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术界对俄乌冲突的观点及其学术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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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的历史镜鉴——中国国家历史文化沙龙·2022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美国，是将其视为敌人、竞争对手还是有可能开展合作的国家，我们都有必要了解美国国内对国际问题的讨论，从而进行应对。

自俄乌冲突在北京时间2月24日上午爆发，美国社会各界都对其报以了广泛关注。无论是公众人物、主流媒体还是美国政府，其态度都倾向于同情乌克兰。美国社交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针对其他国家的不理性的阴谋论。

但是美国学术界发出的声音与以上提及的几个群体并不完全相同。美国的人文社科学者，更多的是从美国的视角，在学理上思考这场国际冲突爆发的原因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他们的观点与媒体和政府的立场有差异，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美国学者没有像一些美国网民一样将冲突爆发的责任全部推给普京，而大多是在反思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国应当承担的责任。

从整体上看，美国学术界普遍对这场冲突持悲观态度，但我觉得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在诸多观点中，不赞同俄国的行动并不意味着一定反对俄国政府，甚至也不等同于批评俄国；同样，赞同或理解俄国的行动，也不等同于反对美国。

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在今年5月发行的最新一期杂志上刊载了一组文章，专门讨论乌克兰事件。这组文章表达了多样化的看法，加之作者在文章中回应的观点，正好能呈现出美国学术界对俄乌冲突的讨论。本人就以这一期《外交事务》为线索，对美国学术界的观点进行梳理。

俄乌冲突因为美国过多干涉国际事务

其中第一篇文章是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撰写的，他开篇便说明这篇文章是在回应美国舆论中近期流行的观点。先来看一下他回应的一种观点。

卡根将他批评的观点总结为“在世界范围内收缩”。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俄乌之间爆发冲突，是因为美国过多地干涉了海外事务。美国的正确做法应当是：减少大量不必要的国际义务，主动放弃对大多数国际议题的领导权。美国应当将资源放在国内，改善本国民生。在他们看来，远在欧洲东部发生的事情，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美国人的福祉关系不大，美国没必要卷入其中，也没必要因为这些事情增加自己的负担。

不难看出，这种观点有两大渊源，分别是孤立主义思想和古典现实主义理论。

孤立主义在美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原则，这一概念往往被历史学家用来描述美国在建国初期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外交政策。

一般来说，孤立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演说》。华盛顿在1796年卸任总统时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部分内容为美国外交政策定下了基调。他告诫美国人：“我们在对外关系中奉行的最高行动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时，应尽可能避免政治上的联系......卷入欧洲的是是非非......是不明智的......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与欧洲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好恶或反复无常的罗网里去呢?”华盛顿提出的原则一度成为了美国处理与欧洲关系的准则。

当然，也有学者（如著名的外交史学家威廉·威廉姆斯）认为“孤立主义”是个伪命题，因为如果真的正确地使用这个概念，需要加上太多的限制条件，以至于看起来像一个谬误：孤立主义只针对欧洲，美国对美洲有门罗主义，对亚洲有门户开放；孤立主义只是在军事层面上的孤立，美国政府同时鼓励发展贸易。

但实际上孤立主义还是有一定的解释力的，尤其是在描述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行为时比较有效。在那段时间，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加入国联，并且一度反对干涉日本和纳粹德国的扩张行为。

二战后，孤立主义便不再是美国外交的主流思想，但它并未消失，一直存在于美国社会中。一旦美国的对外政策遭遇挫折，孤立主义者便会掀起一阵舆论小风波。

古典现实主义者也要求美国缩减海外义务，他们的学术声望主要来自于对美国在二战后的外交政策的批评。

美国于二战后推动了联合国的建立，外交政策出现了一次大转向，开始大规模介入国际事务。但在获得国际权势的同时，美国也付出了高昂的经济和人力代价。尤其是陷入越战泥潭后，美国学者对这种外交政策的反思愈发普遍。

《环球时报》在4月发表了一篇采访稿，采访对象是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由于派克是乔治·凯南思想的研究者，稿件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到凯南对美国外交的批评。

虽然凯南是遏制战略的鼻祖，但在他本人看来，美国的决策者实际上背离了他的战略设计。凯南认为，对苏联的遏制应该是有限度的：首先，遏制的目标是有限的，不是你死我活的目的；其次，遏制的手段是有限度的，不是不分轻重缓急的遏制。因此，他曾多次表达了对北约东扩的反对，认为此举不但会造成欧洲内部的长期对立，也对美苏（俄）和解没有好处。凯南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詹姆斯·派克本人也持类似观点。在他看来，美国的实力已经衰落，无法再像之前一样兼顾军事对抗和国民福利。他认为美国不应煽动反俄情绪，而应促成一个独立、和平的欧洲。如此一来，世界才能将更多资源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而非军备竞赛。

