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第一才子解缙死于自作自受？如果人人都是大聪明，那才是悲剧

解缙之死，是一起“伴君如伴虎”的常规性悲剧。

对于解缙被杀，很多人说他是“作死”，个人很不认同这种评价。领导者以己度人、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板子却打在干实事的部下身上，这种逻辑，放在任何时代都是不正常的。

首先，解缙对明朝、对朱家是有大功的。他在职业生涯中的最大成就，就是主持编修了《永乐大典》。

永乐元年（公元1403），解缙奉朱棣之命，召集了147位儒生编纂一部“类书”（指古代的大型资料型书籍）。第二年底，书籍初成，当时名为《文献大成》；

但朱棣认为内容不够完备，难以符合自己的期望，于是在两年后，在对编修队伍进行大规模扩编后，新一轮的修书工作再度拉开帷幕。解缙、姚广孝以及礼部尚书郑赐共同担任全书的监修。

公元1408年，这部类书编修完成。它囊括了上至先秦、下到明初的8000多种古书资料，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共计22937卷（目录就有60卷），装订成11095册，累计3.7亿字，全部用毛笔工楷书写而成，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最大百科全书。

朱棣对此稿非常满意，亲自定名为《永乐大典》，如愿把自己的年号与这部中华文化的瑰宝、世界最大百科全书联系起来。

姑且不谈《永乐大典》对中国文化、人类文明的重大意义，此书的成功编修，对于朱棣本人而言更是犹如及时雨。

之前的靖难之役，在本质上属于藩王谋逆、以下犯上，在儒家眼中是典型的大逆不道。加上建文帝为人仁厚、根正苗红，深得朝野爱戴，因此，虽然朱棣在战场上获得了成功，但在舆论、人心层面却遭受了极大压力。

为了打压异己、夯实宝座，朱棣对建文旧臣召开了大规模的清除行动，诛十族、瓜蔓抄，令人闻之色变、毛骨悚然。虽然以血腥屠杀压制了反对者，但朱棣与文人之间的隔阂却越来越大。

因此，编修《永乐大典》，对于朱棣而言至关重要：体现自己的“文治”，拉近与儒生的距离；转移文人圈的注意力，缓和社会矛盾；让自己青史留名，淡化谋逆夺位的事实。

而牵头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大才子解缙，自然称得上朱棣的大功臣。这也从侧面证明，解缙并不是个清高迂腐、不懂人情世故的文人。

其实早在朱元璋时期，解缙就体现出了“非典型文人”的气质。

在古代的开国皇帝中，朱元璋无疑是个传奇，但他为了巩固统治而采取的血腥屠杀手段称得上蛮横无理、血腥暴虐。在他刻意发起的明初“三大案”中，数以万计的勋臣贵族、贪官污吏和知识分子人头落地。面对空前的高压，文人无不噤若寒蝉，更别提直言劝谏了。

但当时的青年才子解缙却是个另类，他上了一封万言书，痛斥“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赤裸裸地指责朱元璋滥杀。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面对解缙的指责，朱元璋不仅不气，甚至还喜笑颜开、连连夸赞：“才子，才子！”这种反应看似反常，实则自有合理之处。

第一，朱元璋善于识人。他不仅欣赏解缙的才华，还能看出他只是就事论事、没有其他用心，更能洞悉其耿直的天性。所以后来朱元璋曾当面指出解缙缺乏涵养，必须修身养性、闭门思过，否则会成为大臣们攻击的对象。

第二，解缙也懂得如何逢迎。有史记载，某一天，朱元璋在金水河边钓鱼，但过了好久也没钓到一条，于是便让一旁陪同的解缙做诗解闷。解缙不愧为一代才俊，他略一思索便赋诗一首，其中有这么一句：“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

不得不承认，文化人连拍马屁都这么有水平。朱元璋龙颜大悦，钓鱼不顺的烦恼随之烟消云散。

其实这就是封建官场的现实：想要安身立命，光有才华远远不够，还得精通人际关系学，更要懂得迎合上级、保护自己。历史上，才华横溢者比比皆是，但既能立业、又可安身者却寥寥无几，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那么，被朱元璋高看一眼、为朱棣立下大功、懂得迎合帝王的解缙，为啥最终栽了跟头呢？

