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鸿儒 理学大家—— 顾宪成研究

作者 陈瑞农

顾宪成是明末时期的社会活动家，理学家，东林学派的领袖，是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少年立志，刻苦攻读，以天下为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他一生做人、为官、治学的最好写照。

无锡名人苑的顾宪成塑像

顾宪成秉性刚直，不畏权贵，对当时政治败坏，朝纲紊乱的现象直言上谏，屡遭贬斥却不改初心。他为官廉洁奉公，一心为民，心系天下。明代是个不同文化思想碰撞的时期，他顺应时代，尊崇程朱，抑制王学末流，提出学以致用的实学思想。作为一代思想大家，顾宪成借助朱学调和王学之弊端，提出“修、悟并重”的道德修养论，在传统儒家的理念上有所突破，开当时风气之先，推进了晚明实学思潮的发展，构筑了由传统儒家理念通往近代启蒙思潮所倡导的民主政治的桥梁，成为开启启蒙思潮大门的文化鸿儒。

顾宪成的政治生涯坎坷，他的“仁者爱民”的民本思想、“正为正政事”的廉政理念等一系列政治抱负没有受到重视，但是顾宪成依据宋明时期的书院制度恢复了东林书院，以此为平台传播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通过在东林书院讲学，传播学问，议论时政，集聚了大批文人学士，使得自己的学术思想得以传播，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实践。

顾宪成最终成为晚明时期群贤领袖，理学大家。

一、时世维艰 风雨如晦

从顾宪成一生的经历来看，他思想的成熟期和从事政治、社会活动的主要阶段是在明朝从中期向晚期转变的万历朝。当时，明朝政府在政治上黑暗腐败、内外交困；在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在文化上阳明“心学”盛行，实学思潮开始兴起。万历时期，整个政治时局出现了严重问题，涌现出一系列政治问题和社会危机。这一切时代造就的问题，在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顾宪成看来，是一种严重破坏原有社会传统秩序，十分恶劣的现象，发出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叹。为了从思想和政治以及社会层面对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进行挽救和拨乱反正，顾宪成根据传统儒家思想中的经世观念和卫道责任感，联合身边的一批士人和官员，从思想、政治和社会层面积极展开一场道德救世运动，以期通过学术思想上的批判异端，匡扶正学，来达到振奋士气、澄清吏治、美化风俗，彻底扭转整个社会的风气。

1、政治生态

顾宪成所处的明朝中后期，政治上逐渐陷入混乱。首先，位于封建专制最顶层的君王昏庸贪婪、不理朝政，使得君臣之间无法正常交流和沟通，从而导致朝政荒废，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极大影响了政务的处理。其次，在“大礼议”之后，官僚士大夫阶层也遭到重大打击，张居正权势滔天，官僚士大夫阶层笼罩在沉闷压抑、消极低落的氛围之中。官员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保住自己的官位而攀附权贵、结党营私，整个官场黑暗腐朽、沆瀣一气，弥漫着一股腐朽堕落的风气。

2、思想文化

明代中后期，在传统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明代中期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体系，由于其直截了当，简便易行的特点，为当时沉闷的社会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迅速得到士大夫阶层的认可，并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文化，为世人广泛认可。发展到万历时期，由于阳明心学体系的自身特点及阳明后学的过度发挥等因素，大量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整个士大夫阶层中逐渐弥漫一种率性而为、放荡不羁的风气，这种气息不断扩大蔓延，阳明后学的流弊还对当时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嘉靖以后，尤其是万历时期，整个社会逐渐处于一种注重享受、贪图享乐、奢靡不堪的风气之中，随之而来的便是人们的道德水平直线下降，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人伦产生僭越和冲击。

