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平：“滕杨方案”实施前后的经济考察(上篇)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如何克服极端困难

来源：银行家杂志

编者按：党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当时社会经济残破，尤其是进入1940年后，自然天灾和战乱人祸交相叠加，中国人民面临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为此，根据地的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发动军民克服各种困难，用减租减息、互助合作、部队机关大生产等办法渡过了难关。通过加强对农业生产的组织领导，开展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主的大生产运动，收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良好效果。在“七一”来临之际，我们特刊发此文，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铭记历史，勿忘过去，珍惜和平，实干兴邦。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基础，是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半自然经济。农业是根据地经济的命脉，是根据地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的主要依靠。加强根据地以财政金融为主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长期独立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任务。没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坚持抗日战争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都是不可能的。

日军对根据地农村的严重破坏

1941年前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形势越来越严重，日军在军事上对根据地反复“扫荡”并实行灭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大肆烧杀抢掠，以毁灭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在1940年8月的报复性“扫荡”中，仅太行山区晋中六县被杀的民众就达1600余人，被烧毁的房屋达3万余间，被毁坏的窑洞难计其数。其中，平定、昔阳、寿阳三县，没有一个村庄不遭日军烧杀。寿阳县辅增村全村仅有200多户，被烧杀之后，全村尸骸遍地，不见人影，仅剩一片瓦砾和荒草，原来的800多村民仅剩下64人。1940年冬，日军“扫荡”太岳区，仅沁县一县被杀的人数就达50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十六分之一，房屋被毁14万间，牲口被抢走7000多头。1941年上半年，晋东南榆社、辽县、黎城、武乡、昔阳、涉县等八个县，被日军杀害3142人，烧毁粮食11万石，有五个县被抢走牲畜1300余头。

除惨无人道的军事“扫荡”外，日军出于持久围困的目的，实行铁壁合围的“铁磙战术”和分割包围的“囚笼政策”，到处筑路、修建碉堡据点，使各个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包围、分割、孤立的境地。致使根据地的面积大为缩小，工农业生产均遭受极大摧残，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

当时太行、太岳区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的困难和斗争局面。刘伯承同志讲：“抗战区不能像敌占区，听凭日寇自由地掠夺、奴役，故日寇曾在抗战区采取‘三光’政策。此次更为厉害，壮丁抓走，女子掳走，老弱者杀之，牲畜牵走，不能走者，杀而食之，食不完者放毒，房屋烧毁，财物抢走，生产工具搬走，不能搬走者毁灭之，埋藏者挖出……残存房屋还遗放毒质。其目的在于摧毁我军的生存条件，造成无人区，特别是在我军民血肉团结求解放的斗争中，兽性的强盗认为必须如此。”（刘伯承，1982）。在当时的晋西北地区，“到处是死亡和困苦，遍地是眼泪和饥馑”。农业方面，劳动力比战前已减少了三分之一，耕牛减少五分之三，驴骡减少十之八九，羊减少五分之三。土地荒芜，耕地面积仅为战前的84%，土地产量降低了三分之一以上，棉花总产量只及战前的3%。敌人的烧杀抢掠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锐减，耕地面积减少，农业生产产量急剧下降，整个农村经济濒临崩溃。

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

随着百团大战的胜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日军加大了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势头。1941年，推行“囚笼政策”失败的多田骏被撤职，号称日本军阀三杰之一的冈村宁次接任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上任之初，即制定对华北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的计划。根据《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1982）记载，1941年3月，在日军操纵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开始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到1942年底为止，日军在华北地区共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第一次，从1941年3月至4月，主要活动是“扩大、加强和训练自治自卫组织”“剔除、破坏共产党组织”“扩大、加强民众组织”“普及宣传东亚新秩序的观念及日、满、华条约的内容”。

第二次，从1941年7月至9月，主要活动是“剿灭成为新生华北唯一祸患的中共及其武装团体”“加强自卫组织，建设治安道路”，发展所谓“以农村民众自卫武装为核心的治安力量”。

