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间阅读 | 人类不平等、矫正因子及替代性选择

面对日益碎片化的全球经济治理，“逆全球化”以及政治“极化”等趋势，人类不平等状况仍在加速演变，但是，正如沙伊德尔在《不平等社会》所揭示的，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与收入和财富水平的拉大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是有害的。

作者 |邓宇

图源 |图虫创意

研究人类不平等的文献著作颇多，不同的视角和逻辑勾勒出了人类不平等的各种影响因子，而这些不同的因子正凸显了人类不平等的问题具有很长的历史缘起。人类不平等正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上演，并深刻影响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命运。逆向思考人类不平等问题，从数千年文明与冲突中发掘不平等的根源就变得愈发困难。

美国斯坦福大学古典学和历史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在2019年6月出版的专著《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试图从人类不平等历史演化剖析不平等的早期历史、经济发展以及可能的矫正因子。经历了百年变局和新冠疫情冲击，人们对不平等的研究愈发关注。2022年初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指出，新的疫情威胁、通货膨胀、债务和收入不平等加剧导致全球增长“明显放缓”。因此，我们不仅要追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影响因素，也应反思替代性政策和未来的图景。

追溯人类不平等的最初起源

《不平等社会》这本书所揭示的是人类不平等跨越了数千年的历史，从人类起源之时就伴随而来，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地演化和矫正。知名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这部著作证明了其深刻而悲观的结论，即在世界历史中，不平等程度的显著下降仅仅是战争、国家衰亡或者传染病的剧烈变化的一个结果。但是，如作者所言，这本书旨在于从长远的时间维度追寻和解释经济不平等的历史。读完本书，或许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沙伊德尔在书中引用了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观点——不断上升的不平等成为了一种“明确的挑战”。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富有争议的设想：几千年来，文明社会并没有让自己适应和平的平等化进程。以此，本书提出了两个带有假设性的论据：一是原则上通过设计制度来实现物资资源和劳动成果分配的再平衡，促进不平等状况得以缓解；二是和平的平等化进程却常被注入暴力冲击、大规模动员战争和变革的革命、国家衰败以及致命传染病等所谓的“矫正力量”所干扰，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物质不平等，但结果表现不一。

人类文明演进数千年，是否不平等总是伴随我们？本书中从原始社会的一些社会特征作了细致的描述。在非洲类人猿群体中，等级划分、围绕交配权进行暴力冲突以及获取食物等竞争等，常常在这些群体中出现，反映了原始社会与生俱来的不平等现象，表现为获取食物的不均衡。沙伊德尔描述为“恃强凌弱和富有攻击性的炫耀与来自较低社会等级的各种服从行为相匹配。”后来在人类群体的演化过程中，人类在生物和社会上的进化已经代劳了一种平等性的均衡，其背后是强大的后勤和基础设施方面的约束。

沙伊德尔认为，人类不平等现象在旧石器时代也有突出的表现，并且出现了“不平等的大分化”，即向新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转变，依托持久性的等级制度和不同等级间的收入财富差距现象开始普遍存在，早期的考古资料和案例研究对这种资源稀缺性和不平等的出现之间的关系。除此以外，技术进步使得社会与经济变得更加不平等。本书花了一些篇幅对石器时代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进行了发掘，觅食者正是在不断地适应特定的生态环境，获得生存和发展，在气候影响和食物寻觅过程中，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开始加速形成，期间伴随着的是更有组织地获取食物、开展贸易竞争以及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塑造社会组织。

人类不平等的早期进程演变

本书接下来提出了农业在大多数不平等状况中扮演的角色，农业与社会和政治的分层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证据表明，国家最早出现在发展出农业的地位。由于气候变化原因，幸存下来的觅食者恢复了流动性更强的生活方式，从大约11500~10500年前的定居点扩张，到公元前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城市定居点，再随着时间推移，大约7000多年前的一些区域第一批国家建立前夕，明显的分层化出现。而到了公元前6000至公元前4000年，所有结构性不平等的基本要素基本形成——竞争稀缺资源的防御结构、领导力的建立、仪式性权力和与多种政府功能有关的建筑物。

