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的《示众》：专制暴政统治下，看客的麻木，民众的卑微

《示众》

鲁迅的小说《示众》写于1925年3月18日，发表于1925年4月13日北京《语丝》周刊。虽然鲁迅在《狂人日记》《祥林嫂》《药》《阿Q正传》中都有关于“看客”以及这种国民性的描写，但《示众》是描写这一群体最集中、最充分的一篇。

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巡警押着一名即将被杀的犯人在马路上示众，众人蜂拥围观看热闹的盛大场面。

小说一开始描写出了西城一条马路上盛夏的寂静。烈日当空，空气酷热，狗吐出舌头，乌鸦张开嘴喘气，除了车夫，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在一片寂静中，有懒懒的单调的卖酸梅汤的铜盏的相击声，有胖孩子催眠似的叫卖包子的声音。

“百善之区”的人们就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争先恐后地去当“看客”，观看“示众”的犯人，并且互相观看，从而打破寂静。他们看“热闹”，也制造“热闹”给别人看。他们把“示众”的犯人团团围住，占据最佳位置。虽然并没有看到什么“热闹”，除了少数几个人外，其余的几个人都不肯离开。

头上烤人的太阳，身旁蒸人的热空气都不能改变他们坚定围观的 “决心”。如果不是马路上有人为车夫跌倒叫一声“好！”，这个“示众”的圆阵恐怕要保持到巡警牵着白背心离开为止。

随着为车夫跌倒叫好的喝彩声，圆阵散开了。他们本想再去围另一个圆阵，可惜没有找到目标，因为那跌倒的车夫站起来了。于是大家都是失望了，只好“惘惘然目送他”。而那个红鼻子胖大汉也就只好看那树荫下一起一落的狗肚皮。不顾烈日酷暑，从围一个圆阵到想围另一个圆阵而不得，而失望，“百善之区”的人们精神空虚、无聊、冷漠跃然纸上。

《示众》没有故事情节，没有人物性格，没有主观抒情，没有逻辑推理，只有一个场面一个动作：看。“看客”看示众者，示众者看“看客”，围观的各色人等有三四层之多，他们全都莫名其妙地互相呆看着。

整篇小说中没有一个人知晓自己在看什么，甚至连“被示众者”完整面目都无人看到。“被示众者”究竟犯了什么“罪”呢？鲁迅没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犯了反动统治者的“法律”，被他们当作示众的材料，绳索捆绑牵到街头。

而“看客”们，没人知道彼此是谁，彼此关系如何。他们只是捡“有趣”和“热闹”的事来看，以救治其无聊。

“看客”们另一个相同之处就是“贫穷”。生活贫穷，精神更加贫穷。他们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他们是穷人，他们也只能嘲笑穷人。他们将自己的生命消磨在这种无目的、无意义的“看”中，且“对自己同类持着极端冷漠乃至嘲讽态度”，以观看别人的痛苦为自己的乐趣。看客们不仅对“被看者”冷漠，其相互之间也是冷漠的，为了自己的利益——更有利一点的观看位置，他们相互“挤”“推”“堵”“塞”。

更可悲之处在于，尽管无意义，“看”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像迷雾一样渗入人的肌肤，让人不知如何才能将它驱散。其实，他们也从未想过要去试图改变。

那么，鲁迅把“看客”看的这种场景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目的是什么？揭示出国民劣根性，民众的奴性、保守、愚昧、麻木、卑怯、精神胜利、看客心态、自私、狭隘等。《示众》就是对国人最大的劣根性在于“看客心理”，暴露和批判了麻木的民情和民性。

“看客”的麻木

“看客”们异常冷漠、麻木、完全失去了作为人应有的“血性”。千百年来的心理积淀，使他们日趋冷漠、日渐麻木地安于“看客”位置，并热衷于“围观”，哪怕是面对自己同胞的血腥和屠戮，他们也是无动于衷，甚至拍手称快的叫好，叹息自己不是“执法者”，不然也上场。

鲁迅的独到之处是揭示了“看客”们精神麻木、自我意识丧失，对自身痛苦茫然无觉，以为一切痛苦和灾难都是“从来如此”。它实际上是自身在强者面前受到欺凌不碍发泄而郁积起来的怨毒之气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比自己地位更低更弱者的恶性发作。

他们内心没有对理想的追求，没有是非观，不计好恶，纯粹为了看热闹，正是民众中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看客”把社会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当热闹来看待，以至于思维方式都是戏剧化的，成为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隔膜，可以说它是一种民族的弊病，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体现。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看客”这种集体无意识。鲁迅从不把人物的思想性格仅仅作为一个结果来看待，他要找到这种思想性格赖以成长的社会土壤和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就是长期的专制暴政统治，法治和自由的缺失。

“看客”的本质

长期专制暴政统治，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变得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一方面，他们自己受压迫和剥削而不敢对强权进行反抗；另一方面，他们对于自己以外的受到压迫和剥削的人们，不仅不给予同情和温暖，反而去鉴赏和玩味别人的痛苦，在别人的痛苦中去获得自己虚假的幸福与满足。

他们喜欢看热闹，把看别人的“苦痛”当作人生的一种乐趣，无论是看人被斩首砍杀，还是看人在痛苦中挣扎，他们都有兴趣，还认为事不关己，看人家是死是活、是凶是吉同自己又没有关系，唯一有关系的就是自己“看见”了此事，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关系了。

在鲁迅看来，我们的民众从来就没有树立国家和社会主人翁的意识。虽然民众大多自命不凡、狂妄自大、盲目自信，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翁，对什么事情都指指点点，看到什么都会去说，认为很多事情不对、做法错误、要去纠正，但就是没有人站出来去做。轮到去践行的时候，每个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期待有人可以自愿负起责任。

民众大都是被统治阶级，他们处在社会最底层，处在社会从属地位，处于一种“听别人的”、“看别人的”状态，久而久之就会养成少说多听、少做多看的国民性。

民众想要在这种专制暴政统治下生存，就必须臣服于专制统治者。官吏对于上级只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以求得升职和生存。民众对于官员们只能唯唯诺诺、低声下气，他们不得不看统治者的脸色办事，见到官员无不顶礼膜拜，害怕稍有不慎厄运降临。

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奴性心理、畏权心理。要在这个专制的社会里生存下去，就必须匍匐在权贵脚下求生存。专制暴力镇压使得他们不敢说，不会说，渐渐地也就不“说话”了，变得麻木不仁、顺从服从、欺软怕硬。

他们在强者面前屈服，但在比自己弱的人面前却很“强大”。自身在强者面前受到欺凌不得发泄而郁积起来的怨毒之气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比自己地位更低更弱者的恶性发作。

而专制统治者自己根本不敢睁眼看社会现实的弊端，只能用“瞒和骗”愚化民众，聊以自欺，而且欺人。专制统治者的不“正视”，尔后便丧失了“看”的能力，造成了“看客”的愚昧与麻木。苦痛并不因为不“看”而不存在。被看的对象被“看”所凌虐，“看客”被不“正视”的专制暴政统治宰割。

鲁迅认为国民性“看客”的病症主要在于专制制度、暴政统治，不在于物质层面的匮乏，所以从技术理性实现国人的思想启蒙是不现实的，只有培养起“公民权利意识”，通过“法治”、“自由”的思想来改良国民性才是社会改造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