞丐救了新中国，还曾是国内首富

他身上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他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资本家”，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

虽然目不识丁，还被人叫作傻子，却在那个连“万元户”都极度稀缺的特殊时代，创下了百万家产。

他一生四次婚姻，三次入狱，被万人责骂、唾弃，却三次被邓公点名保护，他也每每感慨邓公是他这辈子最亲的亲人。

现在，三只松鼠，良品铺子、百草味等品牌的坚果类食品，依托互联网的力量，火爆畅销。

可是作为开山始祖式的“老字号”，在那个还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它就火遍大江南北，甚至远销外国，可谓“国内坚果炒货第一品牌”。

一粒小小的“瓜子”，竟然让邓公三次发话，为他'排忧解难'，为他绿灯放行！

这粒瓜子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而这个傻子、乞丐竟然最先带动了一个城市的崛起。

1991年5月，安徽芜湖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质问他有没有借着工作的名号，侵犯10名女工？

他不屑一顾的回答“不止10个，是12个！”

这个口吐狂言、怒怼法官的中年人，就是“傻子”年广久。

“你给我凑足大满贯，我不如给你凑一打！”

这莫须有的“流氓罪”，虽然年广久以如此激进蔑视的态度表达愤怒，还是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1992年3月13日，芜湖市委大礼堂。

一位市委领导紧紧握着年广久的手，关切地问候他“老年，你吃苦了！”

此时的年广久，面色极度憔悴，他刚出监狱，就被送来参加这场“接见会”。

从1989年8月，从“挪用公款”、“贪污”罪嫌疑被捕，到后来经济问题指控被撤销，改判“流氓”罪，这个年近花甲的老人稀里糊涂的在不见天日的牢房里，待了3年的时间。

坐牢期间，因为邓公的一次讲话，年广久得以无罪释放。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这是1992年初，邓公在南巡中的一段讲话（已收入《邓选》第三卷），也是他在公开场合第三次谈到傻子瓜子的问题，就是这次讲话，为在牢狱中受苦受难的年广久带来了一线生机。

然而，1989年的被捕入狱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3年里，家大业大的年广久失去了一切，时至今日，这位年近89岁老人的悲哀与风光让所有人都唏嘘不已。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年广久五味杂陈。这一刻，几十年来，一路走过的点点滴滴、幕幕往事，忽如回放般地浮现在他眼前……

艰辛的创业之路

年广久1937年出生在安徽蚌埠的怀远县。因淮河水灾，年家一路逃荒乞讨到了芜湖。

远离故土、无依无靠，他们在生活十分凄苦。年广久9岁起就随着父亲在街头叫卖水果，不久后，父亲不幸病逝，他就和母亲一起摆地摊养家。

“利轻业重，事在人和”是父亲留给年广久的遗训，他一直谨记于心。

他总是让人“先尝后买”，不满意不要钱。做生意几年来从来没有客人回来找他说少了秤，少找了钱。

相反的，他总是“傻傻地”再塞上一两个给客人……他的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卖瓜子炒货。

久而久之，人们都知道年广久“傻”，加上他是蚌埠人，讲话很侉，于是年广久就有了“傻子”的称号。

说他傻，可他的回头客总比别家多的多，生意总比别家旺，赚的钱自然也比别家多。

“人家都叫我傻子，但我一点都不傻，做生意，我最精。”年广久曾如此骄傲地评价自己。

计划经济体制下，小商贩们面对各种限制总得东躲西藏，也是这时，年广久被两次抓进监狱。

第一次是在1963年，年广久因摆摊卖鱼被判“投机倒把罪”有期徒刑一年，关了5个月，然后稀里糊涂地被放了出来。

出狱后，年广久开始卖板栗。1966年“特殊十年”来了，他被断为“挖社会主义墙角”被冠上“牛鬼蛇神”的罪名。

关了20多天后，年广久又被放了出来。

三年之内进了两次监狱，换做别人，可能早就不敢再碰生意了，可年广久却丝毫不受影响。

他就是要跟“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死磕到底、周旋到底。

第二次出狱后没多久，他改行炒起了瓜子。

原来一开始年广久经常主动帮当时一起摆摊的一位老师傅生火炒瓜子，老师傅知道年广久家里困难，就将手艺传授给他。

手脚勤快，又爱学习，年广久很快出师，瓜子炒得又快又好，这也是他踏足炒货业的开始。

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瓜子属于统购统销物资，由供销社统一控制，个人经营是违法的。