3、经济概况

晚明时期，朝政日益腐败，封建上层统治集团极端昏庸腐朽，他们穷奢极欲，疯狂掠夺和兼并土地，皇室和权贵以“官田”的名义，霸占了全国耕地总面积的七分之一，江南富庶地区被豪绅地主霸占的土地达三分之二以上。加之田赋税收十分苛重，迫使更多农民沦为无地佃农。同时，由于明朝中期以来商品经济活跃，农业和手工业有了很大提高，新兴市镇发展迅速，江南和其他富庶地区逐渐形成了新兴市民阶层。统治阶层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奢侈腐化生活需要，加紧了对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掠夺，除加派税收，还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到各地横征暴敛，恣意搜刮，激起市民的强烈反抗，江南等地先后出现了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也导致了16世纪晚明时期，农民起义连绵不绝。

4、江南文脉

江南太湖流域地区历来是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士人云集之地。江南地区山川秀美，钟灵毓秀，养成了江南人情感细腻、思维活跃的特性；在征服江河湖海的过程中，江南人又形成品性刚毅，心胸旷放，豪迈勇武的气概；江南地区历来崇尚文化教育，世家大族到平民百姓，藏书、读书风气盛行；江南文化自远古以来就不断吸收、融合其他地域的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晚明时期的江南地区，城市经济空前繁荣，人口稠密，商业发达，工商业经济得到极大发展，全国发展起40多个工商业都市，其中三分之一集中在江南地区，江南成为明代重要的经济中心区域。伴随着经济的繁荣，文化氛围极其浓厚。顾宪成即是在这浓厚的江南文化的滋养下，在乡贤先辈的影响下，从锡北，走向全国，走上历史舞台。

无锡东林书院内的石案和石几

二、峥嵘少年 声名鹊起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江苏无锡人。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2年）。顾氏祖籍无锡上舍里，到了顾宪成的父亲顾学一代家道中落，顾学一家迁居无锡泾里，以小本生意维持生计，因顾学经营有方，财富日益积累，后通过购置田地，家道逐渐兴盛起来。顾宪成六岁开始进入私塾学习，先后学习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及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经典学问。十五岁时，跟随著名理学家张原洛学习，学问大增，声名渐起，从此步入名士之流。

顾宪成的科举之路一帆风顺，少年时代就声名鹊起，后来连中秀才、举人第一，更是名动一时。万历八年，顾宪成考中进士，从此声名远播，以户部广东司主事入仕，后一路升迁，至万历十四年，任吏部封验司主事，同年，因上谏反对贵妃弄权，被削去进士籍，贬斥回乡。后来在诸位大臣的保荐下重返官场，历任文选司郎中等职，后又 得罪皇帝，以忤逆罪革职还乡，终身不再入仕。

顾宪成致仕后在家乡同人堂讲学，传播学问。万历二十五年，顾宪成专门开辟几十间学舍供学子居住，一时间，泾里南北，书声琅琅，一派奋发读书之象，顾宪成俨然成为一派宗师。经过长时间讲学，顾宪成决定兴建书院，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请求恢复宋代闽人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受到府县地方官员和乡绅贤士的支持，募集白银2000余两，历时五个月重建修缮东林书院。同年十月，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召开集会，依据《白鹿洞书院学规》订立《东林会约》，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讲学、管理制度，从此东林书院走上正轨，遂成东林学派。万历四十年，顾宪成去世，天启初年，赠太常寺卿，崇祯二年，又赠礼部右侍郎，谥号端文先生。

顾允成，字季时，号泾凡，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无锡泾里(今张泾)，自幼家境清贫，性情耿直刚烈。其父顾学曾任乡里亭长，经营过豆腐粮米等小作坊买卖，为人豪放，颇多见闻，因此注重顾家兄弟的教育。顾允成自幼聪敏，14岁师从张少弦，万历元年(1573年)得补郡诸生。当时常州知府施观民创办龙城书院，顾宪成、顾允成兄弟都被选送其中，在龙城书院接受良好教育。