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莱恩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更为犀利。他认为，二战后的新自由主义外交让美国陷入了过度扩张的偏执。这种偏执让美国的利益失去了边界，变得无限大，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会成为潜在的威胁。更可怕的是，迷信新自由主义还会扭曲事实，将本不存在的威胁变成真正的威胁。例如美国为了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干涉他国事务，造成了他国局势混乱，甚至可能激发恐怖主义，使其变成更大的威胁。这一切都让美国承担了过多的国际责任。

在这些学者看来，美国错误的外交政策搅乱了世界，增加了世界的不安定因素，这也是俄乌爆发冲突的原因。

美国需要正视自己的霸权

但卡根不认同以上观点。罗伯特·卡根是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的资深学者，是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他在《外交事务》中发表的文章题为《霸权的代价》(“The Price of Hegemony: Can America Learn to Use Its Power?”)，他在文中写道，我们不应孤立地看待俄乌冲突，而是要带着历史语境和地缘政治情景来理解当下的事件。他认为，当下的世界依旧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下运作，因而美国不能逃避国际责任，也无法置身事外。

卡根不认同古典现实主义者，他认为美国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不到位，没有正确认识自己的力量，也没有承担与实力相符的国际责任。

他在文中写道，所谓的安全威胁只是一种说辞。通过观察俄国和美国在近30年来的行为，他发现双方都不认为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对于夹在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国家来说，他们真的惧怕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威胁。在卡根看来，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没能理解东欧国家的诉求。他认为，苏联解体后，东欧诸国寻求安全保护，因此倒向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不是俄美双方的行为直接造成的，也不是美国主动寻求的结果。

同时，卡根认为俄国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指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大国都希望能保持自己的国际地位，衰落的大国也都希望恢复曾经的荣光。古典现实主义者也承认这一点，他们希望美国能将权势让渡给俄国，从而换取和平。但卡根不认同这种主张，他认为权势和势力范围是无法人为让渡的，无法由一个大国赠予另一个大国，只能通过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获得。如果没有实力做后盾，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名义上的权势可能与实际的势力范围不尽相同。

在卡根看来，俄国目前缺乏苏联时期的影响力，如果只凭借军事力量，可能难以控制东欧，反而会增加东欧国家的离心倾向。所以他认为俄国正在实施与自身实力不符的政策，这些政策最终会成为俄国的负担。同样，他也认为美国也没有让外交政策与自身实力相符。他指责美国没有正视国家的权势，拒绝承认在东欧的影响力。

卡根的观点可以被归为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流派。

虽然卡根与凯南、派克和莱恩的观点不同，但他们对国际事务的认识是类似的，都认为国家实力是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甚至是唯一一个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变量。换句话说，这部分学者相信，国际社会过去、现在，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仍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如霍布斯所言，世界就好像一个竞技场，国家间在不断进行零和博弈，为追求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国家间行为是不受道义和法律限制的。

俄乌冲突对国际法原则造成了冲击

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明尼苏达大学的塔尼莎·法扎尔(Tanisha M. Fazal)教授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题为《会回到征服时代吗？》(“The Return of Conquest? Why the Future of Global Order Hinges on Ukraine”)的论文，讨论了俄乌冲突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法扎尔发现，国际社会近期已经达成共识，不应通过战争手段重新划分国界。换句话说，尊重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已经成为了通行世界的国际法原则。

1919年的《国际联盟公约》和1928年的《非战公约》将以上原则写入国际法，二战后对战犯的审判也以此作为依据之一。经过20世纪后半期的全球化进程，战争和领土征服带来的收益也在缩减，国家间可通过贸易获取资源，无需占领土地。并且现有的国际体系也为领土争端提供了除战争之外的选择，各国可通过国际法院进行调解。

法扎尔认为，由于多年来未有大国挑战这一原则，国际社会已经习以为常。但这次俄国明确表示要重划边界，可能让世界各国对以上原则产生怀疑，并且可能会有国家因此认为，发动领土兼并战争是无需担责的。她担心如果这条原则被突破，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法扎尔的观点与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思想（确切地说是法治主义思想）一脉相承。认同这一观点的学者否认霍布斯式的世界观，他们希望用国际法规范世界各国的行为。法治主义是对国内法制的延伸，希望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和法治改造国际社会，承认战争非法，主张集体安全。

持这一观点的著名学者和政治家便是威尔逊。他在一战前后设计的国际联盟便是以此为原则。二战后，美国推动创立的联合国依旧是从法制主义中派生出来的制度，并且联合国至今仍在运作。

如果持这一观点，这次俄乌冲突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猛烈冲击。

结语

孤立主义者和部分古典现实主义者反对美国干涉俄罗斯的行为，认为美国在东欧的利益不大，并且认为俄罗斯发动“特别行动”可能是美国过多干涉海外事务导致的；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应该干涉俄乌冲突，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新自由主义、法制主义者担心现行的国际体系会因俄乌冲突而破坏，导致维护主权国家领土完整这一规则名存实亡。

而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中国国家历史又双叒叕上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