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林徽因比“男人缘”，冰心完败，萧乾：与林相处如被鞭轻轻抽打

“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

张爱玲的这句话，用在冰心身上，多少是应验的。

在那个才女辈出的年代，不知是因为自恃清高，或是真的缺少“女人味”，冰心似乎很不招人喜欢。

而她那心里藏不住话的性格，也常令人公然对她说出刻薄的话，张爱玲和苏青都曾直白地表达过对冰心的厌恶。

冰心

张爱玲讨厌冰心，是因为她尖酸的文字；而苏青则更为直接，完全是由于她不喜欢冰心的容貌。

俗话说，相由心生，而文字又源于心中所想，说起来，未尝不是一码事。总而言之，冰心在这对“沪上姐妹花”看来，一无是处。

尽管张爱玲与苏青公然叫板，但冰心却只是生生闷气，不屑于理会，因为她有一位自己的较劲儿对象——林徽因。

有趣的是，冰心与林徽因二人渊源颇深，她们的祖籍同是福州，是如假包换的同乡。

林徽因

此外，她们的丈夫梁思成和吴文藻，同为清华大学1923级的毕业生，而且住在同一间宿舍，是真正的同窗。

在美留学期间，四人曾相聚康奈尔大学，两对恋人曾在绮丽的风景中留下过珍贵的照片，以至于后来，这张野餐聚会的合影，成为了世人寻找到冰心与林徽因之间曾经有过深厚友情的证据。

然而，现实却常与人们的期望背道而驰，这样美好的相聚时光，并没有给这两位才女带来什么深厚的情谊。

冰心与林徽因在美国野餐时的合影

众所周知，冰心曾以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向林徽因“发难”，致使两人开始积怨，而这篇透着浓浓“醋意”的文章，也揭开了两大才女之间颇带较劲意味的互动的序幕。

事实上，早在这篇文章发表2年前，冰心对林徽因的“看不惯”，就已经有了迹象。

1931年，冰心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的创刊号中，发表了一篇名为《我劝你》的白话诗，其实，彼时的冰心已经搁笔一段时间了。

但是，出于对丁玲文字的欣赏和不幸遭遇的同情，冰心还是提笔写了这首诗，以表示对丁玲事业的支持。如此看来，冰心也确是一位性情中人。

冰心赴美留学时，在船上的照片

那时候，应丁玲之托，去向冰心等北方女作家约稿的是沈从文，这位来自湘西的小说家，既是丁玲的好友，更把林徽因视为生活和文学上的知音。

正因如此，当他从冰心那里拿到这首诗后，立即敏感地察觉到，这首诗的讽劝似有所指。

也许是心中多少为林徽因感到忿忿不平，沈从文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对此事也曾有过婉转的暗示：

“……直到她搁笔那一年，写了一篇长诗给另一个女人，告那人说，‘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诗人的话是一天花雨，不可信’。”

沈从文

沈从文一眼便看出，这首“一个女诗人”写给“另一个女诗人”的诗，矛头直指林徽因，只不过这时的冰心，在情绪的表达上还比较隐晦。

她用一种近乎于说教的方式，告诉“另一个女诗人”不宜同“另一个男诗人”继续一种友谊。

在冰心看来，诗人的话，本就是“一天花雨”，都是镜花水月、不着边际的，男诗人如此，女诗人当然也没什么两样。

可是，如此“男诗人、女诗人”的叫嚣，其实已经近乎说破了当时北京文坛上一个公开的秘密，除了徐志摩和林徽因，还能有谁？

徐志摩与林徽因

尴尬的是，林徽因和徐志摩也恰好在那期《北斗》杂志上发表了白话诗，想来，这是冰心没有料到的。

都说无巧不成书，可当巧合真的摆在眼前时，很难让所谓的“被讽劝者”无动于衷，但事实上，《我劝你》这首诗，也并未劝住什么人。

归国后，吴文藻、冰心夫妇就职于燕京大学，梁思成与林徽因也搬进了位于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