万历十四年(1586年)中进士，因言辞激烈被置于末第。当时顾允成尚未有官职，见有官员诋毁海瑞就愤慨抗疏，结果被以妄奏为由夺去冠带，遣返归家反省。万历十六年(1588年)，经南京御史奏荐，顾允成得以起任南康府教授。此后历任保定府教授、国子监博士、礼部主事等职。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皇帝下诏“三王并封”，顾允成与张纳陛、岳元声合疏直谏，认为绝不可行。不久后又弹劾阁臣张位，因忤旨被贬为光州判官。顾允成没有领旨赴任，而是请辞归家不再复出。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亦遭革职还家。顾允成遂与兄长重修东林书院悉心讲学，聚集有识之士形成影响一时的“东林学派”。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顾允成病逝于小辨斋，终年54岁。明朝天启年中，顾允成受朝廷追赠为光禄少卿。

三、家国情怀 心系天下

少年时代的顾宪成朝气蓬勃，雄姿英发，从“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名联，就可以看出他立志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和远大抱负，体现出事事关心的家国情怀，忠于国家，关心民生的崇高精神。

初入仕途，顾宪成满怀书生意气，带着对国事的满腔热忱批判现实，以期挽救颓废的朝纲。他与同榜进士南乐魏懋权、漳浦刘国徵都因在乡试中获得第一，时称“榜中三解元”，他们志趣相投，时常在一起砥砺切磋，议论朝政，言辞激昂尖锐，在朝中影响较大，时称“三元会”。

真正体现顾宪成家国情怀的，则是影响其仕途的给万历皇帝的三封奏疏：第一封奏疏是《恭陈当今第一切务事疏》，上于万历十五年（1587），顾宪成有感于京察中的用人得失，要求皇帝分清君子小人，不要被小人壅塞朝政，蒙蔽视听；第二份奏疏是《垦乞早建储典疏》，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顾宪成为“立国本”之事而上呈的，是建议早立储君，以保障皇位继承的有序和稳定；第三封奏疏为《闻命惕衷自惭独免陈愚悃以祈圣断事疏》，疏中请求皇帝明辨是非，不要将在“京察”中秉公办事的赵南星降职罢官。这三封奏疏无不体现出顾宪成心系天下，对时政弊端，对国家稳定的担忧之情。他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这就是他爱国爱民精神的最好表达。

他以天下苍生为念，一切从民生，百姓的利益出发，而不局限于 “小仁”的观点，很符合现在社会的主旋律，对我们建设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启示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顾宪成“仁者爱民”思想的当代体现。

无锡惠山的顾宪成祠堂

四、铁骨高风 奉公守廉

顾宪成秉性刚直不阿，不因位卑言轻，不计个人得失，敢于上书直谏。他面对内部皇帝昏聩、吏治黑暗、官场腐败成风，北方部族厉兵秣马、积蓄力量，窥视大明江山的内外交困的危局，向朝廷建议广开言路、广举贤才，亲贤人而远小人，革除陋规，兴举新政。顾宪成的这份凛然正气，来自他高远的政治抱负和深邃的学识见地，同样也来自于无锡乡土和太湖山水的熏陶，同样受到当时号称“锡谷四谏”的无锡四位名臣的深刻影响，成为他做人和为官的榜样，形成了他不媚权贵、敢于直言、廉洁自守、正直无私的高尚品格。

1、“锡谷四谏”

在顾宪成入仕之前的三四十年，无锡先后出现了四位刚直不阿的谏臣顾可久（洞阳）、杨淮（东川）、黄斗南（士尚）和张静思（舜举），这是明代历史上有名的“锡谷四谏”，他们皆敢于直谏时弊，上达“天听”而使得“龙颜”震怒，四位直谏名臣都有过被廷杖的惨痛经历，有的还因廷杖而死。其中顾可久是一代清官海瑞的老师，他经受两次廷杖，被打得皮开肉绽，虽九死一生却不改初衷。“锡谷四谏”的大无畏精神对顾宪成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他为官和做人的榜样。顾宪成不管在何处做官，不管是什么部门，什么职务，他都不媚权贵，敢于直言，廉洁自守，正直无私，一心为公。

