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父辈——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上）

写在军乐团建团七十周年之际

作者：刘惠萍

二零二二年五月的北京疫情又起，响应政府号召留京防疫。回车道沟，所里正挨家挨户上门做核酸。是呀，住在这里的新中国最早军乐人都奔“9”了！饭后和老爸闲聊说起了军乐团：“这得从1952年说起…”得！我做了个暂停的手势，打住他的话匣子，说您去午休，我先看看家里现成的资料书。

捡最直观的图册看吧，里面那些珍贵的年代图片和简短文字说明吸引着我一幅幅一段段看下去，也勾起了我有记忆的回忆。画册是2002年为了庆祝军乐团建团50周年做的，掐指一算，今年是2022年，七十周年大庆啊！突然冒出个念头来--何不利用宅家的悠闲，把以前与老爸闲散聊天的零碎片段组合组合梳理梳理呢？身边还有健在的叔叔阿姨伯伯，他们是军乐团各历史时期的亲历者，非常宝贵的团宝呀。于是就顺着老爸“话说1952年”的思路，试着开始敲击键盘……

1952年7月10号，通州马驹桥。规模宏大的“千人军乐团宣告“扩编成立”。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当时的全称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军乐团”。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出席并代表上级讲话，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李伟宣布了干部任命书。军乐团共分为七个大队，第七大队有女子军鼓队、声乐和舞蹈。第一任团长是罗浪伯伯。

记得2010年参加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交响音乐博览》编写工作时，来到住在黄寺一所的罗浪伯伯家拜访。罗伯伯虽90岁高龄了，但思路清晰、儒雅随和。用带着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娓娓而谈，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他的事……

罗浪照片

罗浪（1920.7.28--2015.7.12）福建德化人，马来西亚归国华侨。1938年秋经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赴延安进入延安陕北公学，同年底进入鲁艺音乐系，跟随冼星海、吕骥、向隅学习作曲与指挥艺术。，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音乐、指挥、领导生涯…曾任中央广播乐团团长，八一电影制片厂离休。他是中国文学艺术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军队代表。1955年军委颁发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获得者。2002年，中国音乐家协会授予他中国音乐“金钟奖”最高荣誉奖——终身荣誉奖。

罗浪伯伯精彩的军旅生涯，让我从心里敬佩他。

谈及军乐团开国大典，必提罗浪；提及罗浪，必谈开国大典。这成为了一个定式。

在1949年8月的一天，担任筹备开国大典和阅兵总指挥的华北军区总司令聂荣臻，把要组建200多人联合军乐团的任务交给了他所熟悉的1948年2月进驻北平总部胡同的华北军区军乐队队长的罗浪。当时各军区军乐队都随所属参战部队分散在各地，在时间紧、乐队人员缺少的情况下，罗浪决定以在京的华北军区军乐队100多人为主力，再抽调其它乐队，经过专业、军事训练和严格的政审，组成了240多人的联合军乐团。时年29岁的罗浪伯伯威武神气挥动指挥旗，作为总指挥统领军乐团，向全世界第一次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出色地完成了开国大典的光荣任务。同时也宣告了新中国军乐由此而诞生！他是新中国军乐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解放军军乐团创始人之一。

参加了开国大典后一直工作在军乐团直至离休的孟庆元伯伯、王呈发叔叔、吴光锐叔叔仍然健在。小花园里时常能碰到他们散步晒太阳，只是吴叔叔的听力下降了很多。但一提到开国大典，他们的眼睛里都有了神气，脸上容光焕发。

遵照毛主席1950年提出组建“千人军乐团”的指示，1951年5月，军委把“扩建筹备”工作交到了罗浪伯伯手里，这次还是以华北军区军乐团为基础，再从各大军区抽调大批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就到了前面所述马驹桥的扩编成立大会。