通常只有到过春节的时候，人们凭票才能买上个一两斤，平日里根本吃不到。

这给年广久这样的小商贩提供了机会。每天晚上人们下班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就是这些他们偷偷摸摸上场的时候。

“那时不敢卖，只能偷偷卖，只能跟他们打游击战，他来我跑我躲，他走我摆。”

年广久的瓜子生意就这么在夹缝中越做越大，炒瓜子的锅也越换越大。

后来，不幸的是，老师傅在一次被警察追赶的过程中，心脏病突发猝死，年广久不得不开始“单打独斗”。

于是，他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口气炒好几百斤，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5点，“之后洗洗脸，稍微睡一会儿。

7点钟左右他又起来，把炒好的瓜子分包好。中午12点左右，人们下班时间到了，就出去偷偷卖。

下午再包，到6点钟人们下班时间再卖。”年广久就这样日复一日，起早贪黑，从不停歇。

苦心人，天不负。从1966年到1976年，年广久悄无声息地攒下了100万，这是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连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那时的100万抵得上现在的1个亿啊！”年广久曾不无自豪地说。

他不敢把钱存到银行，冒然放家里觉得也不够安全，于是，就用牛皮纸把一打打的钱包好，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埋在了自家院子里，连老婆都瞒着。

“事情还是一个人知道的好，但好日子不长，唐山大地震了，我就着急了，院子里还埋着钱呢，要是房子塌了，被人一挖还不就露陷儿了。

我赶快把钱又挖出来，结果钱都发霉了，我没有办法了，只好趁着出太阳的时候拿出来晒晒。别人家都是晒玉米晒粮食，我家却晒了满院子的钱。那时候，我真的发财了。”

在那个经济如此萧条的年代，小小的瓜子，怎么能卖出这么多钱？

首先，是货源。别人买生瓜子，都是货到付钱，可年广久却是先付定金，“当别人都在为货源断档发愁的时候，年广久家送货上门的却络绎不绝。”

其次，在瓜子的口味和品质上，年广久非常较真，为了炒出口感更佳更具竞争力的瓜子，他尝遍了芜湖所有的瓜子摊；嘴巴都嗑的流血，每晚做梦都在炒瓜子。

有人说他的瓜子没有外地的好吃，他就专门乘船跑到外地去尝，背上挎包钻进“东方红”江轮的大通舱，溯江而上奔南昌、武汉，顺水下苏州、上海，了解各地瓜子行情，将各地瓜子都买上一包。

回到家中，他把瓜子摊了一桌，手把一杯清水，轮换品尝各种瓜子的滋味儿。每品完一种就漱口再品。年广久终于悟出窍门来了：要想瓜子炒得好吃还又好磕，一是配料，二是火候。

于是他就边炒边摸索，每炒完一种，便揣上几包上街，悄悄拦住过往行人求他们帮助尝尝这瓜子的口味和生熟程度如何？满意不满意？

就这样，年广久博采众议，反复改进，大锅小炒，精制配料，逐渐形成了风味独特的“傻子瓜子”：甜中带辣，咸里透鲜，融南北口味于一体，一磕三瓣。

有好几个人尝了他的瓜子后都纷纷惊叹：真是打肿嘴巴也舍不得松口的货！

就这样“傻子瓜子”卖出了名气，撒向全国各地。

此外，像往常卖水果一样，别人买一包瓜子，他就送上一把，不要，就硬给，久而久之，叫他“傻子”的人更多了，回头客也越来越多，看似吃亏，“傻子”的生意却越做越兴隆。

后来，在给瓜子想招牌的时候，年广久思来想去，一拍脑袋，干脆就叫“傻子瓜子”得了！

“吉祥的招牌太多，起一个似乎有贬意的招牌，反而会给顾客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商界，这叫逆反心理销售术，可以给顾客带来奇妙的心理附加值。

