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60岁才知道自己还有个儿子，幼子由长媳养大，清廉得让人想哭

宋仁宗嘉佑三年，御史中丞包拯迎来自己的六十岁生日（59周岁）。六十年一甲子，这个生日在古人眼中非常重要，一般都要尽所能操办宴席，亲朋好友来祝寿。不过，包拯的这个生日显得很凄凉。

六年前，他唯一的儿子包繶不幸英年早逝，留下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包文辅。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包拯忍着剧痛，守着小孙子生活。可惜天不开眼，五年后，也就是包拯六十岁生日前一年，才五岁的包文辅又早夭离世，断送了包家最后一点血脉。

五年间，唯一的儿子和孙子相继离世，一生清廉，刚正不阿的包大人欲哭无泪。六十大寿虽可贺，但他已经没有心情做寿了。

让包拯心理暖呼呼的是，儿媳崔氏却极力主张给公爹操办生日宴。这个崔氏，是真宗朝宰相吕蒙正的外孙女，知书达理，贤惠有大节。包繶、包文辅去世后，包拯不忍心看着儿媳守寡，劝崔氏乘着年轻改嫁。崔氏一口拒绝，愿代夫尽孝，不离包门。

儿媳的一番好心，包拯不忍拒绝。可是包大人怎么也没想到，就在宴席上，崔氏给了包拯夫妇一个巨大的惊喜。

宴席间，崔氏突然抱来一个不足周岁的男婴，扑通跪倒在包拯面前说，这孩子是您老的骨血，我的小叔子！

一句话把包拯震得几乎坐不住，一时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好在包拯的夫人董氏深知丈夫的品性，追问之下，才真相大白，这里面竟有一段曲折的故事。

原来，董夫人并非包拯原配，包拯的发妻姓李，不幸早逝，董夫人是包拯的续房夫人。董夫人嫁给包拯时，按照习俗，会随嫁媵妾。所谓媵妾，一般是小姐出嫁前的贴身丫鬟，或族里的姐妹，到夫家后，作为男主人的妾室，可以随侍小姐。

董夫人带过来的媵妾姓孙，应该就是贴身丫鬟。若干年后，也不知道孙氏做错了什么事，惹得包拯很生气，一怒之下将孙氏赶出包家门，送回她娘家去了。当时包拯并不知道，孙氏已经有孕在身。

这件事被崔氏得知，一面她怕公爹生气，不敢说破，另一面自己的丈夫已经过世，孙氏怀的是公公的唯一骨血，她不能不管。于是，崔氏瞒着公婆，悄悄让人不断给孙家送钱财米粮，雇人伺候孙氏。

不久，孙氏产下一子。也就在此前后，崔氏自己唯一的儿子包文辅却不幸夭折。这个伟大的女人，没有被丈夫和儿子的死击倒，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刚出生的小叔子。

后来，她干脆将孩子接到身边，偷偷养在自己的房里，并在公公的生日宴上，和盘托出真相。

一时间，包拯老泪纵横，他没想到自己在遭遇了丧子失孙的重大打击后，上天竟然这么眷顾自己，又给了他一个小儿子。

包拯给孩子起名包綖，綖，古字通“延”，包拯的意思很明白，这孩子延续了他包家的血脉。唯一让包拯遗憾的是，他已经年过花甲，时日无多。四年后，名垂青史的包拯包青天病逝，小包綖才五岁。

鉴于包拯的清誉，宋仁宗亲临葬礼。当宋仁宗到包家一看，忍不住鼻子发酸，包家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完全不像一位代理枢密使（枢密使为副宰相）高官的家，家里唯一的男丁才五岁。

宋仁宗当场决定，授包綖将仕郎、守太常寺太祝。这两个官职都是从九品，是皇宫低级别的工作人员，工资由皇室支付。很显然，宋仁宗就是为了给包家一些生活补贴。守丧期满，宋仁宗又给包綖加承奉郎、大理寺评事，升至八品官，相当于包拯入仕时的起点。

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崔氏替包綖请来开蒙老师，并给他改名包绶。又一年后，嫡母董氏病故。

包绶是不幸的，自幼失去双亲。包绶又是幸运的，他受到父亲阴德的庇护，从皇帝到地方官府，以及父亲的生前亲朋故旧，都对包家伸出了温暖的双手。最让他暖心一辈子的是，他有个好嫂子，崔氏长嫂如母，将他一手养大。

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民间故事里包拯由寡嫂养大，称嫂嫂为嫂娘的故事，原来是发生在他儿子身上的真事。

宋哲宗绍圣元年，六十二岁的崔氏病故，包绶从国子监返乡，以对待母亲的礼节，安葬了崔氏。

在呵护中长大的包绶，完全继承了父亲的伟大品格，虽然一辈子品级不高，处处严以律己，清正廉洁，公正无私，俨然包青天再世。

宋徽宗崇宁四年，四十八岁的包绶被调任谭州通判。从汝阳离任时，乡亲扶老携幼相送，并给他送上祝福：“请公善归，台阁今待公矣！”希望他能比他父亲更上一层楼，做到台阁（宰相）。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身体一向健康的包绶，在赴任途中突然染病，病逝于离黄州十里的舟船上。

人们在包绶的行囊里，除了公文书籍意外，“无毫发所积为后日计者”！原来，他是在病饿交加中离世的！

包绶的离世，让乡里大为叹息，他们都说“善人去世，良可哀也。”由于包家太穷，包绶的灵柩，直到十一年后宋徽宗政和六年，才运回老家，与夫人文氏安葬在一起。

胡适说：“包拯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

是的，民间传说中的包拯，远超出历史事实中的形象，但是“箭垛”的来由绝非空穴来风，它反映的是何尝不是一种民意？何尝不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