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如何理解认知偏差和情绪？

之前，我们着重探讨了信息的搜集，以及通过思维格栅模型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这两个话题。

然而，即便我们通过较为彻底的信息搜集及信息处理得出了最优的选择或路径，是否做出某项选择并对该选择贯彻落实到底，还需要我们在认知与情感两方面获得一致。

举个简单的例子，或许你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但每到睡前你会不会想多划一会抖音？甚至划着划着反而越来越兴奋，最后又是半夜才睡，第二天早上起不来？又或者你明知在导师或老板面前不该说某些话，却因为一些自己都无法察觉的情绪性因素口无遮拦？再譬如，你请朋友吃了一顿饭一次性刷卡50美金，在加油站加油也是50美金，但看着加油站的价码随着加油进程不断升高的过程，是不是会比一次性结清更感到煎熬？最后，如果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确定性地获得50%的收益，另一个则是0%与100%的收益的概率各为一半，对于这样一个预期相同的博弈，你是否会有喜好分别？

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情绪的认知是不足的。而恰恰是这些微妙的情绪元素或者说认知偏差，对我们是否真的去做“正确”的事情，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周所讲的内容，不能保证你读完本文就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并完全不受认知偏差的干扰，但至少或许能让你对情绪和选择倾向中的一些潜在的谬误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由于这个话题内生具有学术性，因此我会在行文中引用一些文献。这也可能是三篇文章中相对“深奥难懂”一些的一篇，尽管我会尽量试着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表达。

过度自信的进化学意义

我们每个人可能在生活中都碰到过一些你觉得过度自信的人（那个人也可能是你自己！）。

从统计意义上说，过度自信是真实存在的，也因此会出现80%的英格兰驾驶员都觉得自己的驾驶技能超过平均水平这样甚是荒谬的统计结果。在一篇名为“过度自信的演变”的发表于《自然》杂志的2011年的文献中，Johnson和Fowler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精致的进化模型，并证明在竞争性资源的充沛度高于竞争成本的前提下，过度自信能够最大化个人和群体的收益。

[1] 他们的启发式模型(Heuristic Model)系统地研究了在不同启发式条件(Heuristic Conditions)下个体的行为，且该模型是基于适者生存的进化动态，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本文的一个核心结论是 – 往正向幻觉的倾斜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获益有利。这些正向幻觉(Positive Illusions)包括夸大自己的能力和性格，夸大自己对某些事件或个体的控制能力，以及夸大自己对风险的耐受能力。借助生物学理论和统计建模，这些作者们揭示了过度自信可能在自然选择中让人（或动物）受益，因为他们可以更快，更直接，或更经济地做出决策。 除此之外，最优的偏离度(Bias)随着不确定性而增加。当某事物的价值远超竞争带来的预期成本，过度自信便会变得有益。因此，过度自信这个话题，在一些内生就高度不确定的领域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如果你在大学里学过微观经济101，恐怕不会忘记教科书里的那个神秘的“理性人”吧？这个“理性人(Homo Economicus)”特别厉害，不论做什么决策都有一个效用函数(U(x))，都以最大化效用函数为最终目标。然而，上面的这篇文献却从生物学与进化论的角度，论证了为什么人类并不总是“理性”，有时“非理性”甚至是生存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人类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为体系，而这套行为体系，不总是，甚至可以说总不是与所谓的“理性人”相吻合的。

事实上，上面所说的这篇著名文献，只是浩繁的行为学中的沧海一粟。自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大量的这类文献开始出现，对我们深刻地了解与反思我们自己的行为，有着很高的借鉴价值。

社会科学背景下的行为研究为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证支持，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复杂的社会系统进行全面的思考。行为领域的绝大多数发现（包括上面的这篇文献）都试图去对我们决策的目标，即希望最大化的效用函数U(x)做出修改。也有一些尝试，则直接对这类效用函数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限于篇幅，我们将在下文中主要讨论第一类情况。 [2]

对效用函数U(x)的修改

大量证据表明，我们在决策中，关注的常常是当前的情形如何与我们脑中的某一个基准情形不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 可能你刚入职的时候一个月拿5000美金。经过几年的努力，你的薪资增长到了一个月15000美金。因为疫情影响，公司经营困难，将你的薪资降低到了12000美金。如果你是统计意义上的“大多数”人，这时候你感受到的“贫困”可能更甚于你刚入职的时候。因此中国才有谚语说，“由奢入简”难，便是劝慰我们不要随着收入的增加太快地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节俭为怀，以防出现上面这种情况。如果你学过微观经济101，就会发现，在基本经济学或决策论的假设中，效用函数是一个固定的U(x)，这个函数没有路径依赖，是一个绝对地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函数。现实中，我们所有人肯定都会存在一个基于最近的历史的“参照水平”，这个参照水平是因过往消费或变化的未来消费预期所决定的。这就叫“参照决定”，对于很多我们生活中的决策或政治层面的政策制定都很重要。[3] 如果你允许我用一些数学符号的话，我们要做的，本质上是将经典效用函数ut(ct ), 变成一个更加普适的效用函数 ut(ct|rt)。

除此之外，Tversky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Daniel Kahneman在1991年的论文中提到，人们损失一部分本金所带来的痛苦，要两倍于获得相同数量资金所带来的喜悦。[4] 学术一点说，该基于大量真实统计数据的“损失厌恶”现象会在盈利和亏损两者的交界处突然改变斜率。因此你会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非常讨厌亏损。哈佛大学的著名行为经济学教授Matthew Rabin (1999)因此提出一个“校准模型”，为该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学术支撑。[5] 总而言之，人们在损失和盈利的交界处的效用函数或决策依据是非连续的，无法用传统经济学中的凸函数来简单描述。

