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埠的汕头：一个进口贸易发展快速的口岸

进口贸易又称输入贸易 (Import Trade)，与出口贸易相对应，是指外国商品输入本国市场销售。开埠后的汕头，进口贸易发展快速，成为近代一个繁盛的进口贸易口岸。

一、开埠后进口贸易汕头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开埠通商后，来汕头做贸易的主要是欧美和东南亚两大地区。欧美国家主要是英国、德国、法国、美国、荷兰、挪威等，东南亚国家主要是泰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日本也是汕头进口贸易的主要国家之一。

英国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是与法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迫使汕头开埠通商的罪魁祸首。开埠后，英国殖民者就在汕头礐石开设领事馆，随后开办德记洋行、怡和洋行、英太古洋行、新昌洋行，既经营进口贸易，又开设工厂，垄断航运交通等。

1867年，英国渣甸汽船公司和德忌利士汽船公司正式开辟至汕头的国际航线，英国印度支那航业公司(怡和)、英国中国航业公司(太古)也在汕头设立航海机构。开埠后，英国籍轮船进出汕头港艘次及吨位一直占据主要地位。1866年，在外国商船进入汕头的525艘次中，英国汽轮商船就达到227艘次；从1864～1911年48年间，海上运输共有12种国籍、38177艘次、总吨位34863000吨的外籍商船进入汕头港，其中30%以上为英籍商船；1931年，增加到2350艘次，占1931年总艘次的61%。

鸦片是开埠后最大宗的商品，而进口贸易中最多的国家就是英国。英国人老早就到汕头港埠进行鸦片贸易。1858年，汕头港就已经固定停泊两艘英国鸦片趸船。1864～1911年48年间，英国输入潮汕的鸦片共达170000吨，每年从汕头外流的白银就有300多万两。英国殖民者不遗余力地向汕头输入鸦片。“最可惊者在烟禁未颁之前，此港之贸易输入额，殆以鸦片为大宗，此亦中英贸易史上之一污点也”。

棉纱一直是汕头第二大进口商品。1886年以前，棉纱主要由英国直接进口，此后逐渐被印度取代。1891年，英国从印度孟买进口的棉纱是从英国兰开夏进口的四倍多。

1894年，德、法、英、美等国在外马路设立洋商会馆。据调查，到20世纪初，英、德、日、美、荷等国在汕头开设的洋行、商店、旅馆等共有56家。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传统，东南亚国家与潮汕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特别是清代红头船贸易。因此，开埠后，泰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以及香港地区纷纷来汕头发展贸易。

开埠后，进口贸易汕头的最主要、最大的国家是暹罗。1860年以后，暹罗对汕头的贸易输出额增长迅速。1887年为9277两，低于新加坡对汕头的贸易输出额；到20世纪初，暹罗一跃成为对汕头输出额最大的东南亚国家，并且逐年增长。1901年，暹罗对汕头输出额为241197两，1917年为302203两，1927年为6224，139两，1936年为7961927两。

新加坡是中国与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地区贸易的重要中转站。香港的北货、暹罗大米通过新加坡市场转销马来亚与印度尼西亚各地，潮州土特产也在这里转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市场。开埠后，新加坡对汕头的贸易输入额不断增加。1887年，新加坡对汕头的贸易输出额达到116185两，一度领先于汕头与暹罗之间的贸易；1936年，对汕头贸易的输出额高达663167两。

马来西亚的槟城是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的一个重要外围口岸，也有不少从事汕头、香港、暹罗与马来西亚贸易的华侨。1933年，槟城的潮商公所宣告成立，这是槟城唯一一个仅限潮人参加的商业社团，也是槟城出入口批发商的商业社团，实际上也就是从事与汕头、香港贸易的潮商组织。槟城潮商公所成立之初，其成员仅限于那些从事香汕效的潮籍出入口商，公会的成员大多集中于槟岛乔治市的中街、缎罗申街及打铁街这几条靠近槟岛港口的街道上，他们专门从汕头（后来包括香港）运入各种各样的日常杂货用品。

1842年开埠后，香港与中国大陆的贸易不断增长，主要就是转口贸易，特别是将东南亚大米与木材等输向内地。“香港与中国贸易之商品，多为中南之特产品，而中南贸易商品大部分须经过香港，而转运入中国口岸，如汕头、广州、厦门、上海、温州、青岛及天津等地。”香港专营港汕间贸易的汕头潮州庄，就约有12家之多。

二、开埠后汕头进口贸易船只不断增多

进入近代之后，西方殖民国家挟其极具优势的近代轮船交通工具，积极抢占潮汕与大陆口岸及东南亚的贸易。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以及后起的日本，更是垂涎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巨额利润，他们以快速的近代轮船，企图完全垄断中国与东南亚间贸易。

