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侯与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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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消息，河南大学原历史系主任、教授、河南大学出版社首任总编辑朱绍侯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7月23日15时在开封逝世，享年96岁。本期选编了朱绍侯与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教材三篇相关文章，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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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绍侯：

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教材回忆

十年浩劫，高校教材建设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古代史教材也不例外。所以在1977年高校重新招生时，各校历史系都没有教材可用。1977年3月，西北大学林剑鸣先生、韩养民先生与杭州大学魏得良先生、徐明德先生共同发起，并联合安徽师大、山东大学、陕西师大、河南师大、广西师院等七院校合作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约定于1977年12月末在杭州大学召开编写会议。在杭州开会时，南充师院、福建师大、山西大学三院校同志也赶来参加，于是就形成了象征圆满的十院校格局。

十院校同仁汇集一起，合作编写教材的热情非常高，但在推选主编的时候却出现了曲折。最初十院校共推西北大学林剑鸣先生为主编，但林先生坚决不接受。之后又推另一位先生，也遭婉拒。合作编写教材没有主编是绝对不行的，推不出主编就意味着十院校合作就要散伙。在此情形下，发起人之一的韩养民先生就和到会的西北大学历史系总支书记李怀真先生商量，想推我当主编。他说朱绍侯是东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又编过教材，可以胜任主编。李书记表示赞同，并与其他院校商议，各院校也表示同意。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先只是考虑让我系另外两位同志接受编写任务后，自己就退出来。现在突然提出让我当主编，确实没有思想准备。可是当我看到十院校同志那种殷切期望的目光，所有推托之词都咽了回去，硬着头皮接受了主编任务。

主编确定下来后，下一个任务就是要定出一个教材编写大纲。此时又出现了第二个曲折，当时十院校共带去三个编写大纲，即山东大学一个，安徽师大一个，河南师大一个。讨论确定新大纲的会议开了一天，意见五花八门，根本无法统一认识，怎么办？于是我只好把范文澜先生抬出来说事。我说1959年我在北京参加过《中国史稿》编写研讨会，郭沫若那么大的一位权威学者，也统一不了各位编写人员的认识。在关键时刻，范文澜先生站出来说话了。他说意见不一致，是很正常的，他在延安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也是各持己见，无法统一。但是合编一部书必须有个统一认识，范文澜先生就说他当时即明确表态：这书既是我主编，就该按我的意见编写。于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才得以顺利进行。范老接着说，现在《中国史稿》郭老是主编，就该按郭老意见编写。说完范文澜先生的这么一个故事，我就说大家既然推我当《中国古代史》主编，就听我的吧。大家都表示赞同，有人提议让我参考三个大纲和大家的意见编出一个新大纲。于是我就和魏千志先生以河南师大的大纲为基础，吸取各方面的意见整理出了一个新大纲，经过十院校全休会议讨论，略作修改就确定下来。

大纲确定下来，下一步就是分工编写的问题。先是各院校根据强项自报所要编写的章节，然后会议领导组又作了适当调整，落实了编写任务。这时有人提出让我谈一谈编写《中国古代史》的指导思想，我就根据当时的形势及中国古代史研究状况，谈了五点原则性意见：一、鉴于“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提出不与现实政治挂钩的原则；二、放弃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发展动力说；三、重视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四、注意吸收考古学界新成果；五、注意吸收中国古代史研究新成就。

1978年12月底，在广西桂林召开定稿会议，会议前后共开了一个多月，终于完成了定稿任务。但是在出版问题上，又遇到新的难题。按教育部规定，我们的《中国古代史》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在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系时，他们说1979年出版计划已经定过，十院校《中国古代史》没有列入计划，不能出版。这一下我们可感到紧张了，因为十院校都没有教材，等着在1979年下学期能用上新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计划已满，别的出版社又不能出版，这可怎么办？

有人提出说可以先用“内部试用教材”名义出版。我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但找哪家出版社心里却没谱。这时福建师大历史系总支书记许在泉对我说，他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李瑞良很熟，可以通过李先生征求一下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意见。我赶紧请在泉先生用电话联系。想不到李先生很快就作了答复，说他们愿意出版，而且李先生马上乘飞机赶到桂林和我商量出版事宜，我们很快就达成协议。李先生将《中国古代史》书稿带回到福建后，立即投入审读和编辑加工的工作，以最快的速度，于1979年8月出版了《中国古代史》试用本，解决了十院校教材荒的问题。因此十院校对福建人民出版社是心存感激的。事后我曾问李瑞良先生：“你们连《中国古代史》书稿都没看，怎么就敢答应给我们出书呢？”李先生的答复很妙。他说：“《中国古代史》是教育部确定的推荐教材，水平应有一定的保证。你们十院校都是中国正规大学，如果你们粗制滥造，不怕丢人，我们也就陪你们丢一次人。”听了这话，我对李先生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十分钦佩。他们出版《中国古代史》并非盲目的冒险，而是有胆有识有远见的举措。

