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展｜青年策展人：科幻、自传与反思，如何言说

近日，上海各大美术馆与博物馆重新开放。

“青策计划2021”继2020年受疫情影响以线上形式呈现后，再次回归美术馆实体空间。在两组落地的获选策划方案中，自然也不乏青年艺术家与策展人们对于疫情与生活的反思。

“青年策展人计划”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年度学术品牌项目，自2014年创立以来，“青策计划”已助力四十多位青年策展人，实现了十八场展览。去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龚彦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曾提到“青策计划”发起的初衷，“当时觉得那么多好的艺术家，需要有人把他们组合在一起，串成了有意思的叙事，或者说谁能在市场和艺术家之间形成一种积极的屏障，让艺术家能够纯粹地做学术、做研究？策展人能在当中起到很好的作用，策展人也是公众和机构之间的桥梁。”

“未有名目的言说”展览现场

“珊瑚岛上的死光——科幻考古学”展览现场

继2020年以线上形式呈现之后，“青策计划2021”重新回归实体空间，是策展人们在如今不确定的社会、文化、媒介交织的生存处境之下，对于“策”与“展”的思索与反应。获选方案分别为“珊瑚岛上的死光——科幻考古学”以及“未有名目的言说”，前者从中国考古研究者童恩正在1978年发表的科幻作品出发，将当代艺术与考古和历史学研究呈现于同一个空间，在回望过去的同时面向未来；后者以法国作家爱莲·西苏提出的“阴性书写”作为重要概念，在私密与亲近的展陈中捕捉琐碎的生活与书写的多重可能性。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7月17日。

珊瑚岛上的死光：考古与想象

目前在米兰工作和生活的印帅是“珊瑚岛上的死光”展览的策展人，受到全球疫情影响，他两年多没有回国，近年来的经历促使他希望能对“未来”这个词有更多的探讨。“‘未来’一直处在艺术家的讨论中，例如先锋艺术主义就塑造了一个未来会更好、未来在进步的文化生产逻辑，美术史也以线性的方式在不停推演，”印帅说道，“但是未来并不会围绕人的想象而去，而是成为不确定的东西。”因此，在他看来，以怎样的方式去讨论未来，在当下非常重要。他从四十多年前的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出发，小说以历史为背景，通过虚构真实的国际关系，充满想象力地创造了多层时空，对隐藏在科技社会背后的人性等问题做出反思。 对于印帅而言，这无疑是讨论未来最佳的切入口和隐喻。

视频：策展人印帅谈“珊瑚岛上的死光”。 视频来源：PSA(02:25)

《珊瑚岛上的死光》小说，《人民文学》1978年8月刊。 《珊瑚岛上的死光》连环画，1979，群众出版社。

《珊瑚岛上的死光》题目选自中国考古研究者童恩正在1978年发表的科幻作品。故事围绕“某大国”争夺华侨科学家发明的阴谋而展开。在小说中，科学家陈天虹意外踏入一座神秘的小岛，在最初的惊奇感受后，慢慢地接近真相。而在展览的展陈设计上，策展团队也试图还原小说男主角的这一视角变化。

“珊瑚岛上的死光”展览入口处

经过入口处闪烁的绿光，便走进了“珊瑚岛的世界”。进入展厅后，澎湃新闻记者看到增订社的作品《珊瑚岛增订》，艺术家对于不同时期的小说连环画封面进行拼贴，这也预示了展览是不同时空与虚实的结合，张如怡和童义欣的作品如同考古发现一般分别嵌入画中；沿着通道往前走，则是小说相关文献档案的玻璃展柜，前方只能看到通道尽头播放同名电影的屏幕。据策展团队介绍，这些设计正是呼应了小说与电影男主角初上小岛体验的未知感。“其余的展品随机散布在两边，让观众以不确定的方式去浏览。”

增订社，《珊瑚岛增订》（激光的第一次扫射，嫁接《珊瑚岛上的死光》两种版本连环画），2021。艺术家供图。新委任制作。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在这些作品中，杨圆圆的《大连幻景》以大连近代史为背景，通过摄影、装置、影像与声音多个媒介勾勒了一场以城市为舞台背景的“七幕剧”。来自不同时代的角色穿行在港口、楼梯、广场、旅舍、街道与剧场等空间中。在《大连幻景》的世界里，时空与国别的边界变得模糊，所有过去都仿佛是可以不断重返的现在。在多个异乡人如梦幻泡影般的独白中，隐隐回荡着一个跨越百年的无解疑问——“何为故乡？”杨圆圆认为，“无论是《珊瑚岛上的死光》，还是《大连幻景》，我们都有一个相似的共通点，希望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回看历史，遥望未来，目的是更好地理解当下。”

《大连幻景》，展览现场

《一只乌鸦叫了一整天》是艺术家刘毅从印度旅行回来后以旅行日志的方式，历时一年完成的作品:现实与手绘动画相结合的纪录片形式记录了她在印度的旅行。在手绘动画中她对于印度的回想与深思是在梦境，也是通往现实的桥梁。林立施的《宴会魅影》则通过VR以及实体空间中的“餐桌”布局，将观众拉入一场幻想的晚宴，故事从1978年一个女孩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消失于一面镜子中的另一个空间开始。作品探讨了围绕幽灵、身体，他者的生成、位移等概念。陈玺安的《童恩正博物馆》虚构了一座博物馆，藏品是一系列印刷图片组成的图鉴。这些低质量图片选自作家童恩正的考古论文及科幻小说的插图，艺术家希望借此编织出童恩正在科幻和考古的写作上相互参照的重叠地带。也希望观众能够借这些展示品的启发，推敲出自己的考古科幻。

