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渔父》中的对话，看屈原的伟大人格〔147〕

一、典故及其出处

典故：1、淈〔汩gǔ〕泥扬波；2、哺糟歠〔啜chuò〕醨〔lí〕；3、深思高举。

语义：1、意为搅浑泥水，扬起浊波，比喻没有主见，随俗沉浮；2、意为吞酒糟，喝薄酒，追求一醉，比喻同气相投，随波逐流；也比喻文字优美，令人陶醉；3、意为思考深刻，行为高超，不愿同声相应，屈志从俗。

出处：1、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2、西汉·刘向辑《楚辞·渔父》。

二、屈原第二次被流放江南湘沅间

屈原〔前340—前278年〕，为楚国公室，“三闾”之屈氏。他博闻强识，志向远大，明于治道，娴于辞令，入则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很受怀王信任，曾担任左徒、三闾大夫。后遭权贵奸佞诬陷排挤，先后被流放到汉北和江南湘沅流域，两次计达25年之久。

屈原是杰出的政治家、爱国的诗人。在流放生涯中，他将国家的兴亡命运、人民的疾苦磨难，与个人的理想遭遇，都融入自己的热情痛苦感情，乃至整个生命之中，化为笔端的一首首宏伟凝重的诗篇。

屈原的诗篇，是楚辞体〔骚体〕韵文诗，开创了以“香草美人”作比兴的传统写法，有《离骚》等作品25篇，是《楚辞》的代表作家，被誉为“中华诗祖”。著名的辞赋家宋玉是他的弟子。他师徒俩的作品问世，标志着我国诗歌由集体演唱，发展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和北方《诗经·国风》，同为我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的文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屈原是诗人，他的众多作品都是诗歌，而他的《渔父》却别具一格，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散文。

司马迁说，屈原政治上受迫害，再次遭到流放时，他来到江边荒原草泽上，边走边咕噜着什么。一位捕鱼老人虽没见过他，但看那心事重重的样子，猜到就是落难的三闾大夫了。老人豁达善良，出于关心，想劝劝他放开眼量，随和一些，不要一条路走到黑，于是，便有了一场“屈子与渔父”面晤的历史画面，以及一番关乎人生的别开生面的对话。

这一生活轶事，很有积极的意义。事后，屈原便拿起他那如椽的大笔，以第三人称，用轻松的笔调记录下来，这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篇《渔父》。

三、渔父的“淈泥扬波”和“哺糟歠醨”典故本事

屈子被放逐以后，来到湘江岸边，在荒原草泽上，一边踽踽独行，一边悲愤长吟。他面容憔悴，形体干瘦，心事重重，一副落难的样子。

一位渔父看到他，就问：“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

屈子说：“世人都肮脏污浊，只有我清白干净；大家都沉醉昏迷，只有我头脑清醒，所以我被放逐了。”

渔父说：“圣人不会死板地对待事物，而能随着世道一起变化。世人都肮脏污浊，您为什么不搅浑泥水，扬起浊波，去同流合污呢？大家都沉醉昏迷，您为什么不吞糟喝酒，也求一醉，去随波逐流呢？为什么要思虑深远，行为高尚，而自命清高，不去同好相趋，让自己遭到放逐呢？”

屈子回答说：“我听说，刚洗过头一定要弹弹帽子，刚洗过澡一定要抖抖衣服，怎能让清白干净的身体受到外界尘垢的玷污呢？我宁肯跳入湘水，葬身鱼腹之中，又怎能让高洁的品德，蒙上世俗的尘垢呢？”

渔翁听了，微微一笑，遂敲敲船舷，摇桨离去。他边摇边唱道：“沧浪之水清啊，可以洗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浊啊，可以洗洗我的赤足。”唱完便远去，不再同屈子说话了。

四、从对话轶事，看屈原的伟大人格

《渔父》写了屈子和渔父俩人。

全文以屈子开头，用渔父结尾，中间写俩人三组对话，为文章主体。思路清晰，重点突出，结构完整，堪称典范。

文章一开头，屈子露面，交待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侧重用白描笔法，勾画主人公的特定形象：屈子边走边念念有词，憔悴枯瘦，心力交瘁，失魂落魄的样子。

第二部分写渔父与屈子对话，是文章的主体。这一部分，采用问答形式，运用对比写法，重在表现屈子入世的积极人生态度，以及“深思高举、洁白清忠”的高尚人品，与“宁赴湘流、葬身鱼腹”，也不屈志从俗、同气相趋的伟大人格。

