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见：洛阳古代的人工水系阳渠（修订）

任见：洛阳古代的人工水系阳渠（修订）

一 东汉之前，有没有“阳渠”

二 东汉及魏晋时期的“阳渠”

三 隋唐提升改造后的“阳渠”

阳渠，是东汉王朝为解决当时雒阳城的供水及联系黄河、洛水而穿凿的。

公元48年，刘秀建武二十四年，朝廷进入“得陇望蜀”的一统思维时期。中原已然“稳妥” ，经济建设被提上日程。阳渠的规划开掘就是其中的重要项目。

一 东汉之前，有没有“阳渠”

有人认为阳渠是西周时期周公营洛的工程项目之一，他们寻找了很多历史记载的字句，说《尚书》等文献及出土青铜器铭文均有记述。

《水经注·水注》载：“按陆机《洛阳记》、刘澄之《水初记》言：城之西面有阳渠，周公制之也。昔周迁殷民于洛邑，城隍狭，卑陋之所耳；晋故城，成周以居敬王，秦又广之，以封吕不韦以是推之，非专周公可知矣。亦渭九曲渎。”

《河南十二县境薄》云：“九曲渎在河南巩县西，西至洛阳。”

据说，以上记述已得到近年来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证实。

他们把东汉时期的城西阳渠追溯到西周时期，说是周公所开挖的沟渠，又将周公所开沟渠与西周初期迁殷顽民联系起来。但《水注经》作者郦道元看到并称呼阳渠为“九曲渎”，是北魏时期的洛阳城阳渠。勘探表明，汉魏洛阳城东阳渠的东、西两段阳渠渠道，从其地理位置和笔直的走向来看，二者本是一条完整的东西向沟渠，是经过认真规划设计，人工开挖形成的。

东汉对洛阳城和城东、城西阳渠的记载，较为准确可靠，可能东汉时期有人亲眼目睹过西周时期周公所开沟渠的遗迹？北魏郦道元所著《水注经》中关于阳渠的记述，均来自于前人所作的文史语句，也可能做了大量实地科学考察，郦道元却未能发现翔实、坚定的历史记载。

在《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下》中，班固对雒阳与河南的自注称:“雒阳，周公因迁殷民，是为成周，居敬王。河南，故地。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 （任见按：王城即“成周”。）

东汉末年郑玄《诗·王城谱》说：“周王摄政五年，成王在，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即成，谓之王城，是谓东都，今河南是也。成王居洛邑，迁殷顽民于成周，复还归处西都。”（任见按：成王所居应为“成周”，殷商顽民应在“洛邑”。）

据《读史方舆记要·河南·下》引陆机《洛阳记》曰：“洛阳城周公所制。秦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大其城。汉魏益增修之。”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上发现规模较大的西周城址（任见按：当为“洛邑”），历经东周、秦汉，城之规模不断扩大；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代，又相继建都于此地。请参看任见著十卷本《洛阳城》。历史记载也都可以相互佐证。

因此，可以说，“周公营洛”即修筑城池的记载，是清晰明白的，古人“周公卜宅雒邑，营建成周”之说，没有问题，而阳渠始建于西周时期的证据却并不扎实，很难从时间关系上、地望方位上，以及城之演变情况方面，把阳渠追溯到西周时期，定位为周公主持开挖的。

有的历史人士说，在西周初期的历史背景下，为巩固新政权，利用殷朝顽民的迁徙改造机会，大力营建城池，兴修水利工程，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这个时期沟渠的设计规划、建造，一方面为洛邑城提供充足的用水条件，另一方面又加强了洛邑城的防护作用。这两方面都应当是洛邑城建设的先决条件。因此，西周时期洛邑的建设和阳渠的开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沟渠开挖是洛邑城的前提工程和必备工程。

这种分析有没有毛病呢？粗看没有，细察不过是现代人的猜测和虚构而已。把西周时期的洛阳土围子“洛邑城”的筑建混同于后世甚至今日的综合性城市建设，乃是幼稚的表现，头头是道，无稽之谈。

二 东汉及魏晋时期的“阳渠”

北魏的《水经注·谷水注》载：“阳渠水南暨阊阖门，汉之上西门。其水北乘高渠，枝分上下，历石桥东入城。”

这里明确说到了阳渠，而且说它“南暨”、“北乘”。北魏离东汉已经很远了，距西周就更远了。但可以肯定阳渠是北魏之前开凿的了。一条流水“南暨”、“北乘”，洛阳城内必定有南北方向的水道，而实际上是没有记载和证据的。它们应当是两股水流，形成的对比关系。