注意该效用曲线在盈利与损失的交界处，斜率发生了变化。这与古典经济学中的平滑效用曲线是不同的。

人们还会受到“馈赠效应”(Endowment Effect)的影响。试想你老板把一个很重要的，但你之前没有预期到的任务给了你，你一定会大喜过望吧。不仅如此，你对这个任务的价值的评估也会更高 – 毕竟，现在这是“你的任务”了。[6] 另一个相类似的现象叫“维持现状偏差”。简单地解释，如果改变现状伴随着你损失部分已经到手的利益，那么尽管你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价值相同的其他利益，你会更倾向于不要变化。这便是中国的那句老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7]

另一个在行为经济学界很多人研究的现象与社会动机相关，叫做“利他主义”，即某个体在他人受益的情况下得到正效用。这种现象也是无法用简单的“理性人”效用函数来解决的，因为那种条件下个人只对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感兴趣。如果你允许我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表示该现象，这便是：U1(x)=(1-r) W1(x) + r W2(x), 此处 W1(x)是第一个人的物质复利，而 W2(x)则是第二个人的物质福利。这里的r可能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它所揭示的一个现象是，有时当你可能要承受一小部分损失但他人会因此得到巨大的好处时，你会愿意做出一点牺牲。[8]

一个“利他主义”的自然延伸是“利他主义回向”—这个概念在企业经营中意义举足轻重，对于管理者来说尤为重要。另一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kerlof 在其1982年的文献中建议“企业”和“员工”可以被认为是在进行一种“礼尚往来”式的“礼物互换”。该种社会互换的观点在社会学尤其是人类学中被反复强调过。[9] 如果一个公司给其员工支付了更高的薪水，该员工也更可能会以高质量的工作回馈公司。因此，公司可能会愿意支付更高的薪资并预期员工以更加辛勤的工作作为回报。三名教授，Fehr, George Kirchsteiger, and Arno Riedl (1998) 在实验室中对该假设进行了验证。[10] 测试对象被随机分为“企业”或“员工”。企业出一个工资，该工资往往涉及一项真实货币的转移支付，而员工根据企业出的工资进行回馈，选定一个“努力”程度，且该努力程度是需要员工的真实付出的。该实验的结果表明，大多数员工会选择高于他们最大化收益的“努力”程度。除此之外，尽管低收入下员工的努力程度很低，但员工非常明显地对高工资以高努力程度作为回馈。基于这些结果，Charness（1998）重复了该实验，在验证以上实验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如果工资程度的调整是出于企业的真实意愿，那么努力程度与薪资程度的关联性会更加显著。[11]

行为学还是一个初生的学科。一位在美国前三名的经济系任教的教授曾经和我说，当时他选择行为学作为研究方向的时候，很多导师都是不认同的，觉得非主流。然而，随着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发展，行为学必然将大放异彩，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也将愈来愈深刻。早一些接触这些知识，便能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具备他人所没有的比较优势。

我明白，或许这篇文章有一些太过抽象，也请读者朋友们原谅。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将把包括这篇的三讲（信息搜集，思维模型，和认知偏差）综合到一个具体的案例中，让大家能有一个更加具象的理解。这个案例的受体便是我自己。在我国大张旗鼓推出3060（在2030年碳达峰，在2060年碳中和）的背景下，光伏行业成了香饽饽。我是较早的一批光伏人，2011年就加入了光伏行业，但为什么我会和光伏擦肩而过呢？请看上篇——我是如何与太阳能行业擦肩而过的?

注：1. 在这里，我们有意规避了非心理学的模型，比如我们第一篇文章里提到的司马贺(Herbert Simon)所倡导的“有限理性”模型。因为有限理性的本质还是认可人类行为的理性底层，只是说我们因为知识和信息的有限，没有足够的资源通过理性的过程得出最优解。

Reference list：

[1]D. Johnson and J. Fowler, “The Evolution of Overconfidence,” Nature, vol. 477, pp. 317–320, 2011.

[2]M. Rab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pp. 11–46, 1998.

[3]H. Helson, “Current Trends and Issues in Adaptation-Level Theory,” Am. Psychol., vol. 19, no. 1, pp. 26–38, 1964.

[4]A. Tversky and D. Kahneman, “Loss Aversion in Riskless Choice: A Reference-Dependent Model.” pp. 1039–1061, 1991.

[5]M. Rabin, “Risk Aversion and Expected-Utility Theory : A Calibration Theorem,” no. Award 9709485, 1999.

[6]D. Kahneman, J. L. Knetsch, R. H. Thaler, T. Journal, and N. Winter, “Anomalies The Endowment Effect , Loss Aversion , and Status Quo Bias,” vol. 5, no. 1, pp. 193–206, 2007.

[7]W. Samuelson and R. Zeckhauser, “Status Quo Bias in Decision Making.” pp. 7–59, 1988.

[8]D. Krebs, “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 Altruism: An Evaluation,” Psychol. Bull., vol. 73, no. 4, pp. 258–302, 1970.

[9]G. Akerlof, “Labor Contracts as Partial Gift Exchange,” Q. J. Econ., vol. 97, no. 4, pp. 543–69, 1982.

[10]E. Fehr, G. Kirchsteiger, and A. Riedlc, “Gift exchange and reciprocity in competitive experimental markets1T2,” vol. 2921, no. 96, 1998.

[11]G. Charness, “ATTRIBUTION AND RECIPROCITY IN A SIMULATED LABOR MARKET :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