“讨饭我都比别人讨得多”

眼看生意规模越做越大，年广久想扩张。

这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夜之间大地回春，个体经营虽受到鼓励，可由于被禁锢太久，很多人都不敢轻举妄动，谨慎观望。

对此，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年广久却觉得：“管你什么政策，真开放还是假开放，养家糊口，横竖要做生意。”

年的扩张计划，却遭到了第一任妻子耿秀云的嘲讽挖苦：“你是还想进去？”可年广久看准的机会，十头牛都拉不回。

面对妻子重重阻挠，百般刁难，挖苦，气愤的他甚至离了婚，把财产全留给了妻子，自己拉着板车就出来了，一路讨饭到扬州。

“别人一天只能讨块把钱，我一天就能讨10多块，就是讨饭，我都比别人讨得多。”

最后在老母亲的劝说下，他才又回到芜湖，和儿子们一起卖瓜子。

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国家一定程度上放开了管制，但对个体经济的控制还是比较严格，人们对于个私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十分激烈。

在这种背景下，年广久曾盈利100万的事情自然引人侧目，二来傻子瓜子的作坊闹出了一场波及全国的“雇工风波”。

1980年，一份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被呈上了中央，摆在了邓公的案头。

那时，铁律规定：只要雇工人数超过8个，经营者的身份便发生“根本改变”：由“小业主”变成“资本家”。

而在1979年，年广久的作坊里就有了12个雇工，这显然破了界。

事后看来，傻子瓜子的这场“雇工风波”，是一场决定着改革方向的深刻争论，年广久也由此成为了改革的“符号人物”。

对年广久，动，还是不动，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决定着无数个私经营者的命运。

“不要动，先放一放，看一看。”在看完调查材料后，邓做出表态，这是邓最早谈到傻子瓜子。

正是这样的表态，为个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弥足珍贵的生存空间，也为年广久的生意扫除了许多隐患。

1981年，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要使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得到健康发展。

听到消息后，虽目不识丁，但年广久的嗅觉非常敏锐，当时他就想，“国家这样的改革太好了，现在就是需要一批先锋，后面改革怎样搞，要看前面的先锋如何冲。我们是先锋队，只管往前冲就是了。”

因此，年广久当起了出头鸟，无所畏惧的就在芜湖市中心的十九道门巷口摆起了固定摊位，年广久真正开始了瓜子事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

别认为小商贩只知挣钱，其实他们对政治动向有敏锐和迅疾的感知应变能力。

虽然很多人都开始像年广久一样炒起了瓜子但都质量平平，基本上无技术可言。

年广久这个生意精，以他特殊眼力，看到了这小小的瓜子蕴藏的巨大商机，他要一干到底，炒出个未来来！

1984年，“傻子瓜子”日产就达到了近两万斤，雇工一百多人，远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和香港市场。

1985年4月，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访问安徽，特意要求去芜湖参观“傻子瓜子”工厂。

其后英国《金融时报》，美国VOA 电台等相继在海外为“傻子瓜子”报道。

不久，幸运的年广久遇到了他除邓同志以外的另外的“贵人”，当时的芜湖市副市长赵文波。

他正在寻找个体经济的典型，“我站在年广久的摊前，尝了他的傻子瓜子，果然非同一般，瓜子里外都有味儿，就像大家说的那样，吃了仁儿还舍不得吐壳。”

第二天，《芜湖日报》的显著位置就发布了一条新闻，叫‘名不虚传的傻子瓜子’。”

报道发出当天，年广久的瓜子摊便被围得水泄不通。

看到傻子瓜子发展的风生水起，国营、集体和个体的瓜子经营者开始不断涌现，年广久的瓜子销量受到了一定冲击。

怎么办？年广久开始降价促销——将瓜子价格由全市统一价每斤2.4元降到每斤1.76元出售。

这笔账，年广久早就算好了：“那时候，生瓜子成本1.5元左右，加配料炒后以1.76元卖，量少就亏本。对我就不一样。

我天天炒，质量好，卖得肯定多，赚得就多，我就是赚量的钱，一般人肯定卖不到我这个量，他就竞争不过我。”

