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岁少年为父报仇杀人，朝野大多主张赦免，为何李隆基坚持处斩？

李隆基的开元23年，京城发生了一起轰动朝野的凶杀案：

死者是朝廷的殿中侍御史；

凶手有两人，但年龄却小得惊人：一个11、另一个13。

不仅当事人身份特殊，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也相当曲折。围绕如何判决，朝廷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最后还是由李隆基本人出面拍板并做出了解释。

数年前，时任巂州（xī，今四川西昌）都督张审素被人实名制举报（举报人名为陈纂仁），罪名是他在任的多年里，曾多次虚报首级、冒领战功、贪赃枉法，以及更严重的：私自募兵。

这不禁让李隆基极为警惕。历来皇帝最介意的是什么？武将收买人心、打造小团体，以图谋不轨；更何况巂州位于对抗吐蕃的西南前沿，容不得出现一丝风险。因此，在他的亲自命令下，监察御史杨汪乘驿马赶赴军中调查此事。

杨汪还未抵达，陈纂仁再次上书，声称张审素联合麾下的总管董堂礼谋反。情势咄咄逼人，很快引发了不可控的变故。

实际上，张审素的上述罪名都是莫须有的，均为举报者陈纂仁刻意捏造诬陷。面对步步紧逼的黑状、如临大敌的朝廷，张审素本人暂时还沉得住气，但脾气急躁的董堂礼却忍无可忍了。

在杨汪抵达巂州前夕，气愤不已的董堂礼私自杀了陈纂仁；随后，他带领700士兵截住了杨汪，胁迫他上奏章替张审素洗雪罪名。（《旧唐书》称，董堂礼当着杨汪的面杀了陈纂仁）

这些军人的冒失举动不仅于事无补，甚至还导致事件向着更加恶劣的方向发展。很快，董堂礼被不愿意被其裹挟着越陷越深的官员杀害，杨汪这才终于逃出了囹圄。

经此惊心动魄的劫难，让杨汪不禁对张审素心生愤恨。因此，在审案的过程中，他无视证据不足的现实，吹毛求疵、甚至无中生有，生生把原本不存在的谋反罪捏造成了现实。

最终，张审素被杀、家产被抄。依据那时的刑律，一人谋反，子女同斩，但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张瑝、张琇年纪过于幼小，便被免去了死罪、流放岭南。两个孩子，身边无父无母、身处瘴气丛生的岭南，情状之凄苦可想而知。

但面对劫难，两个可怜孩子竟然迸发出了远超年龄的毅力与隐忍。没多久，他们分头逃回了北方，改名换姓、瞧无声息地隐居起来。（考虑到他们的年龄，也许有成年人相助）

而在这些年间，制造冤狱的杨汪却没受到任何负面影响，不久升任殿中侍御史。也许是为了寻求更好的运数，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更加大气、富含寓意的“杨万顷”。但他却不知道，有两个孩子一直在暗中窥探自己的行踪。

公元735年（开元23年），张氏兄弟摸清了杨万顷的行动规律，便在一天晚上埋伏在长安城内的魏王池旁。待到对方骑马路过时，张瑝飞身而出、用尽力气将马砍死；杨万顷猝不及防、摔落马下，还没来得及抽刀自卫，便被张琇砍杀。

随后，兄弟俩不慌不忙，他们把自己杀害杨万顷的原因写在纸上、留在现场，紧接着便准备逃到江南，继续杀掉那些当初配合杨万顷罗织罪名、害死父亲的同党。但当他们刚刚赶到汜水附近，就被朝廷派出的捕快抓获。

案情披露后，当时长安城里的男女老少大多对张氏兄弟抱有同情，宰相张九龄也想放两兄弟一马。原因很简单：古人崇尚孝道，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张氏兄弟年纪如此幼小便能替父亲报仇雪恨，性格之刚烈、行动之决绝，令许多成年人都难以比拟。因此，当时的朝野沸沸扬扬，大多支持对张氏兄弟法外开恩。

其实，在李隆基之前，唐朝也发生了多起类似案件。

隋朝末年，即墨人王君操之父被同乡李君则杀害，其后对方远逃。贞观年间，鉴于时间已过去了20多年，加上王君操孤苦伶仃、看似毫无血性，李君则便大大咧咧地回乡。然而，王君操很快怀携匕首将其刺杀，并且挖出心脏就地吃下；随后他向当地刺史自首。李世民了解来龙去脉后，免除了他的死罪。

唐高宗李治时期，赵师举也曾在隐忍数年后手刃仇家、为父雪恨，自首后也得到了李治的赦免。

因此，如今人们主张免除张瑝、张琇的死罪，看似有先例可循。

但他们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受害者杨万顷是朝廷命官，而且当初虽然导致张审素冤死，毕竟也是以替朝廷、替李隆基办案的角色。因此，考虑到维护国法与官员的威严，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虽然张九龄请求赦免张氏兄弟，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国法不能纵容复仇”；而且，李隆基也认为：“按照礼法，儿子可以替父报仇；但根据国法，杀人必须偿命。若民间都因孝道而私自寻仇的话，国家会乱成什么样子？依律处死张琇兄弟，仍可成就他们复仇的志向；但若赦免他们，就会有损刑法律令的庄严”。

最终，朝廷决定依法将张氏兄弟处死。但为了平息民间舆论，李隆基亲自下诏对此案的判决依据进行了解释。同时，他下令采取体面的行刑方式，尽量保留了张氏兄弟的尊严。

纵然如此，民间仍对张瑝、张琇持同情态度。在他们死后，许多人撰写祭文、贴在道路两边，公然进行哀祭；同时，长安的百姓自发集资，在张氏兄弟临刑处修建了一口义井，并把他们安葬在洛阳市东北的北邙山上。更令人感慨的是，为了防止杨万顷的家人前来寻仇掘墓，人们不惜重金、一口气修了好几个疑冢。

从张氏兄弟一案可以看出，封建时代的儒、法观念之别是长期存在的。李隆基所做的判决也许于情不合，但若基于国家管理的视角，其实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