最初的“1%”是如何在人类不平等起源中出现的？带着这个问题，沙伊德尔首先提出，不平等收入和财富的获取先于国家形成并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国家作为政治组织的角色，在不平等问题上扮演着特殊角色，包括颁发约束力的命令和规则、合法的强制性措施以及早期国家在控制贸易、生产资料获取等方面的授权等。沙伊德尔认为，长远看，政治与物质不平等在被称为“互动效应”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不断发展。例如古罗马、威尼斯和墨西哥等建立的帝国，以及中世纪的欧洲均比较常见，在权力更替中，新的征服者政权重新巩固权力组织，形成了一个较长波动的不平等发展周期。

本书除了对古代的专制制度的不平等问题进行考察外，还对所谓民主体制的不平等进行了剖析。作者指出，政府依赖选举，并与拥有政治、军事、经济等权力的不同掌控者合作，为统治者调动资源，而政府代理人将职位私有化，由此衍生出巨大的腐败和各种形式的掠夺，精英统治下维持政权结构稳定性，深刻地塑造了收入与财富的分配体系。沙伊德尔认为，早期的古代国家，即前现代国家透过政治权力的渗透获取“租金”，掌握着收入和财富分配，上层阶级更依赖于政府支持的对于商品和劳务的租金收益，而非私人资产回报。政治权力关系在创造“最初的1%”当中具有极端重要性。

长期以来，经济不平等是如何变化的？沙伊德尔在精心分析了早期阶段的不平等特征和现象后提出，权力不平等和等级制度与非洲类人猿一起在几百万年前已经出现，并随着过去200万年时间里伴随着人类的进化逐渐减弱。在后面的考察中，沙伊德尔勾勒了欧洲长期的不平等趋势。从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三四百年罗马帝国时期的快速上升期，到罗马帝国衰退时期到瘟疫时期经历了下降，随后一直到15世纪黑死病时期逐渐上升，后在波动中上行，直到“一战”后开始快速下降，即本书所称的“大压缩时期”，到了21世纪反弹上升。同时，本书考察了拉丁美洲和美国等欧洲之外的不平等趋势以高度写意的简述佐证了不平等现象的普遍性，期间也有一些特殊时期的波动。

剖析矫正不平等的重要因子

本书考察了从早期文明危机到20世纪的灾难性世界战争、革命，并指出只有战争、革命、瘟疫和国家崩溃才能促使不平等现象重构。关于矫正不平等这一概念是本书提出的比较有经济史意味的观点，其中作者详细论述了矫正不平等趋势的一些突出因素，即本书从第二部分的“战争”、第三部分的“革命”、第四部分的“崩溃”、第五部分的“灾难”等具体章节验证矫正不平等的重要因子。具体表现为四个层面：一是通过特定的暴力不断迫使不平等程度下降；二是世界大战催生了主要的矫正力量——变革性的革命；三是国家的衰败使暴力矫正原理得以发挥；四是流行病对不平等的矫正。但是，沙伊德尔强调将暴力冲击视为物质不平等产生影响的一种离散性现象，主要是通过设计这种方法来评估作为矫正力量的长期冲击力的影响。

第一个重要因素——战争。沙伊德尔首先分析了日本的案例。在“二战”时期，作为一度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由于卷入到全面战争，持续的战争和干预引发了全面矫正，日本顶层群体的收入和财富份额的大幅缩减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大规模矫正。其一，超乎寻常的动员对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1937年至1945年的证据资料表明日本政府在此期间出台了大约70种不同的经济控制——包括配额、资本控制、工资控制、价格控制等措施。其二，通货膨胀在战争过程中加速，使得地主实际收入大幅下降，债券和股票价值也出现大幅大跌，战争结束后又出现了恶性通胀；其三，资本收益在战争期间荡然无存。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致力于通过土地改革、劳工联合、金融部门毁灭和战败损失等经济矫正举措，不平等现象出现了下降趋势。