第三次，从1941年11月至12月，主要活动是贯彻实施“建立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方针，“灵活的军事行动”和“强有力的经济战”相结合，加强对我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和对敌占区的经济掠夺，并提出了“彻底封锁资源外流”和“积极确保能够获得的物资”的口号。

第四次，从1942年4月至6月，主要活动是以“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为口号，加紧实施“清乡”“蚕食”“扫荡”“极力扩大治安区”。

第五次，从1942年10月至12月，主要活动是以“建立华北，完成大东亚战”和“剿共灭匪，肃正思想”为目标，利用所谓“改善生活，安定民生”的幌子，“继承以往运动的精神，以期逐渐扩大战果”，直至“治安强化达到空前飞跃的时期”。

“治安强化运动”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口号、目标和重点，但实质都是以所谓的“剿灭共匪”和“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内容，都是以“屠杀与怀柔、镇压与欺骗”互相交替并用，都是以“清乡”“蚕食”“扫荡”结合，向我根据地和抗日军民发动的军事围剿、政治分化、经济掠夺、文化毒害的全方位进攻，妄图达成缩小根据地、摧毁中共政权、巩固和扩大敌占区的目的。

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两年期间，日军调动了大批的兵力，对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频繁的、日益猛烈的军事进攻。

经过日军疯狂的“扫荡”与“蚕食”，到1942年，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面积缩小至原来的六分之一，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晋冀豫边区面积缩小了五分之一。在太行区，第一、第六分区大部分变为游击区；在太岳区，形势最严峻时，全区竟没有一个完整的县，以至12个县的县政府全部集中在沁源一地，而沁源县城也被敌人占领。这样，在日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残酷“扫荡”与“蚕食”下，加上连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极端困难的局面。

挺进敌后的八路军骑兵（中国钱币博物馆展览图片）

日军的“扫荡”和“蚕食”

1941年和1942年两年中，日本侵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与“蚕食”进攻。

这一时期日军“扫荡”作战的特点。一是兵力加强，达83.3万人以上，较前两年增加了一倍多；二是规模扩大，1000人以上的大“扫荡”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加了三分之二；三是次数增加，日军对晋冀鲁豫边区的大“扫荡”两年之中达19次；四是方式转变，由短促突击式扫荡转变为长时间持续性扫荡，由分散式“扫荡”转变为集中式“扫荡”，由长驱直入式“扫荡”转变为步步为营的纵深“扫荡”。贯穿于这一系列新“扫荡”的，是日军大肆实施其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

当时晋南、晋东南的粮食非常匮乏。晋南农民秋天把柿子采下来，同谷糠混在一起，做成一个团子，放在太阳下晒干，然后磨成粉，吃时做成饼，一块饼、一碗树叶汤就是一餐。战士吃了饼，不服水土，大便困难，就以土豆、胡萝卜当饭吃，有时一日三餐都是这种饭。只有把西部的粮食收购进来，运到东部靠近平汉路一带，才能救济当地的老百姓。有一次，几位新四军的干部经过那里去延安开会，当地用小米饭招待，他们开始很不习惯，但看到当地军民连小米也吃不上，才知道那里的艰苦。

反“扫荡”和反“蚕食”

八路军接收日本战俘（中国钱币博物馆展览图片）

为了扭转被动不利的局势，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及时发出了一系列关于反“蚕食”、反“封锁”的对敌斗争指示。遵照这些指示和精神，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采取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与民兵、自卫队相结合，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并组织武装宣传队、武装工作队，成为反“蚕食”、反“封锁”、反“囚笼”斗争的尖兵。

密集的军事攻势与强大的政治攻势相配合

在反“蚕食”、反“封锁”的斗争中，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开始就把对敌伪的军事出击和政治攻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取得了胜利。