现在常说的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年广久在彼时已经运用地炉火纯青。

降价的招数很灵，来买傻子瓜子的人大排长龙，一个队伍能排出去50多米，年广久又适时推出了更多销售策略：

独生子女买两斤不用排队、外地人来芜湖用车票买两斤不用排队，结婚的买10斤不用排队……

就这样年广久建立了芜湖第一家私营企业，日利润最高达到2万，成功地把国营瓜子逼到了死角。

可深谙顾客心理的他在稳占市场后，又悄悄地将瓜子售价又涨到了每斤1.9元，而顾客们根本就不会在乎。

从此，傻子瓜子的价格就一直高于其它瓜子。

傻子瓜子的火爆引起了中央媒体的关注，《光明日报》从1982年开始屡次对它进行了报道，令傻子瓜子一下子火爆全国。

各地的人都纷纷前来订货，这又加速了傻子瓜子的扩张，除了扩大销售点，年广久又在南京、无锡等地办起了加工厂，他也在那时获得了“中国第一商贩”的称号。

“全国10多个省份50多个城市的商人来到芜湖都要合作，让我招架不住。”

有时候，商店不得不挂出“限量购买、每位一斤”的告示；某年春节，全上海吃掉了十多万公斤的傻子瓜子。

傻子瓜子腾飞的同时，整个芜湖的炒货业也在它的带动下蓬勃前进。

有报道称，“芜湖市瓜子的年产量由1981年左右的不到100万斤，短期内猛增到了3000万斤，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市场。”

主动抛出橄榄枝

看到年广久的瓜子是越炒越火，芜湖政府主动提出公私联营，却被他一口拒绝。

芜湖市政府不放弃，不断游说，诚挚邀请。 最后为了扩大经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年氏父子还是选择与政府联营，受到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黄璜的高度欢迎。

80年代中期，年广久与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清水镇劳动服务公司两个集体企业联合成立的“芜湖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投资30万元，年广久以技术和商标入股，出任总经理。

1984年10月22日，邓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了傻子瓜子：“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的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这是邓在公开讲话中第二次谈到傻子瓜子。

几年间，年广久一直饱受非议，直到邓这次再谈到“傻子瓜子”，他与外界的种种矛盾才得到化解。

“傻子你不得了了，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讲话一公布，芜湖市委领导就来年广久的家里报喜。

有评论指出，年广久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体户，但却是一个典型，一个符号，在党历史新时期的改革中，意义深远。

那时个体户都说，“老傻子没事，我们就平安，老傻子要是挨打，我们就缩头。”

邓的点名，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更加名声大噪，甚至有外国友人到中国谈贸易时，还要专程去芜湖拜访他，国外的各大知名媒体也纷纷关注。

傻子瓜子成为了芜湖的名片，人们来这里旅游，都得带上几包傻子瓜子……

奇怪的是，年广久走出了芜湖瓜子之路，给他的没有多少荣誉和赞词，更多的却是责难。

“傻子心太黑了，为了自己挣钱，不惜血本降价挤垮别人。”这是指年广久在1981年那次为保存自己实力，实行削价销售的竞争措施。

有人说：“那小子家里到处是钱，连褥子底下铺的都是钱”。

有的还说：“他还雇了不少长工呢! 他从小就贩这捣那，心术不正，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好几回了，到现在还死不悔改呢”。

这个自己也把自己当成“傻子”的年广久，对这些话充耳不闻，让别人说去吧，反正钱是挣到我腰包里，他似乎在赌气。

一次，他对来访的记者诉出了自己心中的委屈：“我是挣了不少钱，可我为炒瓜子受过的那些苦谁知道？在芜湖，也不是我一个人富了，我的好多徒弟都跟我富了，是国家的政策让我们致富的，难道都没看见？”

虽然被孤立，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但他依然劲头十足，非得做出点样子！

毕竟有邓公的话在前，年广久听到坏话，心里都想，你们不是要上告我吗，现在邓为我做主，说我没有伤害社会主义。

年广久“傻子瓜子”的事，作为党在历史新时期的一项改革政策的体现，其意义是深远的。

“我不缺钱”