郦道元的记载说明，北魏之前的漫长岁月，像西周、东周、秦汉洛阳城一次次修葺加固沿袭使用一样，阳渠也在不断引修变化改造利用，甚至经历过“面目全非”、“脱胎换骨”的巨变。

在历史文献中，东汉时期的阳渠穿凿，开挖和修建阳渠的工程，明确记载的有三次。

第一次，《后汉书·王梁传》载：“建武五年（公元29年），王梁为河南尹，穿渠引谷水（即今涧谷水）注洛阳城下，东泻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由河南尹王梁主持，穿渠引谷水注洛阳城下，东泄巩川。

这是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后，首次修建的一项与城市建设配套的水利建设工程，也是历史典籍中确凿记载的阳渠的开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历史文献中，也并详细记述有阳渠的流程、走向和工程效用。

按照有关资料分析，这次阳渠工程应当是全线开挖的。它源于涧水和谷水，分作两支，汇合后注入洛水。

然而由于技术原因，其工程效果不佳，“渠成而水不流”，“洛邑”即汉魏故城一带地方平坦，阳渠修成了，水流却并不通畅，以失败而告终。

考古发掘简报中显示，城东阳渠，渠浅且窄，底部无淤泥流水痕迹，当为此次工程的真正遗存。

第二次阳渠工程，《张纯传》载：“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张纯代杜林为司空。明年，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

《水经注·谷水注》综述这两次修凿阳渠之事曰：“汉司空渔阳王梁之为河南尹，将引谷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以坐免；后张纯堰洛以通漕，洛中公私赡。”

张纯这次修凿阳渠，是继建武五年王梁凿渠之后的又一次阳渠兴修工程。根据文献记载，这次与上次王梁修凿渠道有所不同，这次穿凿阳渠，着重对城南阳渠和东去之水进行疏导，达到了堰洛通漕之功效，为洛阳城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第三次，东汉阳嘉四年（公元135年），汉顺帝刘保下诏书兴修上东门外漕渠和石桥。

《水经注·谷水注》在记述建春门外石桥时曰：“桥首建两石柱，桥之右柱铭之‘阳嘉四年（135年）乙酉壬申，诏书以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止。’使中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柱，敦敕工匠，尽要妙之巧，攒立重石，累高周距，桥工路博，流通万里云云……”

第三次开凿工程规模空前浩大，成效显著，在建武五年王梁凿渠的旧迹上，重新对城东阳渠进行了加宽、加深改造，使城东阳渠西段较东段高差合理化。这次修建的城东阳渠，中途变道，通过鸿池陂与洛阳城南张纯所修漕运渠道汇合，东通洛水、黄河，形成“东通河济、南引江淮”之漕运网络，促使当时的洛阳城的政治、经济、文化更加繁荣昌盛。

继东汉数次阳渠工程之后，洛阳城西、城东阳渠规模、行经路线已基本确定，魏晋时期只是局部改造，提高质量而已。

城西阳渠为引谷入洛工程，引来谷水，保障阳渠的水源需求，城东阳渠主要是堰洛通漕工程，承担水路运输任务。多种文献记载，阳渠“至偃师复注雒水以通漕，使山东漕船由黄入雒，直抵都下”。

城西阳渠的引谷入洛工程，魏晋文献中曾多次涉及千金等水利设施。千金堨、千金渠、千金坞、五龙渠、代龙渠、九龙渠、长分桥、张方沟、石巷水门等，实际是在东汉时期穿凿阳渠的基础上，进行整修、加固、改造、利用的局部工程，其中也有泄洪排水的作用。

位于阳渠西段的千金渠，是魏明帝曹叡太和五年即公元231年下令都水使者陈协所修建的，大大增加了阳渠水量，使阳渠成为都城洛阳的主要漕运水道。

《水经注·谷水注》引《洛阳记》曰：“千金堨，魏时更修此堰，谓之千金堤。而开沟渠五所，谓之五龙渠。渠上立堨，堨之东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白庚戌造筑此堨，更开沟渠此水衡渠上，其水助其坚也，必经年历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记之云尔。”

积石为堨，正是这一时期某一项阳渠工程的真实写照。

《水经注·谷水注》载城东阳渠的漕运工程曰：“阳渠……亦谓之九曲渎，河南十二县境薄云，九曲渎在河南巩县西，西至洛阳。又按《晋书》云，都水使者凿运渠，从洛口入注九曲，至东阳门。”