沙伊德尔也论述了其他参与战争的可得数据的10个国家中，有8个国家的财富集中度最高纪录发生在“一战”爆发之前，1914年至1945年出现了顶层财富份额的大幅缩减；其中，可用的7个国家中顶层1%群体的财富份额平均减少了17.1%，相较于“一战”前下降约1/3。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国家，战争对经济不平等的矫正并不尽相同，不同的战争类型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分配的矫正效应也有差异。因此，深入讨论其他矫正因素也比较关键。

第二到第四个因素分别是革命、国家崩溃和灾难，这些因素对经济不平等的矫正作用不可忽视。沙伊德尔列举了影响力比较大的20世纪发生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以当时的俄国和苏维埃为例，“一战”后的俄国的不平等程度出现剧烈下降，但根据本书的分析，1914年至1917年间，俄国的不平等并未因广泛参战而出现明显缩减，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土地法令》等一系列强力干预保证了平等，农民获得了大力耕地，并推动了集体化。法国大革命也部分证实了作者的论点，巴黎公社运动对土地的征收和再分配有力推动了对不平等的矫正。但是，也有一些革命运动并非矫正不平等，反而激发了不平等。

国家崩溃或系统崩溃也是一个影响因子。本书以西罗马帝国的衰老和由此带来的财富精英的毁灭为例，揭示了国家衰退带来矫正不平等的案例。西罗马帝国存在的贪污和腐败使得权势官员获得了更高的地位，但在随后的战争和冲突后政治分权日益加剧，有效地消灭了西罗马上流社会的最上层阶级，从而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不平等。索马里式的当代国家衰败案例折射了国家衰退对不平等的矫正作用，两大因素压低了国家崩溃后索马里的不平等水平，即从地租中获益巨大的财富与权力精英消失了，歧视农村及偏向城市商人和官员的系统性政策被取消。

灾难是一个同样影响深远的矫正因素。沙伊德尔以14世纪出现的鼠疫带来的大规模瘟疫为例，瘟疫期间到之后数年的人类活动大幅减少，长期看使得教会权威减弱、慈善活动增加以及医学受到重视，相较而言，由于人口减少使得工资大幅上升，但随后也因人口恢复和政策调整工资逐步下降。作者的逻辑是，与富人相比，土地和粮食价格的下降以及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更有利于穷人。但是，中世纪的欧洲黑死病和17世纪的意大利瘟疫再次爆发了不平等现象，因而即使是最具毁灭性的传染病本身也无法使财富或收入分配变得平等。

经济发展与人类不平等的关系

回顾人类历史上的不平等进程可以发现，文明社会并没有让自己适应和平的平等化进程，那么究竟如何改变这些结果呢？

人类的不平等具有多个维度的表现，经济不平等并非唯一类型，但却是影响人类社会最直接、也是最基本的。沙伊德尔认为上述的几大重要矫正因素并没有消失，而是需要用客观的角度来评估其可能性。因此，需要解答的是，如果没有大的暴力活动，巨大的不平等现象是否已经得到缓解，与这些矫正力量比较，有多大的效果。

现实来看，国际社会面临的局部战争或冲突，以及目前面临的全球性新冠，这些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世界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和趋势。联合国发布的《2020年世界社会报告：剧变世界中的不平等》指出，自1990年以来，不平等程度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均有增长，全球70%的人生活在1990年以来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国家。

沙伊德尔重点考察了经济危机对不平等的影响，系统崩溃所导致的大规模经济衰退，具有矫正效应。根据本书提供的数据，1911年至2010年发生的7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和从其峰值下落了至少10%的100次消费衰退，以及1911年至2006年间101次下降了同样程度的GDP下落。同时，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等带来的平等化效应并不持续太久，反而会很快加剧不平等趋势。沙伊德尔进一步指出，非暴力土地革命、经济衰退和民主化可能对矫正不平等偶尔起作用，对于不平等状况没有系统性的负面影响。

经济发展通常被认为是最强有力的一种压制力量。沙伊德尔试图重点考察人均GDP与不平等测度的系统性关联，讨论经济发展对于降低收入平等程度的贡献。书中，沙伊德尔绘出了不同国家201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与基尼系数的分布图，西班牙在1850年至2000年的收入基尼系数经历了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1960年代约0.3的基尼系数值（人均GDP约1200美元）增长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后期的0.5左右（人均GDP约2000美元），到1960年降到0.35左右（人均GDP约3000美元），主要归因于农业转型工业化的结果。但是，包括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并未出现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系统性关系。

