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新轨道，为什么离不开数字化？

文 | 阑夕

彼得·德鲁克说过这么一句话：「真正的危机不是危机本身，而是你还在用危机之前的模式思考动荡之后的世界。」

如果不是2020年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泓明集团还不会那么快的在公司内部全面接入钉钉，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提前准备，在上海按下暂停键的那几个月里，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流通恐怕还会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

泓明集团是从2017年开始寻觅协同办公工具的，钉钉最终成为竞标赢家，开始为泓明集团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助力，但是就像物种的进化往往需要基因层面的突变作为起因，作为一家供应链企业，让泓明集团意识到物竞天择的一大动力，是从2020年开始，中国乃至全球供应链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在全国各地驰援武汉的时候，泓明集团就是其中一员，封城期间的武汉有两个产业没有停转，一个是医疗物资，另一个就是集成电路，后者不能受到影响的原因在于，如果停了，恢复产能可能就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武汉持续需要的备件，都由泓明集团经由上海保税运输过去，最后实现了上下游循环的不中断，极大的帮助了武汉在克服疫情期间以及之后恢复元气的能力。

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全球高度依赖的供应链频频卡壳，大宗商品和跨境运输的成本与日俱增，或许是察觉到了疫情时代的不可抗力风险，泓明集团开始提速自己的数字化进程，把原本只是用于协作沟通、在线审批的钉钉接入了更深层次的业务，尽可能的让公司上下都能通过钉钉实现远程办公。

这个看似考虑过度的决定，却改变了泓明集团和它连接的上百家生产商在过去几个月里的命运，就像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们常对企业家念出的那句告诫——「永远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所有先行一步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在风险到来之前，就备好工具。

截止到上个月底，泓明集团在上海交付集成电路产业急需货物1600余批次，并为中芯国际、华虹、台积电、积塔等行业龙头企业进行生产物资的保供。

△上海泓明供应链分拨中心一角。这里轮转着来自美国、日本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集成电路零部件。

毫无疑问，这个保供过程充满着困难，从人员的流动，到物流的对接，一箱货物的运送往往牵扯到十几家配套企业，每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面对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格式、不同的系统，这本来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而用钉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钉钉做不了所有的事情，它的平台化战略，给自己设计了大量的弹性接口，通过集成第三方应用的方式，对各个方向的协作者予取予求。

进入复工复产的白名单之后，泓明集团先后有一百多名员工进驻到芯片保供的仓库里，在和外界「割裂」的日子，公司就是用钉钉对他们做出的管理和支持：

每天早上，用钉钉发放健康问卷，得到核酸检测和体温自测的数据，到了跟进项目时，调用Teambition核对交付周期，每个员工都可以在里面记录任务进度，再呈现为甘特图进行规划，当客户需要了解库存等最新消息时，泓明集团则用钉钉上的第三方CRM工具，一目了然的同步核心信息。

如果说在消费端，「万能的淘宝」是对淘宝可以买到任何商品的一种总结，那么在供给侧，「万能的钉钉」则更像是钉钉作为平台角色的能力归纳，它是移动办公的基础设施，面对永无止境的需求，总有功能——无论是它自有的，还是第三方开发者提供的，甚至是企业自建的——可以满足。

至少，制造业这块最难啃的骨头，就是被钉钉用这种有求必应的姿态一点点啃下来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制造业企业接近400万家，其中规模以上的制造业企业占比不足10%，为数众多的小微企业遍布全国，且利润微薄、抗风险能力偏低。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的总量又已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对就业市场的稳定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读这份数据可以有很多角度，比如世界工厂带来的出口优势，或是劳动力成本造成的行业内卷，但是最主要的是，是中国制造业承压的强度一天比一天高，内有人口结构的隐忧，外有产业转移的现实，所以数字化转型喊了很多年，过程依然坎坷艰险。