2、秉性刚直

顾宪成入仕之初，张居正是炙手可热的朝廷首辅大臣，但顾宪成并不阿谀奉承他。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生重病，满朝文武为了讨好他，到庙里联名设醮为其祈祷。顾宪成觉得此举实在荒唐，便拒绝参加，表现出他不依附权贵，不趋奉陋习的耿直性格。他在吏部任职的时候，朝中左都御史辛自修因六年一度的“京察”与工部尚书何起鸣发生冲突事件。正直无私的辛自修受到心怀叵测的何起鸣攻讦，神宗皇帝不辨是非，将两人一起罢免。顾宪成深感不公，直面上疏指责神宗处置不公，堵塞言路。此举触怒了明神宗，顾宪成遭到严旨斥责，被贬出京，到桂阳担任通判一职。在桂阳期间，顾宪成深感自己没能抑恶扬善、主持公道，实在有愧先贤，也有愧于百姓，故而将自己的寓所题为“愧轩”。一年后，他被改派任浙江处州府推官，在任上，顾宪成主持公道、清廉自守，为百姓做了大量好事，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被推举为“公廉寡欲天下推官第一”。

回到京城的顾宪成秉性使然，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明神宗下诏将皇长子等三子一起封王，即“三王并封”，而不肯立皇长子为太子。顾宪成身为六品吏部员外郎，直言上谏反对“三王并封”，认为这是王朝大忌，肇祸之端，要求“无嫡立长”。最后，在顾宪成等的一致反对下，“三王并封”不了了之。然而，封建王朝毕竟是皇权至上，神宗伺机报复，指责吏部结党营私，将顾宪成降职处分，吏部尚书陈有年会同其他正直大臣上疏申救顾宪成，彻底触怒明神宗，以“忤旨”之罪将顾宪成发回原籍无锡，从此，顾宪成结束了他的官宦生涯。这是顾宪成的人生转折点，看似不幸，实是大幸。朝堂上虽然少了一位敢于直言的忠臣，民间却多了一位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开一代学风的大家宗师。

海瑞对顾宪成的评介刻石

五、文化鸿儒 理学大家

罗光在《中国哲学史》第四篇《东林学派·顾宪成》中写道：“他在当时的声望，不在于提倡理学，而在于切言时事，痛责时弊，把死生置在度外，敢直言不讳。”从中可看出当时的顾宪成是作为刚正不阿的直谏之臣为世人所知，而非他的理学思想。但是，从顾宪成对王学末流虚无思想的批判，到提出自己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他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座右铭，也显示了他重视实在的学问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救民思想。

顾宪成发扬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他重视气节，曾明确表明重建东林书院是为了“念祠堂以崇先哲之懿范，则道脉系焉；书院以广友朋之丽泽，则学脉系焉，所关重大。”他的思想大体上可概括为本体的性善论和功夫的实学论，突破了心学道德修养偏重个人的桎梏，将社会实践作为实学的重要范畴，对后来的经世致用儒家实学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前导意义。

1、源王溯朱

从师承上来看，顾宪成的思想源于王学，在他思想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当时的社会现状，加上目睹了王学末流的种种流弊，从而由王学转向朱学。

当然，顾宪成同样看到了朱学的弱点，他并没有盲从朱学，而是有自己独特的个人见解。其弟子高攀龙说：“先生之学，性学也。”从“性即理”的观点看，性学就是理学，属于朱学，从“性即心”的观点看，性学就是心学，属于王学。顾宪成虽然倾向于朱学，但绝不排斥王学，有时还加以推崇。针对王学尊心，他说：“心何尝不可为宗？”对“良知”，他说：“阳明之揭良知，真足以唤醒人心，一破俗学之陋。”对“知行合一”之说，他也不反对。在一定程度上，顾宪成的“性学”与“心学”相通，并非醇正的朱学传统。虽然他主张尊朱抑王，但他没有全盘否定王学，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把两者的思想融合起来，这对朱王两家的学说从对峙逐渐走向融合起到了积极意义。