试用本《中国古代史》教材只能出版一次，正式本教材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李瑞良先生向我表示，他们想继续出版正式本《中国古代史》。于是我们就到教育部，见到了高教司谭司长。我们说明来意后，谭司长说：“你们给我出个难题，按规定地方出版社不能出高校教材，况且出高校教材，教育部还要供应纸张，由北京运至福建也是很麻烦的。”李先生说纸张我们可以解决。谭司长看到李先生对出高校教材那种热烈期望，很受感动，就说让我再考虑考虑吧。我们由北京回来不久，就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说《中国古代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封面要印上“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字样。教育部通知说明，福建人民出版社不仅能出版《中国古代史》，而且也取得了出版高校教材的资格。

以上内容节选自朱绍侯：《曲折的历程、美好的回忆——纪念福建人民出版社<中国古代史>出版30周年》，《中国图书商报》，2011年7月5日。

△ 1980年11月14日山东大学历史系在烟台主办的十院校《中国古代史》教材审定会留影。

臧知非：

朱绍侯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的贡献

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编写开始于1978年，本来是髙校教师之间的民间行为。1978年3月，杭州大学历史系魏德良先生一行三人访问西北大学，西北大学历史系韩养民先生、林剑鸣先生负责接待。闲聊之间，魏德良先生一行首先提出组织几个院校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与韩养民、林剑鸣先生一拍即合，而后分头联络相关院校，于是年年底在杭州大学召开首次编写会议，有山东大学、西北大学、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安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充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开封师范学院（现河南大学）十所院校教师参加。

其时思想界是乍暖还寒时节，政治形势依然左右人们的思维和观念，经典作家、革命领袖的论述在理论领域依然主导着人们的认识，理论禁区所在多有。在史学界，虽然经过对“文革”间“影射史学”的批判，真正的学术讨论已经开始，但是，由于政治思维的惯性，对诸多历史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完全回到学术轨道上，谈不上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这些是编纂教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显然，在这个背景之下，对于主编一部教材来说，难免要承担政治和学术的双重风险。

就教材编写的学术要求而言，髙校十年停止招生，所有教学与研究全部停止。而恢复髙考以后的学生是“十代同堂”——从“老三届”、“新三届"”到应届髙中生同在一个班级，同学年龄大小相差十多岁，其人生经历、思想观念，千差万别，有的是人民公社社员，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工人，有的曾经是“反革命分子”，有的是革命干部。那些参加过“文攻武卫”、又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饱经风霜，总结过去，以国家兴亡为己任；那些刚刚毕业的髙中生不过懵懂少年；至于革命干部身份的学生对于“文革”还有着本能的回护。至于理解能力、知识结构，更是相去甚远。但是，这些学生的共同点是关心国家命运，追求事业和理想，风华正茂，积极进取，勤奋好学，如饥似渴。而当时大多数教师或者是从中学、或者是从农村、或者是从工厂刚回到教学第一线，即使那些一直在髙校的教师也长期脱离教学。面对这样的学生如何上课，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说，心中没底.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就技术层面来看，各髙校之间，“文革”十年，学术中断，各敲各的锣、各喊各的号，单位之间、作者之间的协调也是一件繁杂耗神的差事。

而编写教材必须统一观点、统一体例、统一文风。这既需要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有通识性把握，才能宏观上抓住历史变迁的内在理路，使得教材以一根主线贯而通之，还要对当时学界各种争议问题有全面的认识，才能择善而从；同时还要求主编有宽容的气度，有甘于奉献的精神，乐意为大家奔走。当然，首要的是学术能力。

显然，如果有一位德髙望重、识见过人的老先生担任教材主编才说得过去，而当时参与其事者没有—位是“德髙望重、识见过人”的老先生。因为各位作者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最髙职称是讲师，有的只是个助教。因为自 1958年“大跃进”到“文革”结束，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逐步升级，最后是知识分子劳动化，中国髙校二十年没评职称，尽管这些作者在髙校工作有年，即使是在“文革”动乱年代也并没有放弃对学术的执着，属于“文革”结朿以后学术的先觉者，有着不俗的学术建树，但毕竟只是个讲师或助教。尽管职称不等于学术水平，但在人们的观念中，编写大学教材起码要有高级职称的人担任主编，“文革”前出版的几部教材和参考资料的主编可都是大名鼎鼎的大学者，所以大家都没有信心或者勇气挑起主编这个担子，有的先生宁愿退出编写组也不愿意任主编，就是担心无法承担主编的责任。

