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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六月六被称为“晒书日”。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说：“京师于六月六日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虫蠹。”北方在农历六月进入阴雨季节，书籍容易受潮霉变，文人士子们一遇到晴日便将书籍拿出晾晒，六月六多值晴天朗日，阳光充足却不甚毒烈，此日晒书，既能起到干燥去霉的作用，又可驱除藏匿于书卷中的蠹虫。
历史上晒书兴起于何时？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有记载：“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这说明在东汉时期就有了七月七晒书的习俗。而六月六晒书日起源于宋朝。《宋史》本纪第八·真宗三记载：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丙申，诏以六月六日天书再降日为天贶节”。宋真宗就是那个签订“澶渊之盟”的皇帝赵恒。
公元1004年秋，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侵入宋境，在宰相寇准的力劝下，畏敌如虎的赵恒被迫亲征，一番争战后，宋辽双方在澶州议和，签订了“澶渊之盟”，宋朝每年送给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两国以白沟河为边界。赵恒把“澶渊之盟”作为一件“丰功伟业”而沾沾自喜，不料有一天，宠臣王钦若对他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宋史·寇准传》）
王钦若本意是想构陷寇准，没想到刺疼了赵恒的虚荣心，赵恒为此闷闷不乐。善于察言观色的王钦若为了迎合好大喜功的赵恒，策划了天降诏书、泰山封禅的闹剧。赵恒煞有介事，编造“天降昭书”骗局，率领群臣，车载“天书”来到泰山，举行了隆重的答谢天恩告祭大礼，并将每年六月初六定为“天贶节”，官员放假一天，到道观行香，上清宫等处还要建道场，全国禁屠九天，停刑一天。赵恒还下诏扩建岱庙，建造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天贶殿。
赵恒设立天贶节本是利用天神愚弄民众，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毕竟行之不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贶节原来的含义逐渐被人们所遗忘，衍生出晾晒衣物、书籍等习俗。民间有“六月六，晒红绿”之说，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记载：“六月六日，晒銮驾，民间亦晒其衣物，老儒破书，贫女敝缊，反覆勤日光，晡乃收。”
在明清两朝，每年六月六如果恰逢晴天，皇宫内的全部銮驾都要陈列出来晾晒，皇史宬的档案、实录、御制文集等，也要摆在庭院中晒一晒。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提到：“六月六日，本非令节，但内府皇史宬曝列圣实录、御制文集诸大函，为每岁故事。”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也说：“六月六日内府銮驾库、皇史宬等处，晒晾銮舆仪仗及历朝御制诗文书集经史。”
民间有玄奘晒经书的传说。玄奘师徒取经回来，经书被河水打湿，师徒几人只得将经书放到高崖大石之上，一一晾晒。《西游记》第九十九回亦有描写，佛教寺庙将晾晒经书这一天称为“翻经节”。清人让廉撰写的《京都风俗志》记载：“六月六日，佛寺有晒经者。”僧人们将各类经书整齐地摆放在晒经台上，轻轻翻动晾晒，细心拂去灰尘，不仅让经书沐浴阳光，防止霉变与虫蛀，亦是自己扫净心地，除祛心尘的过程。同时，晒经还有“晒经度众生，功德大无穷”的意义。
晒书还有一则传闻。康熙年间，饱学之士朱彝尊多次到北京“求职”，但怀才不遇。有一年六月六日，他得知康熙皇帝微服私访，便在康熙必经之地袒胸露肚晒太阳，康熙看见后奇怪地问道：“你这是做什么啊？”朱彝尊回答说：“我一肚子学问派不上用场，快发霉了，今天晒一晒。”他的怪诞举动引起了康熙的注意，恰巧在这一年，朱彝尊高中博学鸿词科，被朝廷封为翰林院检讨，负责撰修明史。这件事传开之后，读书人纷纷仿效朱彝尊在六月六这天晒书，希望也能像朱彝尊一样得遇明主。不过他们晒的是真正的书，而不是肚皮。就这样，六月六晒书成为读书人的时尚。清人潘平隽有诗《六月六日晒书》：“三伏乘朝爽，闲庭散旧编。如游千载上，与结半生缘。读喜年非耋，题惊岁又迁。呼儿勤检点，家世只青毡。”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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