汕头开埠通商后，西方列强瞄准汕头港的独特优势，一艘艘商船纷至沓来，驶入汕头港。据《潮海关史料汇编》记载，仅在汕头开埠通商的1860年，进出汕头港的外国商船就有161艘次，船舶吨位近6万吨，进出口货物价值为617万余银元，潮海关征收的货物进出口税款与船钞达9万余银两。1866年，外国商船涌入汕头达525艘次。据《潮州志·交通志》载：“宣统三年(1911年)在汕头进入之汽船共2618艘，总三○三万五八六吨。”1930年达到4010艘，573.6万吨。1933年，进出汕头的轮船达到4478艘，总吨位675万多吨。[15]从1932年至1949年，往来外洋船舶吨数保持在全国前10名，港口吞吐量占全国沿海各港口货运量的8.76%，1932年至1937年和1949年则为全国第3位。

不断增长的西方列强商船进入汕头港，推动了汕头进口贸易的发展，“使汕头与本国沿岸各省及南洋群岛交通日便，货运日繁，助成商业之发展”。汕头成为潮汕地区新的商业中心。“欧人航海来华贸易者日众，濒海得风气之先，新商业重心之沙汕头爰告崛起……交通既便，遂寝取郡城商业地位而代之”。

进入汕头港洋船的不断攀升，极大地冲击了本港船舶业，“洋船昔之泊于樟林港者，亦转而泊沙汕头，人烟辐辏，浮积加广”，成为导致出入汕头港红头船日渐见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咸丰八年（1858年），入港的红头船就有400艘，同治八年（1869年）有300艘，光绪八年（1882年）就只有110艘了。民国以后，进入汕头港的轮船日益增加，但外国商船居多。据海关统计，民国元年，民船航行国内轮船有9489只，航行国外轮船2607只；民国十二年，民船航行国内轮船有26202只，航行国外轮船有3578只。

近代列强的汽轮商船，不仅冲击着承担汕头与东南亚贸易的传统红头船航运业，而且外国商人以不正当手段排斥中国商人在汽轮船行业的竞争。当时有人从德国购买一艘旧炮艇加以改装，取名“潮州号”，行驶于汕头与香港航线，一时间营业十分火旺。1923年，外国汽船公司突然将汕头至香港的三等客票从4元降至1元，大做亏本生意，以挤垮中国汽轮船，而这家中国民族资本的近代航运公司资本薄弱，无力竞争而宣告停业。

面对着西方商人的强势，面对传统帆船环形贸易的衰落，潮汕商人并没有失去勇气与斗志，他们利用自己在潮汕主位市场优势，利用潮商在暹罗及东南亚殖民地的传统市场优势，利用其遍布在中国沿海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基础性商业网络，与西方商人展开激烈竞争。

近代早期潮汕商人起初仍以红头船为航海交通工具，与外国轮船相抗衡。《潮州志·交通志》记载说：“溯汕头初辟埠时，虽已有汽轮行驶，而帆船仍不废”。随着涌向东南亚的移民浪潮，红头船在传统中泰米市贸易基础上，继续发展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如陈焕荣在鸦片战争后，“目击时艰，不甘株守，于是伙同族中丁壮，远赴汕头、香港”，充当劳役船工，俟至“航海技术娴熟，经验丰富，乃自购帆船(俗称‘红头八卦’)，躬任船主(人称‘船主佛’)，行驶于汕头、香港、南洋各地，及上海、青岛、天津等地，经营至为顺利”。还有红头船主伍淼源、许必济等人，也在汕头开埠之后，驾驶红头船行驶于汕头与东南亚之间，延续并发展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传统贸易。