2、理学思想

在对理的认识上，顾宪成认为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是客观存在的。对于朱学的“性即理”和王学的“心即理”的学说，顾宪成认为性是心的根本所在，也是理的具体体现，如果抛开性去空谈个心，那么就会为个人的情识所困，体现不出天理的精微之处，如果抛开性去谈天理，那么理也就变得虚无，没有具体的内容。顾宪成认为“性即理”的学说，是天理客观规律的体现，他在心性问题上坚持“性即理”的本体论，为他的心体至善论找到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他提倡的格物致知的实学思想提供了依据。

3、注重现实

顾宪成非常注重现实，看到朱学能拿出具体的伦理道德的教条，让人有切实可行的规范可循，有区分善恶的具体标准，也是东林学派揭露朝廷腐败，抨击黑暗政治有所依据。而阳明心学提出“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不以外在的规范为准则，让人无所遵循，借此恣意妄为。注重现实，甚至促使顾宪成提出一些有悖于孟子的思想。顾宪成认为：“孟子以不学而能为良能，吾以为不能而学亦良能也”。他强调人的学习和思考，这是对孟子良知良能说的明显修正。从顾宪成对王学的批判与吸纳，对朱学的修正和改良，进而提出了自己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他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座右铭，也显示了他重视实在的学问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济民思想。

他十分强调实践功夫，要求做学问不仅要把性善的天理发挥出来，还要学以致用，发扬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他提出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重视读书，提出重视商业，尊重民众权利等近代启蒙思想，这些都被后来的学者及思想家发扬光大，其思想也开启了清代实学和考据学的先河。

东林书院讲堂

六、东林学派 君子风尚

东林学派是基于东林书院而产生的，在继承杨时建立的龟山书院基础上，重修东林书院，并完善了杨时时期的讲学模式。东林学者的经世理念都是通过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而传播开来的，他融治国济世之学于讲会之中，一时之间，东林书院及东林学派名震大江南北。

东林学派反对坐视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空谈心性的浮华风气，倡导“经世致用”的求是学风。力图以读书、讲学、议政的方式，唤起民心，解救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他们对晚明时政弊端和空谈心性的浮华学风的批判，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把晚明救世思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也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的兴起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东林学派是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

1、东林学派形态

东林学派试图通过过问政治，达到经世致用，他们倡导积极的救世精神，旨在“立朝居乡，无念不在国家，无一言一事不关世教”。提出“随事心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为了国家的危亡，他们时刻做出自我牺牲，他们宣言：“我辈之身，全要一副铁肝石肠”，甚至“削足不足为辱，刀锯不足为畏”。他们抨击朝政腐败，要求改革，对那些不闻时事，明哲保身的行径极为不满。他们虽经常因抨击时弊，敢于直谏，要求改革而遭贬斥回乡，但他们却身居“水边林下” “志在世道”，通过一边讲学研讨，一边讨论国家大事，将读书讲学和救国救民联系起来，倡导讲学不可为个人之私，而要为天下之公，这一学术宗旨在东林书院有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种与议政相结合的学术活动吸引了许多有志之士，竟使东林书院“学舍不能相容”，可见当时东林讲学之盛况。

东林学派的救世精神和政治热情，也是他们君子风尚，学术修养的体现。在学术思想上，他们主要是以能否治世为标准，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把学问和百姓日常联系起来，重视社会政治，关心世道人心，充满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

2、东林学派宗旨

东林学派尊崇程朱理学为正统，以复兴理学为宗旨。因此，顾宪成以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为参照，修订了《东林会约》，作为东林书院讲学、治学的纲领性文件。

首先开列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等人的有关语录为与会者遵循的准则，将古之圣贤当作为学榜样，要求学人要坚持不懈，强调治学的目的是“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另外，还罗列修身、接物、处事等修习内容，重申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所提出的“为学之序”，强调博学和慎思必须落实到笃行上来，学和思的结果最终要归于行动。