午休后老爸打开了话匣子。1952年的一天，他所在的渤海军区文工团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进北京执行重大任务。我问当时知不知道是啥任务，还回不回山东？老爸说当时哪管那么多啊！那年月是“党让去哪就去哪，走到哪里哪安家”，打起背包就随部队出发了。在火车上，才知道北京要成立千人军乐团。至于什么任务还不知道，只知道是保密且重大。当时车厢里除了熟人，还有不少不认识的人，原来是文工团人数不够，领导就从部队里挑挑拣拣，老爸话“划拉划拉”凑足人数，和乐队一起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到北京啦！大家更兴奋了起来，坐上大卡车， 一个劲儿的要看看北京的模样。大马路呢？好看的房子、大高楼呢？大卡车越走越荒凉，啥也没看见啊，“又把咱拉出北京了？”“任务又变了？”充满疑问的声音在飞扬的尘土中飘过。卡车在坑洼不平的小路上颠簸几个小时停在了马驹桥。“这是北京吗？跟咱老家一样啊！”听着老爸绘声绘色的描述，仿佛看到一群群、一队队的年轻战士人人一脸萌懵的样子，老爸也因回想起当年的景象开怀大笑。笑过后老爸郑重地说道:尽管当时的环境出乎每个人对北京的想象，但站在军乐团扩编成立的队伍里，为能来到北京、成为军乐团的一名成员感到高兴和荣光。

扩编成立后的军乐团在马驹桥安了家，一千多人全部住在通州马驹桥镇老百姓的家里，一个村子住一个大队，一个大队设一个伙房。没有排练地方，日常训练只能在地头野外，夏天找阴凉，冬天找太阳，风吹日晒，尘土飞扬，鸡鸣马叫，蚊虫蛰痒。当年流传的顺口溜“一年两季风，一季六个月”、“每人每天四两土，白天不够夜里补”就是那时艰苦日子的真实写照。人人“风吹日晒算个啥，无冬历夏照样练”。眼前出现了一队队年轻的军人在田野刻苦训练、艰苦奋斗的画面。

在野外训练

老爸清晰记得军乐团建团20天后执行的第一个重大任务是在先农坛举行的庆“八一”活动。更让他难以忘怀的是从先农坛回马驹桥的路，在大雨的冲刷下哪还有路啊！原本就坑洼不平的乡间小道遍布泥坑。几十人挤着、站着、晃着，随着大卡车画“S”，三十几公里的泥巴”炮弹路“，走了整整一个晚上。

1953年，军乐团迁址东坝镇，有了一条石子路，在村民的帮助下，用泥巴、毛竹、油毡等搭建了第一座“豪华剧场” --军乐团著名的“大席棚”，在这里开展各项业务活动。

敲出这些字时，被父辈们乐观的精神所感动，他们用战争时期练就的坚强意志激励当年人人顽强的坚持，成就了现在的军乐团！

大棚席

千人军乐团建团后，团长罗浪伯伯即着手建立“上海学习组”，落实他的“借鸡生蛋”想法，实现他心中的“人才工程”。身为音乐家的专业领导干部，他深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因此他依托在1950年遵照陈毅市长指示以军代表身份到上海接管上海交响乐团与上海音乐界人士建立的广泛良好关系，从全团选拔音乐素养好、有培养前途的音乐骨干，分期分批送到上海学习。这是以罗浪伯伯为首的第一代团领导最有远见卓识的举措，是发展军乐事业“百年大计”的第一步。培养出的音乐骨干绝大部分成为新中国军乐事业和音乐界的栋梁。

1952年大典后，老爸作为第一批15人的“上海学习组”赴上海学习并担任一班班长。1953年回京在“大席棚”业务汇报后，又被派回上海继续深造。

为期两年的学习结束了。1954年11月，上海学习组成员毕业返京回团，成为军乐团骨干。问老爸“三进宫”是怎么回事，原来1957年初，老爸随罗浪伯伯带领的“六人检查小组”去南方检查基层各军乐队的情况，回来路过上海，当年老爸的老师王端维先生经过与罗浪伯伯商量后，又让老爸留下来学习半年。回团后至1963年，老爸担任一队首席同时兼任还没编制名称的“学员队”教员。

“上海学习组”在新中国军乐史上已经成为一个“概念”，它是军乐团和全军军乐队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基地，是新中国成立后罗浪等第一代军乐领导者最有远见卓识的一项决策，是新中国培养军乐人才最有成就的一座丰碑！