在晋冀鲁豫边区之太行区，我抗日军民针对敌伪的出击节节胜利，其中以1941年8月至9月间发动邢（台）沙（河）永（年）战役最为突出。此次战役一度攻克南和、沙河两县城，夺取敌伪军据点8处，摧毁碉堡53座，缴获一批军工机械，歼灭敌伪军1340多人，并争取了部分伪军的反水，有效地打破了封锁，保持了我山区与平原的交通联系。与此同时，太行第二军分区地方武装和民兵相配合，在昔阳、榆次、太谷等地展开连续破袭战，对敌人的“蚕食”进攻进行回击。

在太岳区，我抗日军民以白（圭）晋（城）铁路为目标，开展了一系列破击战。1941年1月，沁县各区青年抗日先锋队、游击小组和自卫队约3000多人，在统一部署下，对白晋路进行了一次大破击，总计挖路沟100多条，拆除铁轨12条，毁坏电线杆100余根，收割电线1500多斤。1941年5月，太岳部队根据第129师师部的命令，又先后两次破击同蒲、白晋铁路，并攻克赵城县二十里铺敌伪军据点，给“封锁”“蚕食”之敌以沉重的打击。

组织武工队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从1941年夏季开始，各抗日根据地普遍组织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占区，对敌伪发动了卓有成效的政治攻势。自1942年起，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肯定并推广了这一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此后，各抗日根据地便广泛组织武装工作队，实行了“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占区和游击区，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太行区和太岳区的武工队，是继冀南区之后于1942年6月开始建立的。当年3月14日，第129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依照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决定，在给冀南军区的指示中首先提出了建立武工队的问题；3月17日，刘伯承、邓小平签发了《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工作指示》；至8月底，太行区、太岳区和冀南区3个根据地，共抽调约1400人，组成了42支武工队，挺进到敌占区和游击区开展反“蚕食”斗争；9月3日，第129师政治部根据已有实践，颁布了《关于武装工作队的几项决定》，提出了武工队的任务和行动准则：切实照顾和保护群众利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斗争；要以武装为依托（包括武工队本身之武装和部队的武装支持）坚持斗争，保持优势；惩治死心踏地的汉奸、特务；加强武工队自身的思想和组织建设。

到1943年，随着反“蚕食”斗争的深入，太行区和太岳区的武工队又有了更大的发展，连同冀南区和冀鲁豫区在内，整个晋冀鲁豫边区的武工队扩大到了近1000支。1943年，太行区根据中共太行分局高干会议的精神，积极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武工队和小部队挺进敌占区和边沿区，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在敌占区建立隐蔽的根据地的斗争。在斗争中，武工队锄奸反特，一面结合政治攻势瓦解日伪军，一面继续领导群众进行反掠夺、反劳役、反抓丁的斗争。当年8月，在太行区又打响了歼灭平汉路西之庞炳勋、孙殿英部伪军主力的林南战役，攻克敌伪据点80多处，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解放、开辟了拥有40多万人口的太南和豫北地区。经过这一年的斗争，太行区将平汉铁路西侧的大部分地区恢复为游击根据地。

毛泽东在1942年《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提到，“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一九四O和一九四一年。”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老百姓和部队没有鞋袜穿，冬天甚至都没有被子盖。

严重的自然灾害

1940年以来，太行区自然灾害连续不断，其中延续时间最长、涉及地域最广、造成危害最为严重的是旱灾和蝗灾。1942年，太行区的旱灾进一步扩大，全年粮食大幅度减产。特别是六、七两个专署的大部地区和一、四两个专区的部分地区，夏收仅有三四成，秋收进一步减少。从当年的秋末起，旱情持续蔓延，直至酿成1943年“百年一遇的特大灾荒”。受灾地区遍及整个太行区，其中又以四、五、六这三个专区最为严重。在5～7月的这个关键季节，“80多天没落过一滴雨。赤日炎炎，如灼如烤，河流和井水干涸了，人畜的饮水发生恐慌，焦渴的土地布满裂纹，空气燥热的几乎要燃烧，且尘沙扑面，令人窒息，茎叶卷缩并布满尘埃的禾苗，由萎黄而干枯，沙林、田野全成了赭色，极目四望，衰杨荒草，有如深秋。”再加上虫灾、雹灾和秋季的水灾，致使“一九四三年太行区秋收平均只有三成左右，军需民食濒临枯竭的边沿。全区灾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六专区的缺粮户达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抗日根据地“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条件极度恶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1987）。

