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到日本印度，南京玄奘寺供奉的顶骨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相信大家一定都看过86版的西游记，对里面玉树临风的唐僧一定不陌生，其实历史上确实有这样一个人物，他也是唐僧的原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唐玄奘。

玄奘本姓陈，名祎、洛阳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13岁出家，21岁受具足戒。曾游历各地，参访名师，学习《涅槃经》《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俱舍论》等经论。因为感到各师所说不一，各种经典也不尽相同，于是决定西行求法，以解迷惑。恰逢天竺（今印度）高僧来到长安，玄奘从此处知晓印度佛学大师戒贤正在那烂陀寺讲经，于是陈表朝廷奏请去西方求法，未被允准。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朝廷因饥荒允许百姓自行求生，玄奘便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今印度）求法，独行约五万里路，途经姑臧、敦煌（今新疆、中亚）等地，并花费五年时间游历印度。

不仅如此，他还在戒日王为其于首都曲女城举办的无遮大会上宣讲大乘佛教教义，辩倒众僧，获得“大乘天”尊号，满座僧侣无不叹服。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返回长安，据史书记载：玄奘西行求法，往返十七年，旅程五万里，所历“百有三十八国”，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

自回到长安后，玄奘便受到唐太宗的召见，住长安弘福寺。玄奘在印度还深入学习梵文，掌握并精通梵文翻译，因此自贞观十九年入住弘福寺始，便广招弟子，全身心投入到梵文佛经的翻译中，先后在数千名弟子的协助下翻译出了大小乘佛教经纶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中包括《大般若经》、《心经》等传阅度极高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今世仍有研究的意义，对于历朝历代的佛学爱好者和研究人员都是值得重视的经典，同时他还命弟子辩机执笔由他口述写成了《大唐西域记》，记录下了他所有的西行经历和所经之地的风土人情，在那个交流不便的时代，玄奘无疑为中亚和南亚地区于东亚地区的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也因此与鸠摩罗什、真谛和不空被并称为汉传佛教四大译经家。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子李治（唐高宗）为追忆其母长孙皇后修建慈恩寺，由玄奘主持，玄奘也以此作开始传播他创立的“唯识宗”，“唯识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家之一，要求通过学习提高佛学造诣，自此以后大慈恩寺也成为了“唯识宗”的祖庭。而“唯识宗”的影响也因此向四方传播，再加上玄奘本人的传奇色彩和对于佛法不懈地追求，他的佛法和精神在日本、印度等邻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公元664年62岁的唐玄奘倍感身体不适，旷日持久的佛经翻译使得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尤其在《大般若经》的翻译结束后，他有感自己寿元无多，便向弟子交代后事，一切从简。同年二月玄奘圆寂于慈恩寺，出殡时前来吊唁的民众超过百万人，尸体产生的舍利多达数个，要知道产生一个舍利的就是高僧了。

五年后，为歌颂唐僧玄奘对佛教文化的伟大贡献和精深的佛法造诣，唐肃宗敕令在他的埋葬之处修建"护国兴教寺"。但黄巢起义时兴教寺被毁，舍利均被转移至终南山紫阁寺，但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僧人数目大幅减少，至北宋时期，紫阁寺已然无人打理。就在这时南京天禧寺主持可政云游至此，为保护佛宝，于是千辛万苦将舍利运回南京天禧寺。到了明朝朱棣时期，在天禧寺旧址上修建了举世闻名的世界第七大奇迹——大报恩寺来供奉唐玄奘舍利。一直持续到1856年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太平军与清军在南京作战，大报恩寺被付之一炬，舍利塔也毁于大火之中。同时清军与太平军都在城中大肆屠杀，寺中僧人死的死，逃的逃，玄奘舍利也就此下落不明。世人都以为玄奘的舍利再也不会现世了。

直到1942年，南京处于汪伪政权的控制下，日军打算在南京郊外修建一座机场，在施工途中挖出了一个石函，根据函上的刻文，函中装着的就是唐玄奘的舍利。日本人信仰佛教，非常崇敬玄奘这样的高僧，所以在战争头子裕仁天皇的命令下，日军计划封锁消息，偷偷将舍利运回日本。

