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走向何处？外滩新媒体峰会“院长圆桌”把脉最新趋势

7月22日，由澎湃新闻网主办的“寻找新动能，融合再突破”2022外滩新媒体峰会在上海拉开帷幕，来自国内主流新媒体的负责人、高校新闻传播学者、商业平台及技术公司的代表作为嘉宾参加了峰会相关活动。
如今，媒体融合已经不仅关乎传统媒体的生存发展，更关乎社会舆论走向和中国的国际传播地位。中国的媒体融合即将走过第十个年头，未来的传媒转型该如何寻求新动能？当日下午，多位学界、业界嘉宾围绕“全球传播新趋势：技术变革与传媒转型”主题展开圆桌论坛。这也是第六年举办的外滩新媒体峰会首次开设“院长圆桌”环节。

“院长圆桌”现场

参与讨论的嘉宾有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刘亚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余清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甫，本场“院长圆桌”由澎湃新闻副总编辑夏正玉主持。
“虚”与“实”
媒体融合进入深水区，伴随着各种理念、实践，也不时会出现一些转瞬即逝的虚火。未来在媒体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该如何处理好“虚与实”的关系？
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刘亚东认为，我们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这样才可以破解媒体融合中“虚与实”的问题。
他以智能媒体举例，表示这将是今后媒体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风口，智媒技术的应用会大幅解放传统的记者和编辑的生产力，这是“实”的情形。但另一方面，当下很多人对于智能媒体又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期待，如有观点认为随着智能媒体的发展，一些编辑和记者甚至会被取代等等。刘亚东认为，迄今为止，我们的人工智能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没有学会像人类一样思考和提问。从这个角度看，这属于“虚”的情况。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涛甫认为，媒体融合就像河流出海，有的是弯路，有的是捷径。摸爬滚打，这一路非常辛苦。但无论是虚的还是实的探索，所有的路都没有白走，哪怕千回万转，最后还是奔向大海的方向。
“媒体融合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参考答案。这个答案不在书斋里面，答案就在探索过程当中。如果讲确定性，如果你不走，是没有答案的，只有行走的过程才有答案。方向在哪里？只有面朝大海，我们才能赢得春天。”张涛甫说。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余清楚表示，互联网时代的新兴媒体，要去掉虚火。融合既是过程，也是创新，还没有到终点。“从传播的角度，我们现在处于互联网时代，处于融合时代，还没有到脱离传统媒体时代。因此主流媒体要融合、要发展、要创新。坚持正确导向和内容为王，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我想这就是‘实’的层面。”
“攻”与“防”
在当下舆论场的生态下，机构媒体该怎样实现自身的角色功能的迭代和进化？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在大量热点事件面前，如何巩固壮大主流舆论阵地，及时有力发声？与此同时，机构媒体该如何规避风险，以免使自身陷入舆情的漩涡？
刘亚东认为，就“攻”而言，作为一个媒体得有设置议题的能力，以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对它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于设置议题，引导舆论。就“防”而言，机构媒体或者传统媒体，官办媒体要严守新闻纪律，要以自己权威性的声音真实、准确、客观地报道事实，为公众解疑释惑。而关于机构媒体所谓的“攻”与“防”，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攻中有防、防有中攻、攻防兼备。
在张涛甫眼中，机构媒体扮演了社会的防火墙，是社会的底线，因此有底线的坚守非常重要。与此同时，很多机构媒体在专业化方面的努力和所具有的流量入口是不对称的。因此，“攻”与“防”仅靠媒体自身的努力还不够，还需要系统性的努力，这样才可以改变整个大盘的结构，否则这个势是改变不过来的。
“‘攻’与‘防’是辩证的，对媒体而言，既有挑战性，也有以我为主，主动发声，前位发声的问题。”余清楚表示，公信力、权威性就是机构媒体自己干出来的，如果不作为，不发声，就不会有公信力和权威性。对于“主流媒体边缘化，边缘媒体主流化”的趋势要保持警醒。
“动”与“静”
主流媒体是推动媒体融合的主力军，应该在技术变革的潮流中抓住机遇。但层出不穷的各类技术往往“乱花渐欲迷人眼”，该怎样克服创新的倦怠，寻找合适的技术入口？
刘亚东认为，新技术的应用的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存在着一定失败的几率，这是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当中必须承受的代价。“总的来讲，现在最新的业态以及支撑这个业态发展的底层技术，我们还是要高度关注。”刘亚东以元宇宙举例，表示这样的未来技术也一定会很快赋能新闻报道，对于主流媒体来说，应予以高度关注。
而在张涛甫看来，每家媒体都有自身的禀赋和定位。放眼整个舆论场，不同媒体的战略的定位和归属是不一样的。因此，怎么成为最好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媒体融合刚起步时，大家只在技术一条赛道上拼命奔跑。通过技术的迭代，拼命去赶超。这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同质化的焦虑。”张涛甫认为，如今媒体融合已不再只局限于技术的赛道，面对政治、内容、市场、资本、平台等要素，每一家媒体面临的大势和在小的系统里边所处的关系变量是不一样的。他表示，国内有不少“小而美”媒体，就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坚持做最好的自己。虽然它们注定不会成为下一个人民日报或者澎湃新闻，但当它们找到了这样一条路，也就上岸了。
“内”与“外”
怎么出海？是媒体融合最终要回答的问题。出海讲好中国故事，可能是一个比媒体融合更加复杂或者更加艰难的探索。
刘亚东认为，要对国际传播抱有合理的期待。现在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矛盾和冲突很多还是由于误解和误会造成的，所以讲好中国故事，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西方对中国的偏见。
“做好国际传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要求，它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把国际传播定义成仅仅解决少挨骂的问题，会大大矮化了国际传播的时代内涵。”刘亚东指出，我们不应该对国际传播抱有太功利化的肤浅理解，这样会大大弱化国际传播的功效、功能。
今年7月，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发布了《2021全球媒体网络传播力评估》研究报告，针对全球主流媒体在推特（Twitter）平台的传播数据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的影响力评估。
张涛甫介绍，复旦的研究团队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互联网所建构的国际舆论场当中，互联网这个世界仍然不是平的。
“中国的媒体这些年在国际传播上也下了不少功夫，但西强我弱的局面没有根本性改变。”张涛甫表示，人与人之间有信息和文化茧房。以目前的局面，西方世界的一些意识形态的结构，显然靠一两次的传播，靠故事化的触动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相信时间的力量。
大势的改变需要时间，那么当下我们可以做哪些工作？张涛甫认为，可以从基于事实的核查入手，对于西方社会的无故造谣，中国的媒体主动去核查事实，做基于事实的传播。“人类既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那我们就从基于大家共同理解的部分入手。”
“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很多从事国际传播的编辑记者，都是外语院校毕业的，真正的国际传播人才非常少。这首先是课程的设置的问题，第二是国际传播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我们如果要搞好国际传播，一定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余清楚呼吁学界和业界要大力培养专业化的国际传播的新闻人才，他深知这方面的工作任重而道远。但他相信通过这样的努力会使中国在国际舆论场发出的声音更强大、更洪亮、更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