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丨高兴兰：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

高兴兰

我的父亲是一名矿工。一顶安全帽，头戴矿灯头，一条矿灯线连接背上的矿灯瓶，腰间系一条皮带，套着矿灯瓶背在背上，满脸像涂抹着锅底的黑色，一身粗蓝大布的劳保服，脚穿一双水靴鞋，走过36个春夏秋冬，从未改变过。这就是我的父亲井下作业时特有的全副武装。

父亲生于1926年，因家境贫穷，童年是在泪水和汗水中泡大。听母亲讲，父亲九岁时就去给一家私人煤厂当童工。那时的煤洞矮小，更无从谈安全设施。井内无光线，挖煤靠火把或松油灯照明，摸着路拖煤。父亲拖着半筐煤，跟在大人的后面，肩上被绳索裂出一道道干茧。衣服磨烂了，就光着身子，从煤洞爬进爬出，要不是两只眼球的转动看得出是活人，还以为是一节木炭。所以，当地老百姓把拖煤的人叫“拖炭手”。

岁月承载着父亲的童年和“拖炭手”的头衔，由私人小煤厂走到资本家开的大煤厂，从事井下作业。

那是1942年，资本家、袍哥大爷汪XX获取了大蚕溪（大塘溪）、捏颈子煤井的开采权后，新建“民生私人煤厂”，开发方斗山的煤炭资源。大蚕溪和捏颈子，位于重庆市石柱县万朝乡境内方斗山，海拔在615——1042米之间。父亲最初在大蚕溪给资本家开厂，长年累月一直从事井下作业，也逐渐摸索出一套井下全面维修的经验，成为厂里工人们的师傅。

解放后，国家接管了方斗山“民生私营煤厂”，建立“公营丰都煤矿”。不久，“公营丰都煤矿”移交忠县人民政府经营，更名为“公营忠县煤矿。”1956年，煤矿隶属四川省，后又下放给万县专区管辖。无论煤矿历史如何更迭，父亲始终没有走出煤矿，成为解放后第一批正式国营煤矿工人，维修技术骨干，参与煤矿开厂打坝事项，改善矿井设施设备条件。父亲进厂得早，熟悉井下生产作业，便常告诫他的徒弟：“井下维修分巷道维修、掘进维修、采区维修，是一项技术性强，危险性大的工种。”维修一般是夜间作业，将掘进、采煤后危险的地方，留给维修工去处理。父亲带着徒弟们用木料装箱、打顶子、裂缝修补或局部维修等，只要哪里有需要就奔向哪里，天天与木头打交道。

1957年，捏颈子井凿穿煤层后，大蚕溪煤厂改名为一井，捏颈子井为二井，父亲从一井调往二井，仍从事井下全面维修。二井离我们家约20里路，小时我去过，至今我还记起那条小道，从方斗山脚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梯路，上到山腰便是矿工的厂区。从山腰到山脚有一个长滑槽，煤从滑槽滑到山脚，由煤车运往忠县东溪口上船，运往祖国需要的地方。煤质好，在阳光的照耀下，成放射性的光柱体，闪烁耀眼。

井下作业是黑暗、艰苦、危险的代名词。其作业分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排水等工种，一环扣一环，每一项都出不得差错。可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1959年5月31日，捏颈子（二井）北大巷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父亲参与对死伤人员的抢救，从矿渣里刨出一具具遇难的工友。事故造成死亡42人，重伤1人，轻伤1人。这天父亲没有按惯例回家，母亲在家有些着急，不停地安慰自己，不会有事的。第二天，父亲回家了，母亲见父亲不高兴，问是怎么回事？父亲长长叹了口气说：“二井出事了。上班的时候都是好好的，出来时却成一具具尸体。”说着眼圈都湿了。从那以后，父亲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进去后要活着出来才算人。”

矿井不仅随时有生命危险发生，而且干活很苦很累。看着父亲满是茧子的手，粗糙得像松树皮一样，干裂成一道道口子，指关节常用蓝线系着。我那时很不理解，以为那样好看，便学着父亲的样，也用蓝线系在自己手指上。后来才明白，那是父亲井下维修，没有手套，常年握手锤，震裂的一道道口子。一道口子还未愈合，另一道口子又出现。尤其是到了冬天，父亲的手特别粗糙，皮肤易脆，手指关节的蓝线有增无减。春去冬来，父亲走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终于有了转机。

1964年，同属方斗山脉的三井凿穿煤层后，父亲又调往三井作维修技术骨干。因离家近，父亲白天可多休息会。

无论是一井还是二井、三井，一年复一年，屈指算来，父亲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事井下维修36年，负过一次伤，留下伤痕伴终生；父亲带出的徒弟也不少，哪里有危险的地方哪里就有父亲的身影。徒弟们深有感触地说：“只要有师傅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感到踏实。”父亲过硬的技术，工作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得到矿领导和矿工的好评，曾多次在职工大会上作先进事迹报告，获煤矿优秀矿工，先进工作者称号。父亲带出的徒弟，有的还走上矿领导岗位。