曾经，香港有一位商人曾找到年广久，准备出资2亿元购买“傻子”商标，被年广久当面拒绝。

最近，美国人又将收购价格提高了两倍，但年广久还是拒绝了。

“‘傻子’品牌不仅是我‘傻子’的，它还是国家的，是全国人民的，我不能卖。”年广久说他不缺钱。

2008年，年广久小儿子年龙在郑州遭绑架，当地警方和绑匪周旋32小时后，成功将人质解救。

年广久将儿子被绑架的根源归于社会贫富差距太大，“要是不大，我小儿子也不会被绑架。”

他认为，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像邓所说的让大家共同富裕，不能只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大部分人都富裕不起来。

“我们这些人先富裕起来后，现在要帮助别人尽快富裕起来，只有大家都有钱了，社会才能稳定；社会稳定，经济才能发展下去。”

“我挣的钱都投入到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了，这样才能挣到更多的钱，交更多的税，帮助更多的人就业。”

最后的辉煌

然而，“摁下葫芦起了瓢”，邓的讲话虽然为年广久扫清了一些障碍，却难以改变年广久联营公司发展不利的局面和衰落的趋势。

联营，非但没有为年广久带来理想中的盛景，反而为他日后的急剧转折埋下了祸笔。

年广久曾说，联营中最大的矛盾来自资金使用权。

“他们讲公家的钱不能动，动了就是贪污。公司的钱都是我赚来的，我却没有使用权！”

这场矛盾的最后升级，就是那场令年广久几乎倾家荡产的有奖销售。

1985年，由于压了太多货，年广久有奖销售，在全国30多个城市设立了有奖销售点：

一等奖菲亚特小轿车，二等奖摩托车，三等奖彩电，四等奖电冰箱……“你想拥有小轿车吗？请购买傻子瓜子”是当时的广告词。

据统计，“在傻子瓜子1985年2月5日推出有奖销售当天，仅芜湖市场的销售量就有6万斤；

2月12日一天全国各地共卖出90万斤，创造了瓜子销售以来的最高纪录；到了2月22日，前后17天，一共销售出476万斤，销售额达700余万元。

全国各地来电来函来人要货的络绎不绝，年广久当时有5家工厂，每天24小时不停加工，还是供不应求……”

这样的景况令年广久狂喜，却没料到，这只是一场昙花一现的“短命辉煌”。

活动刚开始没多久，国务院的一纸禁令，就令沸腾的市场变成了一块坚冰——

“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有人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因此一律废止。”

年广久懵了，全国各地纷纷涌现了退货潮，公司资金无法回笼，最终亏损达63万元，资不抵债。

“他们需要有个人来扛这个责任，就把我推出来了。”

这是年广久从商以来经历的最大挫折，傻子瓜子也在这次危机中元气大伤，开始走向没落。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由于公司的财务问题频现，加之有人早已看不惯年广久的一些做派，年广久被举报贪污。

“说我是贪污，我拿了我孩子的钱，孩子拿我的货，可我拿的是我的钱，为什么讲我是贪污呢？工厂是我投资的，账目上的钱都是我的，我拿了也写了条子，哪里是贪污呢？当时联营失败，社会影响不好，他们需要有个人来扛这个责任，就把我推出来了。”

“我去市委闹，朝着当时的市委书记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我谁都不怕，因为我没做错！”

一位哲学家曾说：“历史是无情的，当它需要谁登上舞台的时候，谁就得毫不犹豫地出场；当它需要谁出舞台的时候，谁也不必涎皮涎脸地赖着不走。不走，是不行的。”

1989年8月，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检察院以挪用公款、贪污罪将年广久逮捕。

两年之后，在检察人员并没有查出任何经济问题、贪污罪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法院又将矛头指向了年广久的私生活问题……

最终，芜湖市中院在1991年5月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一直到邓在1992年第三次提到他，倔强的年广久在监狱里已待了整整30个月……

“我这一生都要感谢邓公”