虽然回国后居住在同一座城市，但二人却极少往来，表面上她们还是朋友，但那首“讽劝诗”的“余威”却仍萦绕心头。

吴文藻、冰心夫妇

此时的林徽因已为人妻，但丝毫没有影响她在知识界的“人气”，她那骨子里的优雅大方，以及藏在美貌背后的知识女性的柔情和妩媚，反而让她变得越来越有“男人缘”。

很快，林徽因的身边便围聚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徐志摩、金岳霖、张奚若、邓叔存、周培源、胡适、朱光潜、沈从文、萧乾……一个个在当时或未来响亮的名字，都是她的座上宾客。

每个星期六的下午，这些文化精英只要有空，一定会来到梁家，品茗坐论天下事。

就算宾客中鲜有志同道合之人，那也无妨，自有才色双全的佳人活跃气氛，定会让每位来宾都尽兴而归。

林徽因

于是，梁家一跃成为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最负盛名的文化沙龙，而随着林徽因在精英社交圈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与其说是大家是奔着梁家来，不如说都是奔着“太太的客厅”。

张爱玲对“做女人”曾有过这样的看法：“做人做了女人，就得做规矩的女人，规矩的女人偶尔放肆一点，便有寻常的坏女人梦想不到的好处可得。”

诚然，林徽因不是“坏女人”，却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加之她的人格与学识魅力，照样使她得到了那些“规矩的女人”和“坏女人”得不到的好处。

张爱玲

相形之下，冰心无疑就是那个“规矩的女人”，她同林徽因有着相似的家世和才华，却没有她骨子里的魅力与亲和力。

自己不具备的东西，自然也“看不惯”，同为民国时期鲜有的才女，一边是门庭若市，一边是形单影只，冰心若心生嫉妒，实在再正常不过。

作家李健吾曾对林徽因有过这样的描述：“绝顶聪明，又是一副热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妇女几乎全把她当做仇敌。”

如此看来，《我们太太的客厅》的问世，也就不奇怪了。

学生时代的冰心

尽管冰心在小说中并未指名道姓，但对于人物的描写，却无不对照了现实中的精英们，以致小说发表后，招致了整个京派文人圈的“众怒”。

小说中描述的“我们的太太”是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尤其嫩艳。

“太太”自己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

而随着一众“男人”在她的身边殷勤献媚，“我们的太太不言语，只用纤指托着桌上瓶中的黄寿丹，轻轻地举到脸上闻着，眉梢渐有笑意。”

林徽因与梁思成

在《我们太太的客厅》中，对每位宾客的描述都细致入微、惟妙惟肖，这也就更容易让人对号入座，将林徽因看做是一个“玩弄男人于股掌”的“心机女”。

可是，冰心没有去梁家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她又如何知道得这般详细？正所谓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想来，未必不是对“男人缘”的一种过分幻想。

不过，冰心在当初的《我劝你》中，有一句话说得对：只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

据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发表时，林徽因恰好刚刚从山西回到北京，她带回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陈醋，立马叫人给冰心送了去。

在山西工作时的林徽因

必须承认，林徽因真真是一个绝顶聪慧伶俐的女子，送“醋”给冰心的寓意不言自明，但碍于“朋友”面子，送些特产过去也无可厚非。

双方你来我往，较着劲儿互动，在好事者看来，不可不谓精彩。

有意思的，两大才女醋意十足的小摩擦，竟也成了近年来学界的热门话题，网络上甚至将此事演变成了两位女作家到底谁更有才华、谁更美貌的较劲。

从网络的评论上看，显然，近百年的“状况”也没有什么变化，林徽因的支持者要比冰心多得多。

林徽因与儿子梁从诫

其实，这也难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集美貌、学识、人格魅力于一身的林徽因，自然更受人追捧。

当时，“太太的客厅”引起过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男青年的心驰神往，对于他们来说，林徽因就是遥远冰山上的一朵雪莲花，都幻想着有一天能一睹芳容。

大作家萧乾就是众多仰慕者中的一位。彼时的萧乾，还是燕京大学的一名学生，因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蚕》的短篇小说，借此认识了文艺版的编辑沈从文。

萧乾

这篇小说是萧乾的处女作，被《大公报》刊发后，萧乾十分兴奋，用他自己的话说：“滋味和感觉仿佛都很异样。”