然而，红头船毕竟落后于汽轮船，红头船必然为时代所淘汰。在汕头与中国沿海城市及东南亚的海港里，英国太古公司的“红烟筒”船与怡和公司的“乌烟筒”船逐渐占据上风。为了免遭外国商人利用近代轮操纵汕—香—暹—叻国际贸易，由泰国的潮商巨子郑智勇倡议，泰国潮州商人于1905年创立暹罗华侨通商轮船股份公司(简称“华暹轮船公司”)，集资3百万铢，购置8艘轮船，航行于泰国、马来亚、新加坡、印尼、越南、柬埔寨、香港、汕头、厦门、上海、日本之间，其中有4艘专门行驶于汕暹线，往返运货载客，以抗拒外国商人对海运业的垄断。后来，潮汕商人又开始租赁外轮，或代理外轮商务，变外轮顾客为外轮主人。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泰国潮商陈黉利家族即已租赁轮船数艘，航行于汕头、香港、泰国、新加坡间；其后又代理挪威BK船务公司业务，“调派轮船十余艘(俗称‘夏辈船’)来回航行于暹罗、香港、汕头、新加坡、马来亚及缅甸各港口之间，航线遍及东南亚及中国口岸，前后达四十余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海外华商船务公司进一步兴起。泰国著名华商伍佐南独自开了一家船务公司，“经营出入口贸易，如外国之伦敦、南非、古巴、印度，吧城、星洲、香港，暨上海、广州、汕头、梅县等口岸，或设分行，或委托代理”，其航行线路也是以汕头一东南亚线为主。30年代中期，泰国五位华商联合组成“五福轮船公司”（简称五福)，专门服务于汕头、香港、暹罗、石叻（潮人俗称新加坡为石叻，石叻源自马来语selat，即海峡）之间的国际贸易，在曼谷设立“同福利”廊头（商行），专做泰国与汕、香、叻的生意；卢雪卿也在曼谷创立捷华船务公司，又在汕头设立捷利船务行，从事汕头与东南亚之间的海运业。还有潮商经营的长安保险公司也代理船务，其船只航行于汕—香—暹—叻之间。

在新加坡，潮商也纷纷投资开设船务公司，如和丰船务公司、华成轮船公司、陈元利船务公司，参与新加坡、香港与中国的国际船运线竞争。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外潮商基本上重新控制汕头、香港与东南亚的国际航运线，进一步促进汕头及中国与东南亚的国际贸易发展。

从1945年秋至1946年秋，在汕头创办和复办的轮船（船务）公司和船务行中，计有五福、和丰、捷利、美昌、福利、丰华、四维、粤侨、泰生、大生、元华、信德、建运、泰成等10多家，其中大多数是侨商创设。

近代潮籍华侨创办的与汕头海上航运密切相关的轮船（船务）公司，在其营运期间，促进了当时潮汕海上交通运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20世纪三十年代汕头商业贸易和汕头港的繁荣，他们以自身的努力，打破了外国人操纵潮汕海上航运的局面，在激烈的竞争中发展了民族海运事业。

三、开埠后汕头进口贸易的主要商品

开埠后，欧美殖民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地区纷纷发展与潮汕地区的进口贸易。从汕头口岸进口的货物来看，种类繁多，包括鸦片、棉布、棉纱、毛料（呢绒）、煤油等。

鸦片是开埠后进口汕头的最大宗商品。据海关数字统计，1864～1911年48年间，通过汕头口岸运到潮汕地区的鸦片达91179司马担（一司马担折合为0.60公担，即60公斤），价值24000万银元，约占进口货总值的36%。

棉纱一直是汕头第二大进口商品。到1897年，进口量开始超过鸦片，所进口的棉纱主要作为原料供应兴宁的土布纺织。1886年以前，棉纱主要由英国直接进口，此后逐渐被印度取代。1891年，英国从印度孟买进口的棉纱是从英国兰开夏进口的四倍多。1896年开始进口质地更加细致的日本货，1898年达到5787担，占棉纱进口总量19万担的3%。但由于价格太贵，1901年又下降到只有几百担。从1915年起，受世界大战影响，外国货物短缺，上海棉纱开始大量进入汕头市场。1920年，由上海输入汕头的棉纱达到7万担。此后，汕头的纺织业所需棉纱主要来自上海，并一度成了“孤岛”时期（1938～1940年）上海的一个主要棉纱市场，其棉纱采购状况影响整个上海棉纱市场的行情。1941年，日军封锁我国沿海，上海等地棉纱难以到达汕头，抗日战争胜利后才恢复输入。

在输入货物中，除了鸦片、棉纱外，较为大宗的有大米、豆饼、煤油等。大米主要来自芜湖、越南、泰国。19世纪初期，每年平均输入大米在100万担至200万担左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达到约344万担。豆饼是作为肥料而输入的，每年约200万担，主要来自牛庄、天津、汉口等地。煤油主要来自俄罗斯、苏门答腊和美国，1930年进口量达到502万加仑。

四、开埠后汕头口岸进口贸易的基本情况

从开埠到1911年50年时间，汕头进口的商品主要是鸦片、大米、煤油、棉纱、洋布和锡。1864年，进口鸦片4390司马担，值2919090银圆，占当年进口总值3913175银圆的74.6%，1866年，进口5082司马担，价值3856559银圆，占当年汕头进口总值6378240银元的60.46%，从1860～1911年共进口鸦片260139司马担。