老爸（第二排右一）

老爸（第一排左一）

想起王西麟叔叔，他只要见到我必提军乐学校，感恩军乐学校对他的培养。那是1955年为了适应全军军乐团队的快速发展创办的，罗浪伯伯兼任校长，李桐树伯伯兼任常务副校长，两年间共培养了800多名军乐骨干，王西麟叔叔就是从军乐学校走向世界的当代著名作曲家。后与王叔叔还成了几十年的同事，成为忘年交。

王叔叔所赠总谱--音块序列技法堪称完美！看他的总谱就像欣赏一幅画作。

问老爸在上海学习有没有什么好玩儿的事，老爸想了想说没有记忆很深的，那时大家就知道要多学点东西回去。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我军光荣传统。老爸讲起既光荣又繁重、既紧张又活泼的中南海伴舞工作，为了使乐队内容多样化，要求学习民乐。给老爸分配了个大低胡，老爸说那真是没白天没黑夜地突击练习。我说没见过你拉胡琴啊，老爸说突击学的只为能演奏那几首曲子，这项工作取消了就“还回去”啦。

人生旅途无常，事事难料。1959年罗浪伯伯因故调离军乐团。

1962年全军军乐会议召开。彻底解决了以前军乐团既受总参、总政领导，又受北京卫戍区领导的多头局面，统归总政治部领导。这就是我从记事起就记得、人们口中叫了几十年的“总政军乐团”。时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李伟作了专题报告和总结讲话。他提出的“鼓壮军威，活跃部队”成为全军军乐工作的根本宗旨。明确了军乐团的四大任务--司礼、演出、训练、培养人才。军乐是用来为我们的军队和国家服务的。要作风过硬，正确对待红与专的关系。他的讲话成为指导全军军乐工作的具体意见。这些文件精神和基本原则仍然是全军军乐团队发展建设所必须坚持的原则。

李伟

看到下面这张照片，想起了这个相声，对这个相声印象极深。70年代看了无数遍，它带你走进军乐队，于诙谐幽默中让你认识了乐器，了解了它们各自的功能。当年虽然不懂得“配器”二字，但知道要步调一致。原来1962年老爸就在这个节目中！

1963年，为了培养军乐后备军，正式成立五队学员队。王建忠伯伯秉承罗浪伯伯“借鸡生蛋”理念，把当时在技术上已到“天花板”的人，派到学员队当教员，去“下蛋”。老爸随即被正式调入五队学员队做教员并担任副组长。所以从我记事起，就知道“五队”、“学员队”，这个名词也一直陪伴了我十几年，也是我人生重要阶段的加油站。

老爸（上排左二）

那些年天坛是每逢大典之前受阅部队集训的地方。逢休息日孩子们也能进去游玩儿，数不清的绿色帐篷密密麻麻搭建在树林里草地中，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很是壮观！记得有一次赶上了大暴雨，灌进帐篷里的水都快到小腿了，小孩子们就用脸盆往外泼水。大雨冲毁了帐篷边上的土埂，雨水流的更急了，大人们就用铁锹重新把泥土拍凿实，数百把铁锹在雨中正反飞舞，噼噼啪啪拍泥巴声响彻整个天坛… 聊到这里，老爸笑的前仰后合。

今天我才从老爸口中得知，当年天坛南门停放的都是等待受阅的坦克、战车…

黄寺大院里军乐团的办公楼在大院西边，与“八一”队相邻，是当年京师大学堂“罗马楼”其中的一座。赶上文革的那几年，团里正常的工作基本停止了，领导们也逃不掉的经历各种大小批斗会和挂牌游斗。团长王建中伯伯不堪忍受被扣上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种种帽子，身穿干净整齐的军装在锅炉房结束了他42岁年轻的生命。

十年动乱，运动一个接一个，派性互殴不断，但军乐团人牢记周总理“祖国至上，司礼第一”的嘱托，在国家任务面前，服从命令听指挥，在执行任务中暂时丢掉派别斗争，不忘初心履行使命，在艰苦条件下完成了国家和军队的各项任务。