据教材编写发起人之一、西北大学教授韩养民先生回忆，在1978年年底于杭州召开第一次编写会议时，“提起编教材，人人兴奋得眼里放光，脸上带笑，嘴上滔滔不绝，激动得如同八月钱塘江之潮。可是，谁当主编？触及这一角色，许多人低头不语，会场上一片寂静，静得好似平湖秋月，浪平如镜，主持人紧锁愁眉，急得一筹莫展，无奈，只得休会再议”。与会先生们的“低头不语”绝非后心里想当而不好意思说出来，而是不愿意或者不敢当。在当时，并没有后来的名利观念，人们考虑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好，不愿当主编。

担心的是负不起主编的责任，影响教材的质量，希望有更合适的人选。在这相互推脱、群龙无首之际，韩养民先生首先向西北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李怀真先生、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林剑鸣先生建议由朱先生任主编，因为朱先生“毕业于东北师大研究生班，学术造诣很深，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学者”。李怀真先生、林剑鸣先生欣然支持，随之得到编写人员的一致赞问。面对着“始料未及”的局面，朱先生感到“盛情难却，便迎难而上”，颇似临危受命，担起主编的重任。

朱先生担任主编以后，而对五花八门的观点分歧，首先确定工作思路和指导思想，即总结“文革”前教材编写的成果与经验，提出吸收考古新材料、重视少数民族历史、注意吸收新成果，突破“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藩篱，明确“不联系实际”。这既有继承，更有创新，而且是更大胆的创新。吸收考古学成就、重视少数民族历史以突出多民族国家的演变过程，在“文革”前部分髙校编写的中国古代史讲义和教材中已经有所体现，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更贯彻了这一学术思想，其第一册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料就选编了诸多考古资料和当时最新研究成果，朱先生强调新编教材要充分吸收考古学成就和研究成果，是在新的起点上对传统思路的继承，或者说是某种意义上的“回复”。至于明确提出“不联系实际”以摆脱“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藩篱则是一个勇敢的创新，这既是对历史传统的突破，更是对现实政治的突破。

以上内容节选自臧知非：《回归本然：朱绍侯先生对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的思考与实践》，《史学月刊》2011年第11期。

△ 1998年8月29日，朱绍侯先生写给钱宗范先生的信。

李振宏：

《中国古代史》的编写原则和特点

朱先生当这个主编，其实也可以用临危受命这个词来形容，因为在当时是有些风险的。在主编的问题解决之后，对于编教材来说，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编写大纲的确定，根据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制定一个教材大纲，这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当时，到会的十院校老师们，几乎都带去了他们各自学校使用的自编教材，都有自己对新教材的一些设想，而这些不同的教材设想是五花八门、很难统一的。最初是在大纲问题上争执激烈，各不相让。朱先生在会上讲了“文革” 前他参加郭老主编《中国史稿》会议的情况，当时也是在教材大纲问题上争执不休，最后范老一句话一锤定音，谁当主编就按谁的意见办。集体编书要集思广益，但也必须体现主编的思想，没有统一的思想是无法成稿的。这是一个明确的也是合乎情理的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于是大家统一了思想，按朱先生的意见办，以朱先生带去的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集体编写的曾经试用过的教材大纲为基础，讨论确定新的教材大纲。

据朱先生回忆，他当时在编写会议上讲了几点编写原则，以统一大家的思想：

第一点，不联系现实。

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大胆而充满智慧的提法。当时的现实是什么？“文革”中，“四人帮”出于自身的阴谋和野心，大讲儒法斗争，将一部中国古代史篡改成一部儒法斗争的历史，所有历史书都必须贯穿儒法斗争的主线，严重地扭曲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真实面貌。粉碎“四人帮”之后，批评“儒法斗争”论，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这就是现实。于是，当时有些学校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就是贯彻批判儒法斗争的指导思想。朱先生提出我们的教材不联系现实，就是不要贯彻这样的指导思想，不要紧紧跟着政治的需要走。所谓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是“四人帮”伪造出来的，批判儒法斗争的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历史上的问题，我们写历史为什么要把这个不是历史问题的问题写进去呢？况且我们编写的是教材，就是要交给学生纯粹的历史知识，告诉学生真实的历史面貌。不联系现实，无疑是正确的，而在仍然坚持学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时代，这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不联系现实”这个指导思想，是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能够行之久远的秘诀。有些坚持贯彻批判儒法斗争思想的教材，虽然也下了很大工夫，但在短暂的几年批判结束之后，教材本身也失去了生命力，无法在学界推广开来。