这个时期，由于历年鸦片进口比重很大，它的升降常常影响整个口岸进口总值的变化。如1875年，进口鸦片10184司马担，值4089337关平两，使当年进口总值达到7066510关平两，而10年后的1885年，鸦片进口降为3888司马担，值1594530关平两，全年进口总值仅为6433463关平两。虽经十年政正常贸易，进口商品的价值年年上升，但反而比十年前的进口总值下降8.95%。煤油的进口是1885年才见到进口统计的，但增长很快。1885年进口煤油81704加仑12681关平两，1900年上升到4826238加仑值709011关平两，占当年进口总值的5.5%，年增长57.85倍。棉纱、洋布在1865年开始见到进口的统计，锡的进口稍缓一些。到1890年，棉纱、洋布和锡的进口分别占当年进口总值22%、9.5%和4.6%。1910年棉纱、洋布的进口分别占当年进口总值18.6%、8.2%。这个时期的中后期，毛棉织品、化妆品、烟酒、皮制品等的进口逐步加大，由于潮汕铁路及内河轮船建造的需要，机械和金属材料的进口曾一度达到相当的数量，1905年为414932关平两。这一时期部分年度主要进口商品统计如下表：

1912～1927年，汕头进口商品结构比前期有了较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鸦片。由于农村自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军阀政权也不得不拒绝这种毒品进口，输入逐渐减少。到1915年，据海关统计，仅运进293万担，1916年为4司马担，1917年为2司马担，以后就找不到鸦片输入的记录。

这一时期，除了大米外，以布匹、呢绒、棉纱、洋糖、煤油、煤炭和锡为大宗，烟酒、毛织品也占一定比重，商品结构在这一时期的前段和后段有一些变化。1915年，几类主要进口商品所占当年进口总值的比重是：棉纱22%，布匹呢绒14．3%，粮食类7%、洋糖3．3%、煤油9．3%、煤炭2．2%、烟酒1．6%。后来由于上海、青岛等地生产的棉纱棉布和香烟南运逐年增加，而大米进口比重也逐年增大，棉布棉纱进口的比重相对下降。

1927年，各种主要进口商品占当年进口总值28451133关平两的比重变为：大米33．7%、面粉1．2%、布匹8．4%、棉纱0．1%、煤油6．6%、锡3．7%、煤炭4．3%、洋糖6．8%、烟酒0．5%。这个时期，大米的进口上升到重要地位，其进口多少，对整个进口总值的升降有极大影响。1915年，进口大米390000担，这年的进口总值为15916282关平两；1922年，进口大米激增到2000000担，这年的进口总值也激增到23094796关平两。1923年，进口大米再增到2800000担，进口总值随之增至29039744关平两；1924年，进口大米减少，进口总值随之下降；1926年，进口大米减为700000担，进口总值再降为19246593关平两。

这一时期，汕头的手工业有所发展，钢铁和铜等金属原料的进口也有增加。1910年，这类商品仅进口546783关平两，1923年增加到1970000关平两。由于火车轮船发展的需要，这个时期也进口一些车船材料及锅炉机器和零配件，但进口额不大。这个时期一些年度的进口情况表如下：

1928～1939年，进口商品仍以大米、棉布、煤炭、煤油、洋糖为大宗，但具体结构有较大变动。由于潮汕已经有了自己的现代制糖工具，以及民国政府从1929年起对洋糖进口实行征税和以后几次加税，洋糖进口逐年减少，从1930年最高的573372公担值4323682两降至1931年的256588公担2160005元，1933年再降存20702公担168171元。在年进口50万元以上的大宗商品中已排不上队。肥田料在这个时期进口的增长特别快，1935年为1540000元，1936年和1937年猛增至3700000元和4360000元，在当时主要进口商品中仅次于大米、棉布而列第三位。在1936年进口29621161元中的大宗商品所占比重如下：大米34．8%，棉布19．2%、肥田料12．5%、钢铁类2．5%、煤油2．5%、电油（即汽油）1．5%、煤炭1．4%。除了大米和棉布为消费资料外，生产上所要的物资的进口已逐步占了主要地位。这个时期主要进口商品的统计如下：

1940～1945年日本侵占汕头这段时间缺乏统计资料可考。1946～1949年，汕头主要的进口商品有大米、煤油、肥田料、柴油、细麻布（抽纱原材料）、面粉、橡胶、氯酸钾（洋硝）等。1946年，各类主要商品进口占当年进口总值的比重：大米18．88%，煤油12．4%、肥田料4．63%、柴油3．81%、细麻布3．79%、面粉2．27%、新旧废橡胶0．4%、滑机油0．22%、氯酸钾0．12%。这一时期的主要进口商品如下：

总之，开埠后，欧美日、东南亚国家与地区对汕头的进口贸易发展快速。这既有对汕头经济侵略的一面，也有客观上推动汕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面。在这对汕头进口贸易的潮流中，海外华侨的贡献是积极而极大的。近代汕头成为遐迩闻名的百载商埠，快速发展的进口贸易当有其重大的历史作用。

作者：陈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