当时的萧乾一定没有料到，更“异样”的感觉还在后面。恰是因为这篇小说，他居然受到了林徽因的青睐。

对于那一天的心情，多年后的萧乾仍旧记忆犹新：

“几天后，接到沈先生的信，大意是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蚕》，要请你去她家吃茶。星期六下午你可来我这里，咱们一道去。”

萧乾自是知道这位“绝顶聪明的小姐”是谁，是的，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整个北京的文化人士，谁会不知道？

萧乾

萧乾兴奋极了，他不知道还能有什么事比见到林徽因更能令他兴奋，以至于连沈从文的这封“通知”信，他都当作宝贝一样一直珍藏着。

等待的时光无疑是漫长的，那几天，萧乾坐立不安，老早就把他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得一尘不染。

萧乾记得很清楚，星期六吃过午饭，他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北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那是萧乾第一次见到林徽因。晚年时，回忆起初见时的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情，萧乾仍觉得脸上发烫。

林徽因

“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轻轻抽了那么一鞭……”

1935年，萧乾入职天津《大公报》，但他每月都要来一次北京，在中山公园内的来今雨轩举行茶会，一来自然是为了约稿，二来也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

在他的记忆中，“‘小姐’几乎每次必到，而且席间必有一番宏论。”

由此可见，林徽因在北京文人圈的受欢迎程度，更由此反衬出了冰心的落寞。

《我们太太的客厅》发表后，引起了京津两地文人圈的巨大轰动，那种虚伪、虚荣与虚幻的鲜明色彩，以及颓废的情调，引起了大批拥护林徽因之人的反感。

林徽因

可是，同为民国时期大才女的冰心，真的只是为了嫉妒林徽因的“男人缘”，才如此叫嚣的么？

平心而论，人们总是善于从“饮食男女”的角度将问题对立化，好像不对立起来，事情就变得不成体统一样。

可是，女作家也好、女诗人也罢，也都是凡人，两个女人有合有不合、彼此看得入眼或看不入眼，都是人之常情。倘若她们只是相互恭维叫好，也未必不会有人觉得“此中有诈”。

《我们太太的客厅》中赫然在列的金岳霖后来也曾觉得，冰心的这篇小说似乎还有别的意思，不只是“吃醋”这么简单。

金岳霖

在金岳霖看来，冰心所厌恶的，是30年代中国少奶奶们的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悲哀。当然，也包括那些围着少奶奶石榴裙转的风流少爷们。

这一点从徐志摩遇难后，冰心写给梁实秋的信中，可窥见一斑。

“我仍是这么一句话，上天生一个天才，真是万难，而聪明人自己的糟蹋，看了使我心痛……谈到女人，究竟是‘女人误他’还是‘他误女人’也很难说。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

这封信中所暗示的“女人”是谁？冰心与梁实秋自然是心照不宣，徐志摩遇难时，不正是要赶往北京去参加林徽因的一场演讲么？

梁实秋、程季淑夫妇

这样看来，林徽因不过就是冰心眼中“中国少奶奶们”的一个代名词，抛开“男人缘”不说，张爱玲、苏青、凌淑华、陆小曼……哪一个不是冰心眼中所谓的“颓废”情调。

所以，即便是没有这篇小说，以她俩的性格，也绝不会相安无事。而恰恰因为两人是旧识，所以她才会用这种“讽劝”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不惯”。

也许，在冰心看来，自己在成长为杰出女性的道路上太过孤单，林徽因成为诗人，少不了受了徐志摩的熏陶浸染，而她在建筑史上的名气，也多少借了些梁思成的光。

晚年时的冰心

这让冰心觉得，被世人、尤其是被男人追捧的林徽因，在文人的“气节”上多少有些不大光彩。醋意的背后，是对女性这一现象的深深的担忧。

可是，两个人共同生活在一个文化圈内，又都是杰出女性中的佼佼者，各自都心比天高，无论再怎样“大度”，《我们太太的客厅》一出，两人便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抗战时期，林徽因与冰心又同在昆明居住了三年，两家一度仅有十几分钟的路程，但是二人从不来往。

冰心（左）与林徽因（右）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让冰心的担忧多少显得有些“杞人忧天”，因此又难免不被世人扣上一顶“嫉妒”的帽子。

1944年，身在重庆的林徽因曾被儿子梁从诫问道：“如果日本人真打进了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

林徽因答道：“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