3、东林学派会规

为保证东林书院讲学活动顺利有序进行，在会讲过种种制订有具体会约仪式和管理方法。《东林书院会约仪式》一共有11条。

第一条明确，会讲属于业余自愿性质，参加会讲的通知不用传达到每个人，愿意来的来参加，不愿意的可以不参加，从实际出发，灵活自由；

第二条规定，凡是参加会讲的学者都要在大会第一天身穿礼服，参拜孔子和杨时，以年龄为序落座听讲；

第三条确定会主人选由大小会公推产生，负责会讲的各项具体事务，这反映东林讲学的民主风气和相互尊重的信任精神；

第四条规定大会的接待管理，每年大会之际，设“知宾”二人，负责会讲的接待，组织；

第五条明确有关会讲内容，每次会讲推举一人讲《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中的一段内容，然后大家“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这充分反映了东林学派相互尊重，讲实学、求实效的良好学风；

第六条是提倡诗教，在会讲久坐倦怠之后，为了活跃讲学气氛，提高学习兴趣，穿插集体诗歌，直到精神振作，心口融洽为止，从而提高讲学效果；

第七条强调讲学秩序，随行人员一律在讲堂外等候，要求保持讲堂安静；

第八条要求对参与会讲人员进行考察，专门设有“门籍”，负责对参会人员到书院讲学以及回到各地后的表现进行考察，以便保持东林讲学的良好学风；

第九条是讲会中供应茶点，供人随意取用，但是不设席，力求简单适用，方便简朴；

第十条规定，讲学时伙食标准为“午饭四位一桌，二荤二素”，提倡生活简朴，不铺张浪费，不讲究吃喝，反映出东林学派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集中在研究探讨学问上的实学精神；

第十一条强调要“省繁文、求实益”，尽量简化与会人员之间的交拜手续，不搞繁琐的礼节和形式主义，追求讲实学、办实事、有实用。

《东林书院会约仪式》简单方便，切实可行，是东林学派提倡廉洁俭朴学风的一个具体反映，也充分体现了求真务实的东林学风，其教育思想对今天仍有一定的启示和教育意义。

七、东林八君子

东林八君子是指明朝万历年间以明末思想家顾宪成为首的一个士人团体，他们因聚集于东林书院讲学，影响颇大，时人称之“东林八君子”。他们是：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和叶茂才。东林八君子以批评朝政腐败，批评朝廷政策(主要矿监、关税政策)，关心社会问题，关心百姓生活为宗旨，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发展，逐渐形成了对明朝政治进程起了重要影响的东林学派。

顾允成 (1554年-1607年)，汉族，字季时，号泾凡，无锡人，顾宪成之弟，明末思想家。万历十四年进士，1588年(万历十六年)，经南京御史奏荐，顾允成得以起任南康府教授。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皇帝下诏“三王并封”，顾允成与张纳陛、岳元声合疏直谏，认为绝不可行。不久后又弹劾阁臣张位，因忤旨被贬为光州判官。顾允成没有领旨赴任，而是请辞归家不再复出。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亦遭革职还家。顾允成遂与兄长重修东林书院悉心讲学，聚集士人形成影响一时的“东林党”。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顾允成病逝于小辨斋，终年五十四岁。著有《小辨斋偶存》八卷(附《事定录》三卷)等。明朝天启年中，顾允成受朝廷追赠为光禄少卿。《明史》评价其“性耿介，厉名节”。

高攀龙 (1562年 - 1626年)，汉族，字存之，又字云从，无锡人，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世称“景逸先生”。高攀龙是万历十七年进士，万历二十年(1592年)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高攀龙辞官归家，与顾宪成兄弟复建东林书院，在家讲学二十余年。天启元年(1621年)，高攀龙重获起用，被任命为光禄寺丞。天启六年(1626年)，崔呈秀假造浙江税监李实奏本，诬告高攀龙等人贪污，魏忠贤借机搜捕东林党人。该年三月，高攀龙不堪屈辱，投水自尽，时年六十四岁。著有《高子遗书》12卷等。崇祯初年(1628年)，朝廷为高攀龙平反，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宪”。《明史》评价其“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

