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难民在上海：没名字的歌无名字的你

所评图书：

书名：《上海之声：二战时期来华犹太流浪者的心声》

编译：（以）伊爱莲（Irene Eber）

译者：宋立宏、丁琪、张鋆良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7月

1933年希特勒上台，德国出台了严厉并逐渐升级的反犹迫害政策，程度远胜于近代以来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排犹、反犹政策。这种情况下，德国以及陆续被德国吞并、侵占的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犹太群体，分化为两类。第一类是抱有相当程度的幻想，对于纳粹意识形态的扭曲程度估量不足，以至于日后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第二类则是抓住一切机会逃出德国或德占区。

从1933年起，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有约2万名来自德国或德占区的犹太难民进入中国上海。由于纳粹只允许每个犹太难民携带10德国马克现金离开，因而多数人抵达上海后一贫如洗。这使得犹太难民中再度呈现分化——很多人意志消沉，一蹶不振，依赖犹太社团的救济扶助，也有努力工作以改善生活境况的个体。

据不完全统计，1939-1946年，上海犹太社团出版的报刊多达22种。这些报刊不仅成为商业、贸易信息的承载体，而且还记述了犹太居民在沪期间的喜怒哀乐。虽然这些人的生活境况通常不佳，却仍然抱有改变命运的希望。

浙江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了纳粹大屠杀幸存者、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研究讲席教授伊爱莲（Irene Eber，1929-2019）主持编译的《上海之声：二战时期来华犹太流浪者的心声》一书。这本书的文字取自档案馆、私人收藏与20世纪30-40年代犹太社团在上海主办的报刊，记述了在沪犹太难民的心声，文体包括信件、日记、诗歌和短篇故事，再现了他们艰难跨越语言文化、信仰体系和民族传统的障碍而努力谋生的心路历程。

书中收录的文字的作者大多名不见经传，因其作品也无法做到所谓“载入史册”，但这并不能因此下结论说他们（她们）的记述没有意义。

他们（她们）记录了一个复杂的上海。上海是当时世界上最错综复杂的都市社会（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德语）。自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以来，当地发展为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聚集着50多个国家的居民。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就有犹太人就已经迁徙到了上海，到了20世纪30年代，其规模已达6000-7000人。而分别来自伊拉克的犹太人，与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的德语犹太人，均存在相对突出的文化差异。

犹太人在当时的上海办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上海拥有庞大的中外文出版业，本身就有报刊行业；而上海的电影业当时也相当发达，居民已经习惯去电影院收看国产新片以及引进的好莱坞大片。再加上咖啡馆文化，这让犹太人能够快速地融入到上海的市民文化之中。《上海之声：二战时期来华犹太流浪者的心声》书中列举谈到，安妮·维廷在书信中说，“只要挣钱多，就能在上海过上欧式生活，而忘掉这里是亚洲。上海有最漂亮的公寓，这里有别墅、公园、剧院、电影院、音乐会、艺术家，还有带屋顶花园的美式百货商店”。

1937-1938年，上海的实际控制已经转为日本，但在1941年12月之前，工部局仍然是租界的管理者。工部局一定程度上试图阻挠犹太难民进入。而犹太人只能寻求规则的漏洞。

进入上海的犹太难民迅速营造了包括出版、戏剧和广播在内的文化生活。这显现了犹太人的文化创造力，以及上海民众对他们的包容性。犹太难民相当程度上为上海的多元性所感叹，埃贡·瓦罗在《是的，那就是上海》诗中宣布“现在我们（也）在此处”。犹太难民多聚集在虹口地区，当地在1937年曾被日军猛烈轰击，因而需要重新修缮、改建和重建，犹太难民不无乐观地建起了或恢复了出租公寓、咖啡馆、餐厅，重现了虹口的咖啡馆文化。

这种战争中的“稳态”繁荣，随着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宣告结束。大部分犹太报纸停刊，在沪的许多犹太记者因而失业。而犹太社团之间的勾心斗角也削弱了这一族群的创造力和适应性——在沪的犹太人、犹太社团之间发生矛盾，其实也不难解释，如前述，许多犹太人较早到来，属于俄国或伊拉克籍；而陆续到来的德国原籍和波兰原籍的犹太人，彼此之间必然难以抑制矛盾的生发。

《上海之声：二战时期来华犹太流浪者的心声》书中收录的许多文字，对于中国、上海、中国（上海）民众饱含深情。比如，梅莱赫·拉维奇到中国后，先后造访过哈尔滨、北京、天津、广州和上海，每到一地，他都曾写下诗篇。比如在上海期间就曾写下《一个黄包车夫在上海的晨曦中死去》，诗中记录了黄包车夫作为当时中国开埠大城市最底层民众的痛苦，“我想解脱。我比流浪狗还惨，锈铁已把我的脚戳穿，我发烧烧得厉害，却没有人行行好，一枪将我命断”。

而约斯尔·莫洛泰克在《上海》一诗中直言不讳地说，相较于犹太难民，日占状态下的伤害，老百姓苦苦煎熬，处境更加艰难。诗作中描绘了公共租界的心脏地带南京路到处是广告、酒吧和灯饰，还有拉黄包车的苦力，但这只是为富有的中国人以及西方人而设的，以及1941年12月至1945年7月占领上海全境的日本人，对于苦力为代表的中国底层民众而言，无论跑得多快、多么勤奋，都始终处于一个饥饿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