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高考改变命运？

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正常从业人员被分为农民、工人、干部三种身份。

其中，大学生作为国家的金疙瘩是参照干部来管理的，关系放在人事局或组织部。

尽管九十年代以来这种区分逐渐被淡化，但今天就业于公家单位的大学生们还是会被要求填写《干部履历表》——中组部统一编制的那种。

时间回到1977年。

当时尽管高考恢复了，但大学生毕业就业的模式与五六十年代并没有太大变化，仍然参照之前的干部分配思路。

基本流程是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根据自身需求提报指标，通过教委（教育局）下发给各大高校，高校再根据需求表推荐合适人选。

一个萝卜一个坑。

那个年代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招不到大学生的，或者说根本没有资格招。

正因如此，个别从体制内辞职下海的大学生便成了香饽饽，十分抢手。

除了主动辞职下海的勇士们之外，其实还有一些人是被迫下海的，比如许家印许大老板。

1992年，已经在河南舞阳钢铁公司工作了整整十年的许家印（1978年以周口市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武汉钢铁学院），因变卖公司废料给职工提升福利被上级调查。

身背污点的他顿觉前途黯淡，遂辞职下海，跑去了广东。

许家印在舞阳钢铁公司，后排右二

在大学生就业率如此惨淡的今天，相信很多年轻朋友们都会羡慕当时毕业包分配的模式。

别急，先请现任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前浙大网红教授郑强同志现身说法，来给大家讲一个他自己毕业分配的小故事。

郑强是1978年考入浙江大学读书的，四年本科期间成绩非常优秀，各种学生活动做得也不错，班主任老师很喜欢他。

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到了。

尽管郑强非常希望留在杭州，但当时的分配政策却是本地人优先，像他这样的外地学生根本没有机会。

班主任老师偷偷指点道：

还有一个办法，找个本地女孩结婚或者建立恋爱关系，这样老师可以再帮忙努力争取一下。

怎料因为身高的原因，郑强连追了几个女孩都没有成功，最终心灰意冷地被分配去四川大山里的一家国有单位。

上面是太原理工大学官网领导信息一栏郑强的简历。

或许是往事不堪回首，1982~1985这三年的履历被直接略了过去。

不过百度百科的人物简历中能够查到，1982年8月至1985年8月，郑强于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任助理工程师。

晨光化工研究院位于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是六十年代内迁过来的。

根据郑强本人回忆，他在晨光化工研究院工作的三年里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将所有的业余时间全都拿来复习，最终靠考上研究生才重新走出大山。

难啊。

郑书记当然是一个成功典型，这段经历也是他拿来当作“励志故事”激励学生们好好学习的——

“1995年我回到阔别十三年的母校，当初留在浙大的那些同学没有一个坐到我今天的位置。”

不过大家转而一想，一个幸运的郑强的确是走出来了，可还有多少个“郑强”没有走出来呢？

实际上，在毕业包分配的那个年代里，城市户口、体制内的关系背景等都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那种命运完全被一堆表格所黑箱掌控的感觉，并不如很多人想象般美妙。

说到被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那自然不能不提汉东大学的祁同伟。

当心爱的人被分到北京、同学们纷纷在省厅市局高就的时候，他跋山涉水去了汉东省岩台山区一个乡镇司法所里报到。

看着简陋的办公室和年长几十岁的老所长——曾经的汉大毕业生，那仿佛就是自己人生的终点，一眼望到头。

个中滋味，人在京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侯亮平又怎能体会得到呢？

为了调离山区司法所，祁同伟主动报名去了危险极大的缉毒队，身中两枪差点丧命。

虽然形式不同，但我们仔细对比不难发现，祁同伟的做法与三年间头悬梁锥刺股的郑强何其相似。

不都是对命运的又一次抗争吗？

九十年代初，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一大批外企、民企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急需来自人才端的支持。

于是从1993年开始，大学生自主择业试点逐步拉开。

出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考量，中间还用双向选择模式过渡了几年，直到1999年才规划化取消包分配制度。

某种程度上看，大学生毕业包分配制度的取消是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一个风向标——民营企业开始成为用人用工的主体。

当然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因素：随着大学扩招，本科教育逐渐成为像发达国家一样的通识教育，而不再是精英教育。

1984年全国的大学毕业生仅有27万，而今天这一数字已超过1000万。

此大学生已不再是彼大学生。

OK，故事到这里只聊了一半，接下来开启另一个话题——变化中的不变。

下面是清华大学2021届签三方就业毕业生的单位性质分布。

先不去区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直接从“总计”那栏看：

党政机关（15.8%）+事业单位（30.3%）+国有企业（23.8%）+部队（0.5%），四者的总占比超过了七成。

换言之，有七成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就业去向是公家单位。

北京大学呢，与清华类似。

下面是一张北大毕业生签约重点用人单位列表，前十名中只有华为和腾讯两家民企。

今时不同往日，当下体制内的门槛越来越高，不是那么好进的。

而清北却基本维持了曾经九十年代那种“双向选择模式”——公家为主，外部为辅。

其实在祁同伟、侯亮平上学的年代，每个省、每个市、甚至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清华北大”，也就是后备干部选拔学校。

高育良作为汉大政法系系主任，汉东省公检法领域遍布他的学生，人称“汉大帮”。

因为当时信息、人员流通不像今天这样发达，优秀的学生往往会在省市县内部消化吸收掉。

省里吸收汉东大学，市里吸收市学院，县里吸收中专师范。

《中县风云录》一篇中提到过，八十年代毕业的中专生曾在县城官场这一层级大放异彩。

这批学生进入中国广大县市的政治教育领域后，混成县领导、镇党委书记、中小学校长、骨干教师的不在少数，给县城的政治和教育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特色。

而今天，无论是汉大、市学院、县师范，都已逐步走向没落——各地的选调生政策一发布基本就是“重点985起”，个别还会指名道姓的要清北。

那不是重点985怎么办呢？

没关系，还可以和千军万马一起参加公务员考试嘛。

首届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在京开考，1994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逻辑，得意猫儿雄过虎，落地凤凰不如鸡。

作为青年学生，不要将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一两次考试上；得之沾沾自喜，失之自暴自弃。

高考不是科举，新中国也不是古代王朝，不存在什么一千年来“以不变应万变”。

想要求生存求发展，必须拥抱变化、接受变化，在风云变幻中顽强地前进。

其实从文章中讲述的郑强和祁同伟两个例子大家也不难体会到，改变他们人生的并不是仅仅高考，还有那颗不屈服于命运的心。

只不过郑强走上的是正道，而祁同伟却误入了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