父亲在煤矿是技术骨干、好师傅、好矿工；在家里是好父亲、好靠山。可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在一次意外事故离我们而去，走时还带着满身的泥土和对儿女们的不舍，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走了。

父走如山倒，一走近40年。逝者长已矣，存者永思念。在漫长的岁月里，阴阳相隔，父亲一去杳无音信，一切都断线了，唯有那层层叠叠的记忆和思念，却永不断线，时常把我带回童年，想起父亲远去的背影，内心深感愧疚，直到今天，常伤心落泪。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那是我国正面临的三年特殊时期，那时我还不到七岁，家里缺粮断炊是难免的。我们三姊妹就像巢中待哺的鸟，盼着父母的归来。

一天，父亲带回三两大米，那是父亲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口粮，叫我到地里弄些菜回来煮粥。说完后，父亲去帮母亲干活了。我在家煮了满满一鼎罐（炊具）菜粥，我们全吃光了。过了一会，父亲回来了，问：“煮的饭还有不？”我一下懵了，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全吃完了。”父亲不用再问了，饿着肚子，挑着一担空粪桶，朝上班的方向走去。因那时农村没有化肥，自留地的农作物全靠农家肥浇灌。父亲上夜班，每晚9点进，凌晨4点钟出，休息几个小时后，上午就从厂矿挑一担人大粪走回家，下午又去上班。

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里，想起父亲远去的背影，我感受到了父亲的艰辛，心里不由自责，泪水夺眶而出。那时太不懂事了，怎么就没想到父母还没吃饭呢？当我懂事后，父亲又走了，在我的灵魂深处时时不能原谅自己，更不能用一片童心来为自己开脱。

好不容易度过困难时期，我属学龄儿童，也渴望上学读书。可在那个年代，农村女孩上学读书是少之又少。尤其是生长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夹皮沟，女孩读书更是不容易。人们的思想守旧，认为女孩长大后是别人家的，培养也是帮别人家培养。在我们生产队，比我年长或是同龄的女孩都没上学读书。我父亲吃尽了没文化的苦头，不顾世俗的偏见，坚持送我上学。

那时的小学校是在一个村小，学校设在一座寺庙里，只有一间教室，一位老师，而且还是复式班。四年级的学生有七八人，坐在教室的前排，在老师的眼皮之下；一年级的学生坐在后面，老师讲完大同学的课后再给小同学上课，我就这样糊里糊涂读了一年。

一年后，父亲就把我转学到忠县煤矿子弟学校读书，因父亲是煤矿工人，沾了点光。我是农村孩子，学校“独一苗”，其他同学都是工人或是干部子女，父亲把当月省吃俭用的钱给我买皮鞋、缝新衣；母亲把家里省下的玉米、大米，留着给我带到学校蒸作午饭吃，享受特殊伙食。父母所做的一切，只为我在学校不受人欺负。后来，在父母的带动下，我们生产队的女孩都上学读书了，小学、大学、研究生都有。长大后，山里孩子往外走，县城、重庆、成都、上海，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但还是走不出父母的视线和牵挂。

我工作后，在离家二十多里地的一所小学教书，父母还是担心我的冷暖。那时交通不便，每到冬天，父亲徒步给我送棉被、棉衣，还将木材断成一小节一小节的，划成一块一块，便于我开小灶好堆放和使用。放假后我回到家，父母总留下好吃的让给我吃。父母心里满满的都是爱，装着的是我们六姊妹，唯独没有他们自己。我成家后，有了孩子，才深深地体会到，父母的牵挂是长期的，都饱含着无限的心血，留下那一份尽在不言中的疼爱。

父爱像一座山，背负着最大的压力，托起沉甸甸的希望，却累弯了自己的腰板；父爱是一种岁月，张开双臂，敞开胸怀，成为我们安全的港湾。想起父亲的饱经风霜，累了一生，苦了一生，为儿女付出一生的爱，却没享一天福，我心里就酸酸的，泪眼婆娑。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一天天变老的时候，对父亲的思念日渐加深。时间留不住，能留住的是岁月的记忆。即使天人永隔，依旧是我深切的思念。无限的关怀，无限的牵挂，“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亲的节俭、勤劳、慈善的一生是一本我永远读不完的书。

作者简介：

高兴兰（笔名：兰草），女 ，土家族，重庆市人，毕业于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市作协会员，曾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纪检监察工作、林业工作和编修地方志工作。先后有散文、论文、人物通讯、评论等多篇文章在《中国地方志》《中国监察》《中国民族报》《重庆日报》《重庆文艺》《重庆晚报》《重庆晨报》《贵州民族报》《巴人》《运河》《检察文学》等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