刘元珍 (1571年-1622年)，汉族，字伯先，号本孺，无锡人，明末政治家，东林党领袖。刘元珍是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不久被授予南京吏部主事的职位，后升为南京兵部郎中。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适逢"京察"，刘元珍牵涉其中而被免官回乡。刘元珍遭到罢免后回到家乡无锡，和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这些人都是正直的官吏，对国家的命运十分关注，对当时黑暗的政治局面也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天启二年(1622年)逝世于京师官邸，终年仅51岁。著有《东林习静有感》。天启五年(1625年)，阉党横行，大兴冤狱，东林党人罹难。刘元珍虽已身故，但名字仍被阉党列入他们编造的所谓“东林党人榜”内，功名均被追夺。崇祯元年(1628年)才开始平反昭雪。《明史》评价其“表节义，恤鳏寡，行义重于时。”

安希范(1564-1621年)，汉族，字小范，号我素，无锡人，明末政治家、文学家，东林党领袖。安希范是万历十四年进士，被授为行人司行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安希范因直言进谏而惹怒万历皇帝，遂遭贬斥。万历三十年(1602)，安希范开始在东林书院讲学。天启元年(1621)四月初八，安希范自吴兴返无锡，得病不起，十三日逝世。安希范著作颇丰，有《养心日札》、《读书日笺》、《荒政撮要》、《武备私考》、《赡族录》、《名山纪游》、《萍隐漫录》、《文献通考删》以及后裔编的《天全堂集》等等。

钱一本(1546-1617年)，汉族，字国瑞，号启新，南直隶常州府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明朝政治家、文学家，东林党领袖，世称“启新先生”。钱一本是万历十一年进士，任庐陵知县，征授御史。后因上疏皇帝而遭诬陷，被贬为民。此后钱一本隐居在家，潜心研究《六经》濂、洛诸书，尤其擅长《易》学。又与顾宪成分主东林书院讲席，成为“东林八君子”之一。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钱一本去世。著有《像抄》、《范衍》。天启初，赠太仆寺少卿。

薛敷教 (1554-1610年)，汉族，字以身，号玄台，南直隶常州府武进(今属江苏)人，明朝政治家、文学家，东林党领袖。薛敷教是万历十七年进士，因上疏忤旨，被勒令回籍。万历二十年(1592年)夏天，薛敷教被重新任命为凤翔教授，不久后提为国子监助教。次年，因解救赵南星而被贬，薛敷教借母亲病故辞官返乡，此后再未出仕。薛敷教归家后便始终在家隐居，后来和顾宪成兄弟及高攀龙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薛敷教病逝，赠尚宝司丞的职位。

叶茂才(1558-1629年)，字参之，号闲适，无锡(今江苏无锡)人，明末政治家，东林学派领袖。叶茂才是万历十七年进士，不久后被授予刑部主事的官职。万历四十年，因朝廷党争，排斥东林，他不满而辞官回乡。天启初年(1621年)，朝廷下诏让叶茂才出任太仆寺少卿，后来改为太常，叶茂才都没有前往。到了天启四年(1624年)，再次提升他为南京工部右侍郎，第二年才到达就任。仅上任三个月，又称病辞官。叶茂才在东林书院讲学期间，提倡公论精神，认为“天下事非一家私议” 。崇祯二年(1629年)，叶茂才在老家病逝，终年72岁。

作者简介

陈瑞农，原无锡市博物馆馆长，现为江苏省文物鉴定专家库专家，江苏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无锡市收藏家协会会长，江南大学书画研究所研究员、以及兼任省和市的多个书画院、艺术研究会（院）的院长、会长和顾问等职，发表各类专业论文、文章近百篇，整理出版名家画集数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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