在拉丁美洲国家的案例研究中，沙伊德尔认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数据资料有比较好的材料记录拉丁美洲国家在18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全球化时代，拉丁美洲国家主要以农产品、矿产品等出口导向为主，服务于西方工业化，在这些国家政府通过保护主义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出现了分化现象。1950年至1970年间，15个国家样本中有13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成出现上升，收入基尼系数达到了0.5左右。随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收入不平等状况持续恶化。整体来看，案例样本中4个国家的人口加权的收入基尼系数从1870年的0.35升至1990年的0.55，其中6个国家的人口加权的收入基尼系数从1913年的0.38升至1990年的0.55。

如何正视人类不平等的未来

由此，沙伊德尔得出了一个比较悲观的结论，即没有一种对于物质不平等有持续的抑制作用的力量，包括和平的土地和债务改革、经济危机、民主和经济增长，没有统一的结果趋势。而《不平等社会》这本书对几千年的人类不平等历史考察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自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以来，经济能力和国家建构的不断发展日益加剧了不平等，如不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则很难改变这一状况趋势。当然，沙伊德尔也承认历史的局限性。因此，本书仍坚持呼吁重视不平等的卷土重来——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成为驱动世界不平等的重要力量——并寄希望于矫正不平等。

沙伊德尔就几个具有争议的矫正力量进行了开放式讨论。其一，移民对欧洲不平等的影响。从经济角度看，移民对不平等状况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民是否能够与本地人成功融合。但是，有一些学者预计越来越多的移民会降低欧洲国家的福利水平，反移民情绪可能被用来废除再分配政策。老龄化、移民和日益增长的异质性带来的不平等压力增加，并可能抬升不平等程度。其二，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影响劳动力回报的分布，许多传统岗位面临失业风险，而生物技术、基因改良等新的科技可能会削减“基因富人”和“基因穷人”的流动性，这些大胆的设想预示着人类未来的不平等仍充满不确定性。

在讨论了目前政策研究对矫正不平等的方法建议后，沙伊德尔认为许多政策缺乏历史意识。无论是美国提出的税收改革（加征富人税、企业征税以及对资本的课税等），还是公共政策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险等保护，以及英国等提出的比较全面的均等化蓝图，这些政策干预组合只能部分扭转不平等复苏影响，但产生的效果却可能很小。在附录部分，本书提出了一个终极命题——不平等的极限。在分析了前工业时期和现代社会的榨取率和不同社会最低生活标准下的不平等可能性曲线边界后，沙伊德尔指出了不平等可能性曲线的稳定性，并且在美国或英国等案例研究中不平等现象仍在显著持续或反弹。

回头看《不平等社会》这本书，我们不禁提出两个疑问：一方面，人类不平等的总体趋势是上升的，期间因战争、革命或灾难等因素而出现了波动，在周期前后或上升或下降，但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政策干预均未能实现扭转不平等的目标，反而人类不平等在加剧；另一方面，人类不平等与沙伊德尔提出的四大矫正力量并未呈现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更像是互相制约的因果联系。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状况表明，不平等状况并不能做到绝对地矫正，而且在矫正的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反效应。根据巴黎经济学院下属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的《2022年世界不平等报告》数据，过去20年里，在全球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收入占底层的50%的人群之间，收入差距几乎翻了一番。

面对日益碎片化的全球经济治理，“逆全球化”以及政治“极化”等趋势，人类不平等状况仍在加速演变，但是，正如沙伊德尔在《不平等社会》所揭示的，较高的不平等水平与收入和财富水平的拉大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是有害的。虽然本书在测算不平等方面仍有一些数据和资料不足，对相关解释不全面的部分作者本人也对自身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讨论，并在文末这样写道——对你希望得到的东西，一定要抱着一个慎重的态度。因此，在阅读本书时，也应保有批判性思考和审慎地理解。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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