刘毅，《一只乌鸦叫了一整天》

林立施，《宴会魅影》，2019 – 2020，视频装置，9分51秒，文献照片。Galerie Nordenhake画廊（斯德哥尔摩/柏林/墨西哥城）惠允。作品由纽约Performa 19委任制作。摄影：Carl-Henrik Tillberg。

正如这些作品所展现的那样，科幻不再是作为面向未来的镜子，而成为了对过往历史的再现。在对于这组方案的点评中，“青策计划”评审之一、艺术评论家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指出，“艺术面临的观众不仅是当下的，也是未来的。因此，艺术创作总是不可避免地涉及许多关于未来的议题和设想……如今，未来不再承诺美好的图景，而更多地被视为一种需要规避或不得不承受的危害。无论如何，对未来的设想一直是艺术的基本核心议题，而印帅延续这一线索对当下艺术想象的质询是切及根本的。”

观看与聆听“阴性书写”

写作是一个动作——不仅是用笔在纸上书写，也是布上的穿针引线，或是孩子在纸上的涂鸦，甚至可以是图像的拼贴——是对身体经验的延伸。法国作家埃莱娜·西苏提出的“阴性书写”强调写作和身体的关联，将个体经验置于语言之前来抗拒理性中心主义与二元对立思维。西苏在《美杜莎的笑》（The Laugh of The Medusa）中写道，“需要一种女性写作，以此重写女性身体上不言而喻的真相。”而对于策展人贾芷涵与秦可纯而言，这些也是展览“未有名目的言说”的出发点。

视频：策展人贾芷涵与秦可纯谈展览“未有名目的言说”。视频来源：PSA(02:06)

“未有名目的言说”展览现场

进入展厅，十组艺术家的作品被薄薄的白色布帘所隔开，划分出一个个私密而又随时向观众开放的空间，每组作品旁边都有一张凳子，放着一本与作品灵感有关的书籍。事实上，展览的名称也与文本紧密相关——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回忆与现实之间时常发现尴尬的不和谐 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艺术家们通过半自传的叙事手法，将交流的欲望寄托在材料与维度的褶皱中，通过纺织、声音、素描、影像等媒介，捕捉并译入文字缝隙中情愫的流淌与流逝，构造出一个开阖自如并流动的空间。

袁中天，《亲近更近》

展览中不乏踌躇与停顿、敏感与释怀的片刻：有母亲不愿提及的泸沽湖、在偶遇中顿悟曾经无法理解的诗、化身为象形字与符号的珊瑚骸骨、女儿用线条勾勒出的世界、“电梯女孩”的独白、九年间对命题作文的两次书写、柔软毛巾上的刺绣、那封未寄出去的情书、发生在美术馆花园的约会、在电脑屏幕上无处安放的孤独……在故事被画上句号前，一切的言说都还未有名目。多重情感动线自然地流露于“转译-隐喻-虚构”的叙事逻辑内，并保留了个体经验间不可化约的差异，促使不同主体在他者的疆界处相互凝视，相互了解，相互更新。

阚辛，《戴黄色帽子的少女》

女子天团NZTT Sewing Co-op，《变身男女家庭指南》

在展览中，女子天团的音乐影像和缝纫作品是作为总结式的展现，带有文字的织物一块块起来，从展厅的最高处垂落。合唱的歌曲、碎布的拼接在她们的共同参与中成为了诗意的对抗。“互助的前提是看见彼此”“我想听呼吸唱歌，加速身体发光”这些碎布上的话语看似独白但并不孤独，它们是集体的宣言式发声，汇聚成为生命经验的流动力场。在同一个空间内，因为语言的多孔性使得个体多样性被保留。在策展人们看来，作品如同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巴赫金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解读为包含着复调性（polyphony）：不止于一个单一的视角，也不服从于作者的声音。这些声音中的每一种都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有效性和在小说中自己的叙事分量。十组艺术家的作品通过布料、声音、素描、影像等媒介来转述牵挂。

《自白》（Confession），展览现场

在展厅的中间，白色布帘包裹中，播放着韩梦云四分多钟的无声《自白》（Confession），作品包含了一位女性对于母亲角色和生育意义的公开审视。“《自白》是我在产后抑郁期间写下的一些文字。”韩梦云说道，“创作《自白》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救赎。通过书写，通过记录，通过相信绘画和表达的意义，我又找回了自我。”另一方面，她指出，“母亲和孩子一直是非常边缘性的话题，很难进入大众的视野，也不会被放到艺术史里面去述说。”这也与如今国内外越来越多女性策展人和艺术家付出的努力不谋而合，正如本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塞西莉亚·阿莱马尼（Cecilia Alemani）所说，“本届展览既是对女性创造力系统性地挖掘与回溯，也将不同的时代交织来搭建新的历史叙事”。而在展览“未有名目的言说”中，通过“阴性书写”，会有更多的人在他人的叙事中产生共情。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