蝗灾从1943年开始，到1944年达到顶点。其侵袭地带包括了和顺、左权、平顺、陵川等23个县，占太行区全县数目的46%，受灾面积为3000平方华里。“蝗虫像秋天的洪水一样，在一块一块吞没着庄稼。”“飞蝗来时……遮天蔽日……一落地就是几座山、几道沟，使人看不见地皮，严重的地方有一二尺厚，落在树上能把树枝压弯，甚至于压折。一颗谷子上能落十七八个，有时候，本来一块谷子长的齐楚楚，飞蝗一落，全地谷子立刻压倒，变了模样，平漠漠的，好像风吹倒了一样。苇子那么粗，那么密，但飞蝗一落，也照样被压倒。一颗苇子上能落八九十个。”（袁毓民，1945年）。蝗灾来势之猛，危害巨大。1944年，太行区被蝗虫吃坏的麦苗达192878亩，吃光的麦苗有101441亩，吃光的秋苗在19000亩以上。这一年，太行区的灾民达35万人以上，由冀西、豫北敌占区以及国统区逃到太行、太岳的难民达到20万人以上。

太行区党委号召全区党政军民齐上阵，不分地区、不分昼夜、不分男女老少，展开大规模的灭蝗运动。1944年5月10日，太行区林北县焦家屯蝗蝻猖獗，剿蝗指挥部组织1.5万人的灭蝗大军增援焦家屯。850亩地里布满人群，红旗招展，喊声雷动。当地群众送来米汤慰问，儿童团敲锣打鼓，唱着打蝗歌。1944年7月1日到3日，两股飞蝗落到临城县石城一带，区政府组织群众，六天即捕打下去，但农作物受到严重损失。

1944年太行根据地的治蝗分两阶段。第一阶段刨挖蝗卵。截至5月底，10个县共挖蝗卵5万多公斤。第二阶段扑打蝗虫。6月初，大批蝗虫从平汉线日伪统治区及黄河以南飞向太行抗日根据地，层层叠叠的蝗虫带宽一二公里、长50余公里，简直是“蝗虫世界”。每棵庄稼上都有几十只蝗虫，只听沙沙声响，禾苗、玉米被一扫而光。吃过庄稼，蝗虫又天昏地暗地冲进村庄，连糊窗户纸都被吃光，甚至咬小孩的耳朵、叮人的手臂。1944年9月间，飞蝗又一次袭击太行区，而且飞越了太行山天险，分两路突入左权和平顺，威胁到二、三、四、八分区和太岳区。根据地军民进一步组织动员起来和蝗虫作斗争。灭蝗救灾巩固了太行区军民生存的经济基础，群众中落后、迷信等恶习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

“滕杨方案”

面对极端严重的困难，1944年4月，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副参谋长杨立三，根据灾荒实情，为八路军前方总部伙食单位拟订了一个生产节约方案，后来简称“滕杨方案”。该方案把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大家动手、发展生产的方针加以具体化，并突出了“公私兼顾”的原则，克服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左”倾教条主义观点。持“左”倾教条主义观点的人好高骛远，“把共产主义的远景作为当前的实际，把党员骨干的理想观点作为群众的现实意识”，认为干部战士以个人劳动所得积蓄的一点款项是“经济主义”“发财观念”“小资尾巴”“富农思想”。