渔父一出场，当是猜出主人公，以反问认定正身后，提出第二问，“何故至于斯”，引出屈子答话，俩人遂开始交流思想，正式展开主题对话。

屈子答话，说出原因：世人“皆浊、皆醉”，而自己“独清、独醒”，是自己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的结果。

针对屈子的自是自信，渔父开始评论。他指出，屈子应该以圣人为榜样，“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并用三个反问进一步启发屈子，应该“汩泥扬波”、“哺糟啜醨”，走一条与世沉浮，远害全身的自保之路，而不必“深思高举”，自命清高，以致招来流放之祸。

渔父要他怀德灭行，随流从俗，不突出自己，这种“和光同尘”观点，与屈子的积极入世思想，完全相背，格格不入。于是，屈子也进一步强化己见，他连用“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俩比喻，表明自己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用两个反问句，递进式地强调自己固有的人格：他不能让清白之身受玷污，“宁赴湘流、葬身鱼腹”，也要保持清白节操！

这是屈子的心灵呐喊、人格自白！

人品第一，人格重于命！这种从生活轶事中表现出的，他的这种高尚人品、伟大人格，无不与他挚着的爱国热情，坚定的求索精神，大胆的批判态度，爱憎分明的观念，宁死不屈的性格，完全是一致的，他无愧于中华文明中最光辉的生命。

因此，我们应该说，《渔父》这篇散文主次分明，主人公是屈子，即是作者屈原，而不是屈子与渔父俩人。

文章最后部分，集中写渔父。他听到屈子要以死明志，已经把话说绝，知道无法再劝了，便知难而退。于是他“莞尔而笑”，兀自唱着《沧浪歌》，便“鼓枻〔yì〕而去”，留下“洗缨濯足”的生活办法，以及“和光同尘”的人生模式，给屈子形象地展示一幅远害全身的图景。文己完，而意未尽，余味悠悠。

其余味是什么呢？是衬托屈子人格的伟大？还是张扬和光同尘思想的胜利？有人说是后者，形象地写出渔父的非抗争生活悠然自由。很显然，这与本文的立意与谋篇，是不一致的。其余味的答案应是前者，渔父想改用歌声与行动，形象地增强前文说理的效果，结果却仍不能凑效，文章之外的事实，是屈原兑现“赴湘流”了。如果把这样的结尾，说成是张扬渔父的胜利，或换成话里话，宣告屈子的失败，显然是荒谬的。

五、渔父形象对后世的影响

《渔父》的主角是屈子，陪衬角色是渔父。不过，对渔父，也不能小视，他对后世文学也有很大的影响。

《渔父》中，屈子和渔父俩人，关于“清与浊”、“梦与觉”的辩论，既塑造了屈子的“清官”高大形象，也塑造了渔父的“清流”文学形象。

屈子把自己被放逐的原因，归结于清与醒的矛盾斗争，很显然，他坚持儒家的入世观念，“道不同，不相与谋”，他的人生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是我国清官思想的源头，因此，他成为“清官”典型。

而渔父劝说屈子，应该以圣人为榜样，“与世推移”，要学会“汩泥扬波、哺糟啜醨”，随波逐流，不要“深思高举”，世道清明，就出来做官；世道浑浊，就与世沉浮，如果自命清高，让自己被放逐，自找苦吃，就大可不必了。这种思想的实质，也没有超出入世思想，只是用老庄“和光同尘”观点，给屈子指出一条超脱现实的道路，来保全自己而已，他是现实中的“清流”典型。

《渔父》之后，“清官与清流”思潮，便成为两种文化原型，贯穿我国整个文学史，成了历代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

毫无疑问，屈子的清官形象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而渔父的艺术原型，却也触动了很多失意文人的情思。渔父吟啸烟霞的自由生活，是一种摆脱烦恼的方式，往往让他们学着样子，用非抗争的姿态，也来抒发一下对自由隐逸生活的向往，以示心态清高。大诗人李白说的话，“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便是代表这群人说的，他们仕途不顺，心里不痛快，需要在心中过一把做“渔父”的瘾，才能求得一时心安。苏东坡那么豁达豪迈，有次酒后，乘船归途，也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表达一下向往“渔父”之情。

不过，这仅是《渔父》的副产品，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陈存选2022、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