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新闻网(记者 李慧颖)6月28日报道 “久游巴子国,屡入武侯祠。”成都武侯祠作为中国现存唯一君臣合祀祠庙和世界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有着千年的文脉积淀。今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在推进原状陈列提升工程时从墙内发现8通新碑刻,今日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举行新闻通气会,对这8通新碑刻进行了详细解读。
▲武侯祠新发现碑刻点位
据了解,本次碑刻的发现地为武侯祠诸葛亮殿,位于文物区中轴线上。据清道光年间纂修的武侯祠历史专志《昭烈忠武陵庙志》记载,曾在殿内存在过的碑刻共24通。本次发现前,诸葛亮殿存有碑刻17通,分布在北壁东、西次间和后墙壁,年代上至明正德十三年,即1518年;下至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整个跨度412年。而此次发现的碑刻年代最早为清康熙十一年,即1672年;最晚为清道光元年,即1821年,整个跨度近150年。其中5通在庙志上有所记载,可与其相互印证,另3通未见记载,是对武侯祠历史的重要补充。
▲新发现碑刻抹灰层揭取现场
▲新发现碑刻抹灰层剥落一角
历史的补充 3通碑刻未在庙志上记载
目前,诸葛亮殿共有25通碑刻,数目和内容与庙志的记载略有出入。一些庙志上记载的碑刻现在没有见到,此次新发现里3通碑刻又未见记载。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馆务委员、研究馆员梅铮铮就此现象谈及自己的一些看法:“首先,目前的庙志成书的时间是清道光九年,即1829年。在那之前武侯祠有过多次格局变化,一些碑刻在当时修庙志时就已经不存在了,只有文献的记载。”同时,1829年后,武侯祠还经历过战乱、人为破坏以及多次官方和民间的修缮,一些庙志记载的碑刻可能有破坏、迁移或封存的情况。另外,1829年后一些政界名人、文人墨客在拜谒武侯祠后立碑存证,以及一些记录武侯祠沿革变化的记事碑,时代晚于庙志,自然也不会记录其中。“未来的工作中还可能发现其他的碑刻,这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事情。”梅铮铮还特别透露,为了弥补1829年后武侯祠没有专门记录历史的志书这一缺憾,经过10余年的资料搜集和编纂,武侯祠即将出版《祠庙千秋——成都武侯祠志》,详细记录这一时期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武侯祠的历史变迁。“此次发现也会详细记录在将来的庙志之中。”
武侯祠《出师表》版本再刷新 由状元亲手书写
▲《出师表》碑刻
武侯祠本就存有很多的碑刻,比如著名的《三绝碑》,以及参观时都能见到的相传岳飞书写的《出师表》。本次发现碑刻中又出现《前、后出师表》新的书写版本。“除了相传岳飞所书的《出师表》外,武侯祠还有两通《出师表》的碑刻,年代分别是清嘉庆十三年,即1813年,和清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这次新发现的《出师表》则又有着它独有的价值。”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保管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安剑华介绍,新发现的《出师表》由清乾隆五十五年即1790年的状元,著名诗人、藏书家石韫玉所书写。“这是武侯祠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位状元身份的碑刻书写者。”
除了作者身份的特殊性,还有这块碑得以刻立的背景故事也极具意义。安剑华说到,石韫玉一生推崇诸葛亮鞠躬尽瘁、正直忠义的品德,但一直没有亲临武侯祠拜谒诸葛丞相的机会,为此常觉得遗憾。十多年后,听闻他的学生聂铣敏来四川任职,石韫玉大喜过望,寄来了他的手书《出师表》,希望能刻石于武侯祠。聂铣敏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为这个作品立石,并写下跋语。师徒二人的情谊和两人对优秀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的共同信仰,让这块碑的价值更加深厚。
不止于此,“这通碑刻的书法艺术也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这些碑刻还具有更多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情感价值,对它们的保护研究将是一个长期深入的过程。”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副馆长马萍说到。记者也了解到,下一步武侯祠将基于对武侯祠本体及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在主展线东西厢房及桂荷楼展厅推出解读武侯祠一千八百年历史的《祠庙千秋》展览及展示武侯祠建筑、雕塑艺术的《营造密码》展览。在原状展示提升整体完成后,武侯祠将以更加国际化、智能化的面貌迎接广大观众的到来,解密“武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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