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士大夫，却一直和胡适不对付

曾有一个人，初见胡适便提出了一个让胡适直言“适之无以对”的问题。

这个人就是钱穆。

01

钱穆被称为“史学四大家”，研究了一辈子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

就是在晚年时刻，他看到很多奔走逃亡的学生没有书读，年近60岁的钱穆还亲自创立新亚书院，亲自讲课传播传统文化。

而引领他一辈子都与传统文化打交道的人，是他的父亲。

当年，钱穆出生时，他的父亲便对他寄予厚望。

因为父亲曾一心想走仕途之路，为此还考中过秀才，奈何身体不好，最终只能抱憾放弃。

可钱穆的到来，让钱父看到了希望。

钱穆从小，父亲就开始教他读书，刚会说话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接触四书五经了。

虽然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样的起点有些高，但钱穆在读书上很有天赋。

9岁的时候，就已经读了好几遍《三国演义》，甚至一些经典桥段，他都可以背下来。

有一次，钱父带着钱穆出门与人谈事，大家听说他会背三国，便想听一听。

钱穆听到后，当场就背了一段“诸葛亮舌战群儒”，一边背还一边表演，看得众人纷纷称奇，都管他叫“小神童”。

这让钱穆很是骄傲，可当他和父亲走过一座桥的时候，父亲的几句话，一下子就让钱穆清醒了过来。

父亲说：“你认识桥字吗，它的偏旁部首是什么？”

钱穆答：“木字旁”。

父亲又说：“那把木字旁换成马字旁念什么？”

钱穆回答：“念骄”。

钱穆说完猛地反应过来，知道自己因为被称赞过于自得，于是立刻向父亲认错，从此读书学习更加虚心、刻苦，一举考入了南京钟英中学。

可当时年代动荡，武昌起义爆发后，学校停办了。

钱穆原本和同学约好去参军，可对方有事没来，参军一事也就不了了之，随后钱穆在朋友的推荐下去小学做老师。

也正是由此，钱穆的一辈子，全都奉献在了知识文化上。

02

原本做个小学老师，以钱穆的水平还是很轻松的，可他偏偏喜欢给自己找事做。

除了给孩子们上课，他自己也在不停地学习。

白天上课，晚上读书，他比学生们都忙，都努力。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年苦读，钱穆的文化再次大幅度提升，他也因此被推荐到厦门集美中学任教。

也在此期间，他结婚了。

然而命运总是和钱穆开玩笑。

1928年，因为难产，钱穆妻子去世了，就连孩子也没能保住。

而这一年钱穆不仅是丧妻丧子，他的哥哥也走了。

一年连续失去三位家人，钱穆整个人变得浑浑噩噩，好在他生命中还有最后一丝亮光：知识。

他化悲痛为求知的力量，更加刻苦地研究文化知识。

正刚上当时学术界都在研究诸子之学，钱穆便也跟着研究起来。

1929年，全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来到苏州中学演讲，钱穆兴奋地带着自己研究过后的手稿《先秦诸子系年》去拜访顾颉。

原本是想接受对方的指点，没想到顾颉看到钱穆的手稿直接被他的学识震撼到了，直接邀请他为《燕京学报》写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

就是这样一个机会，成就了钱穆。

1930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一经发表，就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这篇文章不但结束了清代经学上的古今文之争，还平息了经学家的门户之见，为刘向歆洗白冤屈。

顾颉刚因此对钱穆更加的欣赏，并亲自推荐他去燕京大学任教，当国文讲师。

03

1931年，钱穆正式就任燕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讲国文和先秦史。

他以强大的知识储备，得到了一众学生的肯定，课堂上经常是座无虚席。

而在他没来之前，这种情况一般都发生在胡适的课堂上。

这也在冥冥之中注定了钱穆与胡适会有着不解之缘。

说起来，胡适并不喜欢钱穆。

因为，他们第一次见面，胡适就被钱穆难住了。

当时，胡适早已在学术界有了一席之地，而钱穆还并不出名。

巧的是两人第一次见面时，钱穆正好在写《先秦诸子系年》上遭遇了瓶颈，见到学术界有名的胡适，便迫切地想请教一番。

可没想到钱穆的问题太偏僻了，胡适听完后还以为钱穆刻意刁难，直接愤然离去了。

当然，其实钱穆并不是刻意给胡适不好看，他想的很简单，就是真心请教。

巧的就是正好问到了胡适不清楚的地方，这才发生了误会。

再加上，两个人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一定的分歧，为此胡适和钱穆之间一直不对付。

在学校见面也是经常吵架。

据说关于老子和孔子谁先出现一事，两个人就发生了争辩。

一次两人在学校里遇见，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错下去了！”

而胡适反驳说：“钱先生，您所提出的证据还不足以说服我，如果你能说服我，我可以连自己的老子都不要！”

明明都是有才华的人，可碰到一起就像点了火药一样。

偏偏钱穆这个人在文化研究上有点轴，因此他在学术界除了学识以外，与胡适不对付一事也很出名。

04

197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北大、清华、南开大学三校合并成立了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因时局不断辗转各处，钱穆也随之开启了自己长达八年的移动学术生涯。

这期间，除了日常给学生讲课，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国史大纲》上。

后来甚至为了能够安心写书，独自一人去了深山，在寺里居住。

很多人都受不了寺庙里清冷的生活，可一心扑在学术上的钱穆却很是享受。

因为他终于可以全心全意地完成自己的作品了！

1939年6月，钱穆又一部引起学术界巨大反响的作品《国史大纲》完成了。

它的出现唤醒了民族国魂，促使不少有志青年抗日救国。

同时，这部著作也彻底奠定了钱穆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前，钱穆去了香港。

本想在香港安享晚年的他，在看到很多学生不上学时，大感心痛。

孩子怎么能够不上学，不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呢！

于是他租校舍，办学堂，传播中国传统历史文化。

可他手里没有那么多钱，为了将新亚书院办下去，钱穆不惜多次往返香港与台湾之间去筹钱。

可即便钱穆付出如此多的心血，他的新亚书院，第一年的毕业生只有3人。

虽然很多人都没能坚持读下去，但钱穆却一直坚持教。

在动荡的年代，钱穆就像文化的精神支柱，一直支撑着新亚书院，也正是有他在传播传统文化上的坚持，后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文化学习与研究之中。

可惜后来钱穆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只能离开讲台。

05

1967年，钱穆去台湾定居，后来身体越来越不好，甚至造成了失明。

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传播传统文化，他在妻子的帮助下，坚持完成了《晚学盲言》。

这是他最后一部作品，在写这部作品时，他大胆预言：“待当下世界文化归去时，中国传统文化必将成为宗主。”

最终，钱老于1990年在台北逝世。

其实，钱穆的一生，都在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他尽自己所能去传承、传播我国的传统文化。

在他看来，中国人一定要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

他也一直为此而努力，从不曾改变。

这就是钱穆，为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奉献一生的时代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