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城市扎根，我的唯一底牌，是父母。

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数据显示，中国随迁老人达到近1800万，占全国流动人口的7.2%。

“儿子，欣欣，跟你俩商量个事。”

午夜11点半，周续刚把下了小夜班的妻子接回家，一进屋却发现以往早就上床休息的父母，此时还端端正正坐在沙发上。

周续看了妻子一眼，发现妻子也是一脸茫然。

“放你爸回老家养牛吧”

周续的父亲老周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家里大事小情都是周续母亲张罗着。“结婚那天，新娘子接回家后，司仪让新娘子给二老敬茶，找一圈没找到我爸。仔细一找，原来我爸站在人群的最外圈，比我们村里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还靠外，就像个路过看热闹的。”

但老周干农活是把好手，家里一直养着牛羊。周续上大学的花销，基本上就是从这几头牛羊身上出的。突然有一天，老周把家里所有的牲畜都卖了，因为他要“到城里照顾孙子去了。”

村里都很羡慕老周两口子，但周续却觉得父母其实没那么高兴。“临卖的前两天，我爸总是站在院里看着圈，一天能喂上七八回。车都快出村了，又让我开回去要再看看门锁好了没有。”

即使老两口对老家千般万般舍不得，但还是得来北京。周续两口子都在互联网公司从事运营工作，正常下班七八点，加班就要到九十点，要赶上小夜班就是十一点下班。周续妻子的父母身体不好，照顾刚出生孙子的重担就落在了周续父母的身上。

“一开始，我最担心的不是我爸，而是我妈。没有一起长时间生活过，婆媳关系能处到什么情况不好说，我妈在家说了算习惯了，我很担心他俩会吵起来。”

但生活毕竟不是电视剧，狗血的桥段没有上演，婆婆在孩子的事情上充分尊重儿媳妇的决定，儿媳妇也把婆婆像亲妈那么照顾着。

最先出“问题”的是老周。“我发现我爸的反应越来越慢，人整个有点呆，就是那种你叫他，你得反应一下。平时最爱看的乒乓球也不看了，电视你打开他就随便看看，连台都不换，声音大了小了也不管，你要是不打开，他就在沙发上坐着，单纯坐着，什么也不干。出去溜达也是闷头走，跟谁也不说话，偶尔有其他老头问他从哪里来，他普通话不太标准，用方言跟人家交流也费劲，一回两回说不清也就不说了，每次见面一抬胳膊就算打招呼了。”

平时工作太忙，大部分休息时间也用在照顾孩子上，周续少有时间关心父亲。就连这些情况也是母亲告诉他的。

来了大半年，母亲终于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才有了开头那次“深夜家庭会议”。会议一开始，母亲就开门见山：“你爸在这也帮不上什么忙，他又想回老家，就放你爸回老家养牛吧，我留下一个人也能照顾希希。”

“我妈说的是放我爸回去，我又震惊又羞愧。”

一场纯粹的漂泊

与周续父母一样，放弃了生活了一辈子地方来到北上广深，放弃了两室一厅的房子来住客厅，放弃了可以喝酒打牌的好友来到完全陌生的社区的老人还有很多，媒体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

“老漂族”

与年轻人为了“留下来”而漂相比，老漂族们的漂更像一场纯粹的漂泊。他们身负重任而来，也会在任务完成后离开，这个任务就是帮子女带娃。

2018年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52.2%受访者坦言自己的父母是“老漂族”，帮子女带娃是“老漂”出现的主要原因。

NHK电视台拍过一部纪录片，名字就叫《中国的爷爷奶奶们，在大城市中挣扎着》。

纪录片中，一名叫做侯珍的老人就是典型的老漂族。侯珍来自山东，为了照顾外孙来到了广州。早上给女儿女婿做好早饭，白天的主要任务是照顾外孙，趁着外孙睡着的空隙收拾卫生，整理房间，洗洗衣服，晚上做好晚饭等孩子们回来，这就是侯珍最普通的一天。

但辛苦并不是最难的，与老家完全不同的生活节奏、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是老漂族们更难适应的。

刚到广州时，侯珍最不习惯的是语言。她说虽然广州和山东都是中国，但广州给她的感觉就像异国他乡。买菜时，一个”菜心“要跟老板反复说上几遍才能让对方听懂。

侯珍是自己来广州的，丈夫留在了山东老家照顾他们双方的父母。总是要很努力的挤出点时间，两人才能打个电话，互相问问对方最近身体怎么样。

侯珍开始想的是在广州待上两三年，等孩子大了就回去，但老大还没脱手，女儿家又添了老二，她已经在广州住了5年。但侯珍从没想过在广州住下去，她想回家。

大城市对于老漂族就没有吸引力吗？

凤凰卫视的一个采访中，一位叫做林凤娇的老人说了一句话很有代表性：“我不属于这里，谈不上喜不喜欢，反正就是来做客的吧。”

有了做客的心态，老漂族们就有了点上班的心态。努力把手头的任务完成，好早点下班；周围同事，点头之交就好，没必要深聊；至于“领导”，你说啥是啥吧。

权威摧毁与权利重建

老漂族的“领导”是谁？儿女。

在城市育儿主导权的争夺中，老人们是弱势的一方。从多久换一次纸尿裤，冲奶粉的水温，到能不能让孩子踩水，能不能吃糖果雪糕，老人们发现自己全面的失去了话语权，两代人的观念冲突格外剧烈。