可见，西晋时期的九曲渎，就是东汉时期的阳渠。西晋时期这次穿凿漕渠的工程，是在东汉阳嘉四年通漕工程的基础上进行的清淤、疏通工程，是一次较为重要的大型漕渠工程。

北魏迁洛之初，就十分重视这一历史性大型水利建设工程。文献中曾有北魏修复千金堨等引谷入洛水等堰洛通漕工程的记载。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后，在重修都城的同时也重修了阳渠。史载“丁亥，将通洛水入谷，帝亲临观”，记录的便是竣工大事。

《水经注·谷水注》载：“晋永嘉之后，积年，渠堰颓毁，石砌殆尽，遗基见存，朝廷太和中修复如故。”乃是北魏时期整修阳渠工程的例证。

三 隋唐提升改造后的“阳渠”

洛阳有四条重要河流，洛水、伊水、瀍水和涧水，还有一条谷水。

从源头起，洛阳的所有流水同黄河一直有着密切关系。

洛水的源头在陕西商洛地区的蓝田。伊水的源头在熊耳山南麓的栾川。瀍河发源于孟津横水镇，流经邙山，在古代两岸遍植樱桃树，“瀍壑朱樱”曾是洛阳一景。谷水发源于渑池崤山以东的马头山谷，经渑池、新安，至洛阳转东南流注洛水，现与涧河汇为一流。涧河发源于陕县，流经崤山、函谷关，它对洛阳运河的影响，从东周时代一直到东汉及隋唐，是洛阳最早的运河阳渠水的来源。

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可知，北魏之时，阳渠还在正常使用。随着北魏灭亡，洛阳城随之而废，历时数百年的阳渠也渐遭弃置，慢慢被邙山冲刷下来的淤积土所填塞。

曾经“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由以所至”的洛阳阳渠，到了隋朝炀帝杨广时期，焕发新生，杨广以洛阳为中心开凿北南大运河，从洛阳西苑“引谷、洛水”， 利用阳渠故道，通达洛水和黄河，使阳渠成为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一部分，再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所以，唐宋以后看不到阳渠的遗迹，是由于隋炀帝的浩大运河工程容涵了原先细小的阳渠，形象地说，是阳渠被隋炀帝的运河“吃掉”了。

早先的“阳渠”虽然不能行大船，它却“营养”了汉魏洛阳城。

从东汉到北魏，前后几百年，阳渠一直是都城洛阳的生命线，体现着既可护卫都城也可用作漕运的多种功能。杨广迁都洛阳以后，开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回洛仓，进一步强化了阳渠和洛水的漕运地位。而“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则是杨广一朝在东汉阳渠的基础上实现的。

杨广下令运河河务大臣宇文恺在洛阳修建了“月陂”， 开挖了通津渠、漕渠，疏浚了伊水和瀍河，在洛阳城里构建了比较完整的水上交通网。之后，杨广开凿通济渠的巨大工程，正是在这套既成水系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通济渠通航后，杨广“下江南”的龙舟队伍从洛阳出发到江都，其事之详，请参看任见著十卷本《洛阳城》，从阳渠和洛水形成的“大湾”进入黄河，又从荥阳板渚南入汴河，辗转东进、南行。

进入唐代，武则天都洛，洛阳再次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个时期的唐朝，开挖了可以泊船的“新潭”， 整修了“积翠”“上阳”和“月陂”三个人工湖，重修了隋代修建的连接“东市”“西市”“北市”、横跨洛水的“洛阳桥”—— “天津桥”， 洛水俨然已经成为设施齐全的“准运河”。

考古发现，洛水的河床里有两道石砌的河堤残存，高二至三米，残长约八百米，堪为洛水的“准运河”地位的实证之一。

作为隋唐运河的原点，最早建于阳渠基础上的洛阳运河，在漕运事业的扩展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引洛济汴”，也延长了通济渠的使用寿命。黄河水携带着大量泥沙，年深月久，通济渠难免成为“悬河”。而全长三十多公里的“引洛济汴”渠道，对减少通济渠的泥沙淤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记载，北宋神宗赵顼时期，开辟了新渠道——引洛水入通济渠。当时的三司使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到熙宁初，京城东水门，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则有“引洛入汴”之议。

京城是开封，雍丘是今河南杞县、襄邑是今河南睢县。所谓隋炀帝板渚引黄开汴渠，到宋神宗时代获得接续发展了。“引洛济汴”工程的重要性由此可窥一斑。

洛阳有座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位于洛水北岸，紧贴南关洛水码头，该馆所藏文物不多，但图文说明要言不烦，运河线索比较清晰。

阳渠、运河，是流动的历史，也是流动的舞台，黄河、洛水、伊水等流水，润泽了洛阳的过去和现在，也将滋养洛阳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