此时根据地内部实行战时供给制，某些工厂制度不够完善。工厂经费要造预算，不能超支。厂长只能批准一定数额的钱，比如要修房子，便需要先做计划和预算，要分别由工厂向军工部报告，再送到后勤部审批。这样，审批周期太长，审批制度过于死板，而战时情况瞬息万变，往往等钱批下来后，好多事已被耽误无法干了。除此之外，工厂、机关都是根据部队的标准发放劳保生活用品的，如衣服、肥皂、毛巾、牙刷等，都是战时统一供给制，定期由后勤部门采购供给。但工人们的鞋、帽、袜、毛巾等用品一下子用不完，都希望发一点零用钱，从而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买些其他必需的生活用品。加上战乱与灾荒因素，后勤、采购、运输各环节难免经常丢失物品，有时东西不能按时发放。后来，军工部部长也同意工人们的建议，但难以获得上级批准。这也是“滕杨方案”产生的群众基础因素之一。

“滕杨方案”提倡发展生产，鼓励节约，规定公私分红和奖励办法。凡劳动所得与合理的节约，不论干部、战士，都允许个人积蓄。而且，这些劳动积蓄可以寄回家里，退伍时可以带走。在禁止个人经商和反对投机牟利的条件下，鼓励投资机关生产，建立“革命家务”。1944年4月13日，中共太行区党委、太行军区政治部联合发出《响应“滕杨方案”检查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部队、机关、学校根据实际贯彻“公私兼顾”的原则，检查和确立各连队、各单位的生产计划，确定新的配给办法，进一步发挥每个生产单位及所有劳动生产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使规定的生产任务能够完成，并争取超过。（太行《新华日报》，1944）。在该方案的大力鼓励和不断实施下，根据地广大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有些连队的战士经常把积蓄寄回家里贴补日用，或作为股本投资机关生产。1944年春夏之际，边区政府机关每人每月补助菜金4角，夏秋两季增为8角，冬季更增至每月2元，另有蔬菜2斤。机关生活大为改善。

1944年4月，“滕杨方案”出台后，太岳区各部队普遍制定了1944年的生产计划，决心自给三个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当年春天即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以开荒为主的生产大突击，仅太岳军区直属部队13天就突击开荒3000亩，起了带头作用。1944年全年，全区部队共开荒5.8万余亩，生产粮食370余万斤、蔬菜400多万斤，超额完成了每人自给三个月粮食和全年蔬菜的任务（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93）。随着农业的大增产，副业生产亦蓬勃发展起来。除普遍饲养猪、羊、鸡、鸭和大牲畜外，还开办了榨油、纺织、造纸、皮革、磨面、制粉、淹菜等各种作坊。仅部队就拥有较大的副业加工作坊19个、小型工业工厂28座、运输合作社28处。与此同时，积极帮助群众生产，并开展节约救灾工作。1943年后半年至1944年春，节约小米4595石。而在1939年底到1943年根据地财政最困难的年月，八路军前方总部向冀南银行贷款，累计达10386万元。1944年，部队以历年生产节约的粮食按价折款，如数归还了这笔借款。（黄同，1990）。

由于切实可行，“滕杨方案”推行一段时间以后，其效果和影响越来越大，远远超出了原先设想的“推进部队、机关生产运动”本身的范围。该方案用铁的事实尖锐地批判了根据地经济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提倡了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科学态度和务实作风。对于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全面开展和财政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际效用。

【参考文献】

1.刘伯承：《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258-259页。

2.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19页、第244页、第375页、第420页、第449-450页。

3.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财政经济建设》（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页、第170页。

4.袁毓民：《太行人民打蝗记》，华北新华书店1945年，第15页。

5.太行《新华日报》，1944年4月7日。

6.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7.黄同：《八路军总部及129师财政工作概况》，参见《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资料选编》（第一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7月版。

（作者系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院长）

文章刊发于《银行家》杂志2022年第7期「金融史话」栏目

责任编辑：杨生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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