洪武末期，为了保护、磨炼解缙，朱元璋层曾劝其随父归乡，这一待就是八年；

建文年间，在礼部侍郎董伦的帮助下，解缙被召回京师复职，任翰林待诏；

永乐元年，解缙被朱棣升任翰林侍读，随后进入内阁、参预机务，紧接着就是主编《永乐大典》，期间曾升任内阁首辅。

能够在血雨腥风的明初连续被三人皇帝启用，由此可见，解缙对于如何在官场安身立命很有一番心得。其实这也很合理，毕竟像他这种博览群书、学通古今的大才子，必定对对古人的经验教训了如指掌。

而解缙随后从巅峰跌落、并最终死于非命，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卷入了立储之争，并旗帜鲜明地支持朱高炽。但我们能因此就认为解缙这是不知天高地位、摆不正位置，纯属自作自受吗？显然不能这么扣帽子。

当时，在立储问题上，明朝官员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

满朝文官都支持朱高炽，理由很简单，这是朱棣的嫡长子，也是早年由朱棣亲自确立的燕王世子。而且其为人仁慈宽厚，按照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规律，他很适合接替风格凌厉霸道的朱棣，有助于明王朝的持续健康发展（就跟当初朱元璋选择朱标、朱允炆一个道理）。

而武将们则普遍力挺朱高煦，原因也很直接，这位汉王也是武将。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他们间早已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在这场激烈的夺储之战中，解缙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一句“好圣孙（朱瞻基）”可谓一锤定音，帮助因身体肥胖、行动不便而被朱棣嫌弃的朱高炽成功入居东宫。

饱读儒家经典的文人们，在立储问题上向来会遵循两个原则：选择遵守宗法制、力挺嫡长子；支持仁厚之君。这不是什么派系问题，而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基本政治伦理，无可指摘。解缙旗帜鲜明地支持朱高炽，只不过是遵循浸透到自己血脉中的政治理念，践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职业操守，有什么问题？

同样持这种态度的，还有后来威名赫赫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但所谓枪打出头鸟，说到名头之响亮、才华之出众，当时有谁比得过解缙？所以，他很不幸地沦为了朱高煦一党火力的集中点，饱受诽谤与排挤。

而解缙并不是不知道其中利害关系，但当时的夺储之战仍未结束，朱棣丝毫不掩饰对朱高炽的不满、对朱高煦的偏爱。

面对这一局面，解缙没有独善其身，而是竭尽所能、力保朱高炽，因此被多疑朱棣视为离间骨肉、职场投机。朱高煦等人趁机嫁祸栽赃，解缙因此被贬，并在公元1410年因“觐谒太子朱高炽”，被朱棣下令投入诏狱。

讽刺的是，朱棣的命令还在半路，返回岭南途中的解缙目睹江南大地旱情严重，便上疏请求开凿运河、引水灌田。但他的满腔热忱，在朱棣眼里却是摆不正位置、妄议国是。盛怒之下，朱棣命令锦衣卫立即逮捕解缙，大量文官也因此被牵连，其中多人惨死狱中。

这一关就是5年。公元1415年正月，在朱棣的暗示下，解缙被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纪纲灌醉，随后拖到积雪中闷死，年仅47岁，家中财产被抄没、妻儿宗族全被流放辽东。

而在9年后，朱高炽如愿登基，随后大举回馈当初力挺自己的文官，杨士奇、杨溥等东宫幕僚飞黄腾达、掌握权柄，大明王朝进入了一个鼎盛的“仁宣之治”；至于朱高煦，又过了两年因谋反被处死。

但当初豁出性命力挺朱高炽、朱瞻基父子，并准确预测政局发展的解缙，直到公元1465年才被彻底平反；到了今天，还不断有人说他“作死”。忍不住吐槽一句：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傻子”、都是“大聪明”，那才是真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