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黄宏、宋丹丹在春晚上表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直到今天依旧被人们津津乐道。小品中的故事,不只为逗大家一乐,却真实地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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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人民日报》上描述这样一件事:涂某勤劳朴实,聪明能干,妻子勤俭持家,已生育有两个女孩,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可是,就为了生一个儿子,从1984年开始,他带着妻女离乡背井,外出谋生,过上“超生游击队员”的生活。6年来,他“转战”一个又一个山头,钻山洞,住草棚,东躲西藏,结果又生了两个女孩。涂某意识到大女儿、二女儿已到了上学年龄,再这样下去,不但耽误自己,也把孩子们的前程耽误了。但是,都这样生活了6年还没能有儿子,他又觉得不甘心。正当他苦恼之时,乡计划生育工作队经过多方打探,最终找到他的落脚点,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使他认识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错误。终于,在涂某当了6年“超生游击队”后,于去年(1990年)10月下旬,带着妻子和四个女儿回到自己的家园。“面对破旧的房屋,荒芜的田地,他懊悔地说:‘传宗接代的旧思想把我害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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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是村干部在工作上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而且此时的计划生育工作成了政府工作“一票否决制”中的“一票”。按照乡镇政府下达的要求,已有两个女儿的“纯女户”(只生有女儿的夫妇)也必须进行结扎手术,在执行手段上也已由1980年代的“牵猪拿粮、搬柜拆床”发展到了拆房——大概乡镇干部认为超生户会担心没有房子住而“投降”。但不久后乡干部就发现,拆掉超生户的房子之后,他们根本不再回家,而政府抓人结扎的目的也相应落空。于是,从1991年起,与其他许多乡镇一样,金陵乡开始运用“株连”的办法推行计划生育工作。按照这种办法,超生而外出不归者,政府不仅可以拆其房子,而且可以对该夫妇的直系亲属进行罚款乃至拆房。乡政府试图由乡村社会血缘关系网络向超生户施加压力,将超生的妇女逼上结扎的手术台。对于这种做法,有村民将其形容为“赶鱼上岸、逼蛇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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