《日军侵华罪行纪实》记载了此事：
“日军在南京郊外建飞机场时，铲掉了一座荧光闪闪的古坟，发现其中竟有唐玄奘的含利。侵略者借口‘弘扬东亚佛教’，竟将部分唐僧舍利盗往日本，藏在琦玉县那座与中国西安同名的慈恩寺中。在藏入该寺前，日本浪人水野梅晓又将其中一部分偷偷装入瓶中，带回家中，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战后还在平沼府上的一间屋中看到大批舍利，同时还看到大批中国珍贵书籍，10张榻榻米大小的室内满满一层的贵重书籍。据说，这一件件都是宋唐时期的书。”

但施工的中国民工却冒着丧命的风险将消息传递了出去，日本人企图盗走玄奘舍利的消息就像插上翅膀一样在全国传播，全国人民怒不可遏，就连主政南京的汪伪政府都看不下去了，与日方交涉，要求归还舍利。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侵华日军只得做出让步，归还部分舍利，但日本人还是将舍利分为三份，分别交给了日本方面、汪伪政府、华北伪政府，而汪伪政府的那份被放置在了新修建的三藏塔中，2003年政府批准在此地以供奉玄奘舍利为主建立新的寺庙，也就是如今的玄奘寺。

而存放在华北伪政府的顶骨则被多次切割秘密运回日本，分别被供奉于日本国内著名寺庙中，但是鉴于舆论压力，日本寺庙不敢承认自己供奉有顶骨碎片，也不敢公开展出。顶骨舍利确实是1944年到达日本。当时是日本佛教协会会长仓持秀峰亲自到中国迎接顶骨舍利的。

顶骨舍利移交到日本后，最早安放在东京佛教联合会所在的增上寺，但是当时美军正在轰炸东京，为了防止被战火破坏，舍利被临时安放在日本佛教徒会长仓持所主持的蕨市三学院。可是三学院距东京不远，也时刻有遭受空袭的可能，到底放在哪里才安全呢？日本佛教联合会再次讨论后，决定将舍利安放到慈恩寺。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军战败投降后当时在慈恩寺寄居的日本佛教联合会顾问水野梅晓，就舍利是否归还的问题，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答复说：“顶骨不用归还了，中日合作在于文化交流，能在日本弘扬三藏法师的遗德，我感到很高兴，而且，因为祀奉之地是和法师有一些因缘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可以把这里定为祀奉之地。”这样，日本佛教界才最终决定将顶骨舍利供奉在慈恩寺。慈恩寺位于埼玉县，创建于日本平安朝时代，得名于当时中国长安的大慈恩寺，也就是“唯识宗”的祖庭。

随着前来瞻仰的人越来越多，日本奈良的药师寺提出了想恭迎顶骨舍利的愿望。药师寺尊崇佛教“法相宗”，而法相宗的创始人正是玄奘的弟子窥基法师，因此也算是跟玄奘有渊源。

1980年，慈恩寺打开了玄奘塔，取出了舍利，住持大岛法师分赠给了药师寺的高田法师。但当时并没有带回药师寺，只是举行了分赠仪式，直到1981年，药师寺举行落成典礼，大岛法师才亲往药师寺正式转交了顶骨舍利。而前文所说的“不敢承认的寺庙”也正是药师寺。

1955年，中国台湾向日本要走了一小块顶骨，交给了当时的台湾伪政府外交部长保管。1956年，在印度与我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同时向我国提出礼请唐僧玄奘顶骨一事。

考虑到玄奘精神的影响以及他本人与印度的历史渊源，本着友好外交关系的原则，我国同意将原供奉于天津大悲寺的顶骨由达赖喇嘛护送至当年玄奘辩经的地方——印度那烂陀寺内供奉。

至此，三个国家分别供奉着唐玄奘的顶骨舍利，历经了数百年颠簸的顶骨舍利也就此安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