军乐团在黄寺大院的办公楼

1970年初军乐团搬到车道沟，一进院就是人人称为“主楼”的原办公楼。它并不高大，一半5层一半4层。但其长度，别说是那个年代，就是现在也不好找那么长的大楼。4层楼这边楼顶有一个超大的平台，是队员练号和人们夏天乘凉的好地方。小号声穿透力最强，记忆最深的就是《阿鲁秋年小号协奏曲》，第一句好听又嘹亮，满院子回响。在后来工作中和中外小号演奏家合作这首名曲时，当年平台上那些模糊的身影和带着回音的号声都曾出现在脑海里。

当年的“主楼” 院里正在改造马路

“下部队”一直是军乐团传统的的基本任务。当年哪个调皮的男孩子连着几天玩儿的比较疯，那他爸准是“下部队”去了。

2010年 我去格尔木演出，在海拔4300米的昆仑山口已完全靠氧气袋支撑。今天雪花飞舞手指冻的僵硬，明天舞台上41°骄阳似火暴晒没处躲。试想那铜铁的号身拿在手里，号嘴贴在薄嫩的嘴唇上，是何种体验！军乐团深入大西北青藏高原部队，一去就是3个月，都是现场实打实的吹奏，可想而知当年工作的艰辛，生活的艰苦。祖国的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鼓舞斗志、嘹亮激昂的号声响彻海防边疆。

“7.28”-人们心中永远的痛！唐山大地震几乎毁掉了一座城。当年8月中旬，军乐团演出队即奔赴灾区进行为时一个多月的慰问演出，有时也成为救灾一员。当时缺少一切正常生活用品，在炎炎烈日下，在狼藉废墟中，冒着时常会有的余震，为救灾官兵和受灾群众送上精神力量和心灵慰藉。

1979年初发生了那场惨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趁着老爸精神头好，让他给我讲讲当年军乐团去前线的事。老爸点头答应，表情严肃了起来。

1979年春，参战部队撤回集结在广西、云南两地边境，但仍处于严峻的临战状态。上级命令下达，军乐团立即组织由一个小编制乐队加上一队九分队组成的演出队迅即奔赴云南前线。山沟中、病床前、伙房里都是他们演出的场地，演出结束后，又当卫生员，又作炊事兵，尽一切力量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工作，让战士们尽可能有多一点的休息时间，给予官兵更多的精神食粮和慰藉，抚平战争带来的心灵创伤。

说起军乐团九分队在部队文工团中也是大名鼎鼎，有声乐、民乐还有手风琴，它和军乐相辅相成，使军乐团的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彩。

参战官兵是在“枪不离身”的状态下观看演出的，他们随时准备迎接敌人的反扑，随时都有可能投入新的战斗。军乐团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演出的。这让我眼前浮现出电影《英雄儿女》中的文工团在前线的画面。

在慰问演出的队伍中，军乐团是第一个到达且最后一个离开麻栗坡的。他们能吃苦守纪律，受到参战官兵的好评。

前排左二吕蜀中叔叔，右二王苏芬阿姨

老爸和魏群叔叔（右二）

和郑路叔叔（右一）

国庆大典和阅兵，是军乐团重要任务。因历史原因中断了很多年。直到1984年建国35周年，天安门广场又举行了大典阅兵活动。

军乐团与各部队选拔的人员组成千人联合军乐团。7、8、9三个月进入昌平“阅兵村”集中训练，那是真真的夏练三伏！无论是当头暴晒的骄阳下，还是似瀑倾泄的大雨中，团员们练站姿、习专业，练就过硬作风。早在1957年5月1日，伏罗希洛夫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活动时，他把军乐团比喻是“地底下长出来的树，站的那么稳，几个钟头动都不动”。团员们发扬军乐团的光荣传统，经过3个月的艰苦训练，向世人展示出中国军人坚强意志的精神风貌，圆满完成了建国35周年大典阅兵任务。

老爸在阅兵村

未完，待续

作者：刘惠萍

刘惠萍，北京交响乐团国家一级演奏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原政委刘启林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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