他与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直有着某种不解之缘。经商路上，他曾数次在邓的关照下逢凶化吉。

20年后，年逾古稀的年广久再忆邓公时，依然激动万分：““他为了中国付出了太多心血，没有他，就没有‘傻子’今天。他不仅救了我，还救了全中国的私营企业主。”

年广久说，邓之所以总会提到他，因为他做出了成绩、形成了影响，“如果我没有做出贡献，邓也不会提到我，替我说话。但他不是针对我，他是对全国许许多多的‘傻子’说话。”

1992年底，年广久给邓寄去了一公斤“傻子瓜子”和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向这位伟人表达自己无尽的感激。

邓公九七年逝世那年，年广久哭得死去活来。芜湖当地多家报纸，都登载了年广久嚎啕大哭的照片。

直到今天，年广久的家里进门还挂着大幅的邓的肖像，其个人名片上也始终印着邓的那一段将自己拯救出狱的重要讲话。

积重难返

被羁押期间，年广久被抄了家，出狱后的他一无所有。但天生乐观，不服输的他并没有被打倒，而是选择了重整旗鼓再战江湖。

然而此时，年广久一手创下的傻子瓜子大势已去、江河日下，而且还出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年广久和他的长子、次子共享同一品牌。

接下来的几年中，尽管年广久心中霸气仍存，但夫妻不睦、父子内斗等矛盾令他心力交瘁，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并不认可“傻子时代已经过去了”的说法，常说“我觉得，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

但他却已经跟不上其他同行的步伐。

就在年广久与儿子大打价格战、年氏兄弟间争夺商标权的时候，全国和外来的瓜子品牌悄然崛起，它们引入新技术、布局现代企业经营管理，遍布大小超市。

有的品牌走向了全国、全世界，还上了市，这一切，年广久和傻子瓜子都错过了。

据年广久透露，目前国内十多家知名瓜子品牌的老板都是他的徒弟，包括洽洽瓜子的掌门人。

行内人士都知道，洽洽如今所取得的地位，本该属于傻子瓜子。

对于外界看来所错失的一切，年广久本人似乎并不以为意，他始终坚持着作坊式的生产模式；

坚守着专卖店和零售批发店而不进大超市，因为超市资金回笼慢；始终对互联网、金融和房地产抱持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曾经超前时代、勇于创新的“傻子”，在更新的理念面前，却选择站在了对立面。

大背头、金戒指，眼下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年广久，依旧保持着这个数十年如一日的造型。现在，他身边依然没有保镖，没有私家车，手里举着一部显然已不属于这个时代的大砖头手机，而且电池性能老化，他不得不一进门就找电源充电。

看起来他和其他老人没有什么分别，只有倔强精明的眼神让你感觉到，这是个历尽风雨不容易妥协的人物。

他出生草莽，粗犷、豪气、倔强，性情坚韧而勇于博取。

虽然没有文化在生意场却有着一种“大智若愚”式的精明；他一生只会写五个汉字“年广久同乙（意）”，却有敢为人先、从不瞻前顾后的胆识与气魄；他不懂政治，却善于审时度势，从不屈服于命运，且勇于与不公激烈抗争。

他的身后总是不乏蔑视甚至鄙夷的目光，他的四次婚姻成为人们的笑柄，但他仍认认真真地把自己与第四任妻子的婚纱照印在名片上，而名片背面则印着邓同志关于他的讲话。

他既真实又虚荣，既自卑又张狂。三年的牢狱生活使他元气大伤，走出监狱大门这个世界一切都变了样。

也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蹒跚的步履开始愈加艰难，最终留给我们的只能是萧索的背影。

或许，80后出生的一代，知道年广久的少了许多；90后的一代亦或不知道年广久是谁。

但中国历史上，这个的的确确存过的“傻子”，无法回避。

他是新中国的第一弄潮儿，他的命运与那段历史紧紧捆绑。他，曾是历史的风向标。

可喜的是，是时代成就了他，可悲的是，时代亦摧毁了他。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被复制的。

又能怎样呢，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虽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对于他来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获得感，而是体验感。

他拼搏过，拥有过，是那个时代的领头大哥，也是最繁华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