第二点，抛弃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发展的历史观，尽可能真实地展现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从 1958 年大跃进中的“史学革命”开始，中国历史都被写成了一部农民战争的历史。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用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这就是文革前17年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而在中国古代，最能反映阶级斗争，或者说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农民战争。于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农民战争被看做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最重大最直接的推动力量。反映在中国古代史教科书中，就是农民战争开道，把农民战争放在每一章的开头去写，是一场农民战争开辟了一个新的王朝，新的时代。这样的处理，非常不符合历史的逻辑。在十院校本开始编写的时候，学术界刚刚有人提出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要求打破阶级斗争动力论，提出生产力动力说，但讨论远没有展开。动力说的讨论刚刚露头，朱先生就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在教材编写中排除阶级斗争动力说的干扰，以经济的发展为历史主线，充分体现唯物史观的历史观点。这在当时，无疑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

第三点，重视少数民族的历史，要写出一个多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中国史进程。

这是学术界已经形成的历史观念，是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而又具有现实感的一个指导思想，当然不是朱先生的创见，但却是一个在编写教材时需要强调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认识，摒弃传习千年的大汉族主义恶习，把多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思想真正贯彻到教材的行文中去，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做到或者说能够做得很好的问题，强调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

第四点，要充分反映考古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这是一个在当时来说非常聪明的主张。

新中国的考古，并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中断，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考古学是受破坏相对较小的学科，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重大的考古发现依然在进行，并举世瞩目。“文化大革命”前的教材对考古学成就的利用比较薄弱，又加上“文革”期间新的考古发现，对中国历史进程的阐述，提供了许多可资利用的新资料。对考古学成就或资料的自觉利用，充分吸纳，一方面会增强历史学知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可以改变传统古代史教材的呆板面貌，使历史知识显得真实生动，增强其可感知性。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点，成为了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的一个鲜明特征。

第五点，吸收史学研究的先进成果。

教材要反映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新进展，这是朱先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编纂思想。教材编写之初，虽然是刚刚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但学术界已经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不少领域，都提出了一些新的学术思想，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也非常活跃。吸收新成果，是教材科学性和先进性的重要保障。

朱先生提出的这些编纂思想，在教材编写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教材的试用本于 1979 年出版，1982年被作为教育部推荐教材正式出版，立即风靡了高校的历史学科，被多数学校所采用，并有不少报刊做了报道和评论。对教材基本内容和它的主要建树，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有人系统评述。本文不愿赘述，仅将当时学界的一篇评论转述如下：

李瑞良先生在 80 年代末发文指出，十院校本《中国古代史》有三条主线和三个特点。其三条主线，一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全书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充分重视社会生产力状况及其与生产关系的交互作用，并作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贯串全书。书中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作了比较系统的描述，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了比较明确的概括。二是政治斗争和政治制度的演变。作者注意清除“左”的思想影响， 纠正长期以来在高校历史教学中忽视政治制度的倾向，比较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化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及其影响。三是科学文化的发展。

从全书来看， 科学文化部分的叙述比较详细，比同类教材占的篇幅较大，比较系统地向读者提供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发展史的基本知识。其三大特点，一是体现地区平衡原则。内地和边疆并重，特别注意历代边疆的开发。二是体现民族平等原则，全面反映我国境内各族人民的斗争，对少数民族的历史给以充分注意。从西汉以下，中央王朝和周边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均有一定的反映。在论述民族关系时，既介绍了少数民族的反压迫斗争，又强调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既说明汉族文化的先进作用，又重视少数民族的重要贡献。书中用大量事实说明，中国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三是体现内外联系原则，重视中外往来，注意介绍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真实反映中国历史各重要发展时期对外开放的规模和程度。

应该说，李瑞良先生总结的三条主线和三大特点，基本上反映了朱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教材编写的基本思路和教材的基本状况。正是这三条主线和三大特点，奠定了教材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为当时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搭起了基本框架，并由此奠定了该教材在当时高校中国古代史教材中的主导地位。教材发行至今已经有30余年了，期间重大的修订四次，发行量达到一百多万册，创造了建国以来高校文科教材的奇迹，教材在框架体系方面的开拓，也为诸多同类教材所仿效。可以说，朱绍侯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方面，其功甚伟！

以上内容节选自李振宏：《朱绍侯先生与中国古代史教材建设》，《邯郸学院学报》，2010年，第2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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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历史又双叒叕上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