更重要的是，在接受过更好教育、更早适应城市生活，挣钱更多的子女面前，老人们从曾经的决策者，沦为执行者、依附者。强势的老人努力维护自己的权威，观念冲突变成生活冲突，更多的老人则倾向于选择服从和妥协，这让冲突带来的伤害更多导向了老人。

浙江在线曾经采访过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老年科精神科主任医师陈斌华，在陈医生的从医经历中，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位60多岁的抑郁症患者。

老两口也是老漂族，来杭州照顾孙子。到杭州一年后，老先生发现老伴突然老年痴呆了。生活中经常忘事，比如说想好要给孙子做的晚餐，等孩子放学了却忘记了；平时家务做得很有条理，但突然什么事都做不好了。

家人怀疑老太太是老年痴呆，但陈医生诊断后发现，老太太其实是抑郁症。

“病发的诱因是一句特别平常的话。”有一天，孙子幼儿园放学回来，儿子问她，是不是忘记给孩子喝板蓝根了，“因为那段时间流感很厉害。她当天的确是忘记了，然后就开始自责，自己怎么这点事都做不好，万一孙子染上感冒，得了重病，可怎么办。心里有了疙瘩，她之后做事更加谨小慎微，但越紧张越出错，开始恶性循环。”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农耕社会选择尊重长辈是一种必然，没有长辈的经验，不论是农耕养殖还是家庭生活都会陷入困境。因此，那时的家庭结构，长辈永远高高在上，对经济有绝对的掌控，同时，只有得到长辈的青睐才能在最后分家时获得更大利益。

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老人随着子女迁徙的情况下，权利结构被完全反转。建立新权威的过程对于老人们来说是残酷和痛苦的。所以，对于老漂族来说，这样的漂泊不仅是一次身体上的迁徙，更是一次精神上的移民。

难做出的更“高尚”选择

网上出现过一个名帖《所以996的人有孩子了怎么办》。

帖子里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些父母会在傍晚五六点赶回家附近的小广场，老人也会带着孩子过来，父母和孩子见上一面说说话，然后老人带孩子回家吃饭写作业，父母则赶回公司继续工作，直到深夜。

周续身边的朋友基本上有三种带娃的方式：请月嫂或者保姆带，夫妻双方其中一人辞职带，以及让家里老人带。

“送回老家也是一种选择，但现在选择这么做的人已经很少了，大家都意识到父母在身边对孩子来说是多么重要。”

虽然听起来是三种选择，但落到实处，大家可选择的其实只有一个。周续也请过月嫂，每月一万两千八，每个月工作26天，法定假期三薪。“我同事也请过更贵的，一万五千八，一万七千八，甚至超过两万的也有。而且即使请了月嫂育儿嫂，也大多需要让父母过来盯着点，一些虐待婴幼儿的新闻看得我后怕。”

保姆的工资相对较低，但也要大几千元。这对于很多很多还身负车贷房贷的年轻夫妻来说，负担不小。

夫妻双方中的任一方辞职也会让家庭经济更加拮据，但不辞职几乎无法承担起育儿的工作。晓菲在某设计院工作，平时下班时间比起互联网员工来说要好得多，但“一次加班或者出差就会让整个生活崩溃”。晓菲某次接到了一项出差的工作，恰好丈夫负责的项目到了冲刺阶段，夫妻爆发了强烈的冲突。“从怀孕开始，领导就很久没有安排我出差，可是我不能永远不出差，我也希望能在事业上有些成绩。我也理解我老公，如果可以，他都会早点下班接孩子，然后回到家工作到半夜。”

对于大城市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育儿陷入了一种“我搬起砖就没法拥抱孩子；但拥抱孩子就没法给他更好生活”的困境。在一起全家旅行中，晓菲的老公在三亚的沙滩上还在给客户打电话改方案。“那一次，孩子玩得很开心，但没有一张爸爸带他挖沙子盖城堡的照片，这让孩子爸爸非常难过。但是如果让他再选一次，恐怕他还是会选择开电话会，都是为了挣钱。”

面对困境，年轻人的最终选择，似乎只有让压力沿着代际向上转移，让父母过来帮忙。

在土地法制研究院的学术论文《城市化背景下的新三代家庭结构》中，作者在结论部分给出了这样的总结：

进城的年轻人难以依赖工资性收入在城市买房结婚和实现家庭的再生产，社会竞争的压力在家庭内部通过代际关系实现再分配。新三代家庭结构可谓是通过家庭内部的代际“合谋”来主动适应我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同时也是农村家庭面对高度社会竞争环境的一种策略性选择。
新三代家庭结构通过对家庭劳动力的全利用和自我剥削，将竞争压力进行代际上移，最终实现代际资源的向下传递。在社会阶层分化并有固化的趋势下，新三代家庭结构具有竞争性、适应性和灵活性等特征，有助于城市化竞争和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但同时这是以代际剥削为代价的。

尾声

老周终于还是回了老家，过上了从前那样养牛羊养鸡鸭养大鹅的日子。鹅蛋攒了一大筐，老周在视频里对儿子说，等到北京看大孙子的时候，要把这些鹅蛋都带去。

但周续心里的愧疚没有一丝缓解。“今年过年，因为疫情，我妈跟我俩在北京过的，我爸自己在老家过的，吃年夜饭的时候，我隔着手机屏幕给我爸磕了仨头。儿子无能，让爹妈老了还得遭这份罪。”

虎嗅在一篇写老漂族的文章结尾这样写道：

但当他们摸着钱包，看着贷款的时候，却发现作为一个在外打工的人，面对生活，手里的牌，似乎只有父母这一张。

打出这张牌，是无奈，也是生存之道。任谁置身其中，也无法做出更“高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