广州一家机器人生产商里工实业的老板讲过他是如何想通一个普遍的顾虑的：数字化并不能直接为企业实现营收增长，但它可以促成这个方向的结果，「通过数字化，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生产协作中有哪些事情做错了，进而提高生产效率，效率上去了，成交周期也会变快，这让公司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签订了全年销售目标40%的合同量。」

这也正是许多制造业企业向往却也畏惧数字化升级的原因之一：为了切换到所谓更加进步的经营模式，往往需要先交一笔数额不菲的学费，而在万本一利的市场里，实在是经受不起多出来的试错成本。

十几万年费的ERP、MES系统固然有它的好处，但在解决方案的竞争里，不存在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钉钉的成功在于它的去钉钉化，里工实业在解释为什么选择钉钉时直言，他们希望有一套去中心化、可扩展的平台，而不是买一套进口软件，所有的操作都依赖管理这套软件的那几个人，而且还无法离开PC环境，去哪儿都得背着笔记本电脑。

软件有周期，平台才永动。

就在微软宣布IE浏览器退休的时候，中国还有很多采购项目只能支持IE——甚至是特定版本——的访问，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既是荒诞的，也是棘手的，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数字化不是被装在精致盒子里的一套设备，而是要和企业共同进退的一项服务。

是站在企业那边，在它的能力边界内解决问题，不是把企业拽过来，让它来适应所谓的先进生产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钉钉的下沉价值是社会性的，相比互联网公司对于新型组织模式的天然亲近，说服那些日夜和机床打交道的工厂，更有启蒙式的示范效应，让围着流水线操心的老板和员工们明白，数字化可以实现卷不出来的经济效率和商业增长，这是现代技术的力量，也是正确决策的回报。

麦肯锡在几年前出具过一份工业4.0主题的报告，在深度采访了一百多家制造业企业之后，它发现了一个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调查结果：

76%的中国受访企业相信技术革命有助于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这个比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但在同时，只有57%的中国受访企业评估认为自己做好了对工业4.0这种趋势的准备，低于同为制造业大国的美日德。

无比热忱的相信技术，却也常常忧虑技术的不均匀，这正是中国制造业在过去几十年来一边创造奇迹一边满手油污的时代背景所致，我们或许可以容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价值链上挣最苦的钱，但这种分配法则不应该是看不到尽头的。

帮助中国制造业推动数字化，就是帮助中国经济进入下一代奇迹的轨道。

在对里工实业的报道里，有一处非常让人感慨，这家公司的创始人说，面对年轻人宁可跑快递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厂打工的现状，悲情的口号并不能帮助制造业拉回年轻人，你要让他们看到实际的改变。

在使用钉钉重新设计了生产流程之后，里工实业让原本需要动手操作的工人，变成了控制机器人的工程师，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周末双休，薪酬翻倍，每个人手比键盘都要干净。

「轻人不是不喜欢制造业，他们只是不喜欢收入低的工作。如果送外卖，比在工厂赚得多，他们肯定就去送外卖了。我们要努力创造一个收入还可以，符合他们未来增长预期的工作，让他们愿意留在这个岗位，贡献他们知识和创造力。」

总说科技以人为本，只有让人真正的获益，才是落到实处的以人为本。

格林斯潘在「繁荣与衰退」一书里提到工业革命以来，所有企业家都致力于缩短新技术的发明和生产力的提高之间存在的代差，爱迪生1882年就在曼哈顿展示过电灯，但是其后的40多年时间里，电力几乎没有对美国促进实际上的经济增长，因为要把电力能源引入工业体系，必须从头设计整个生产作业，没有人不欢迎进步，却少有人能够接受进步的成本。

随着时代的前行，代差的减小是肉眼可见的，从硅谷到深圳，从农田到车间，从资本到劳力，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本身，追逐变革，也是企业家精神的最佳实践。

这场旅途里的风险无处不在，意外随时可能暂停生活，但钉钉和它支持的那些公司，在为这个世界维持运转这件事情上，不会也不能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