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州历史上的黄河漕运

陕州历史上的黄河漕运

(一) 序

三门峡地处黄河中游。三门峡段的黄河航道，自陕西省潼关入灵宝到渑池县与新安县的交界处西窝村出境，全长283公里。

历史上三门峡辖区的水路运输，含漕运、航运和渡运。漕运，本意为水路运输，后专指成历代政府征收的粮食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主要为水运，间或有部分陆运）。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前，今三门峡地区的黄河水上交通运输便利。从秦、汉到北宋，水路交通繁荣，唐代为鼎盛时期。北宋建都汴京（今开封），元代建都北京，陕州水路渐渐失去其重要地位。金、元时期，三门峡上下游不通漕运。至明代，又开通三门峡水运航道。清末民初，陕州地区有了公路、铁路，漕运逐渐终止。民国初期漕运改为航运（即船舶在一定航道上的客货运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公路、铁路因战争损坏，三门峡段的水运又兴盛一时。1950年之前黄河三门峡段的航道尚通。1956年之后，随着三门峡大坝建设，三门峡段黄河运输主要靠渡口南北运输，简称渡运。1960年，黄河三门峡大坝建成，长途运输仅在大坝以上河段进行。1980年底，全市黄河沿岸有渡口26个，船88艘。其中较大的渡口有：陕津渡，即太阳渡（也称上河头渡、西门渡），1960年8月，陕津渡被黄河三门峡库区所淹。会兴渡口（对面为茅津渡）。灵宝老城渡口，也叫曲内渡、西河渡。渑池南村渡口、白浪渡口、阳壶渡口。

1840年之前，黄河上航运用的船叫“漕船”。“漕船”起源于古代，先秦时航运用木船，叫“舫”，也叫“漕舫”。秦汉以后有了漕运制度，“漕舫”改名为“漕船”。清朝末年，漕运制度废弃，“漕船”改名为“木帆船”。唐代，刘晏专门根据三门峡黄河航运的实际情况设计了“上门填阙”。宋代，漕船体型优美，结构合理，航速快。明代，黄河上有“黄河满篷艄船”。明代宋应星《天公开物·舟车》记载：大者可载3000石，小者500石。明代航行黄河中的还有“黄河奏船”（摆子船），大者载重数千钧（一钧约15公斤）。1970年，会兴渡口有了机动驳船。

1914年，陇海铁路通到陕县七里村。1915年，临时通车到观音堂。1927年，通到灵宝。1931年，通车到阌底镇火车站。1935年（民国24年），陇海铁路会兴车站、会兴渡口与山西省运城专区成立联运公司，实行公、铁、水路联运。1949年，陇海铁路洛阳到潼关段复修。1956年12月，横跨晋豫两省的三大路大坝钢桥动工兴建，1958年建成通车，三门峡历史上第一座横跨豫晋两省南北的大桥诞生。

1985年4月，济南军区工程兵部队在渑池县黄河白浪渡口处架设了中国跨度最大的索道桥，跨径439米，11月竣工，白浪渡口功能弱化。

1993年12月30日，三门峡黄河公路大桥通车，会兴古渡功能减弱。

黄河漕运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宋起江南地区成为漕运的主要源地，黄河漕运在与江南地区漕运的较量中处于劣势。那么，黄河渡运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黄河水上运输在与现代陆路交通运输的较量中处于劣势。20世纪20年代，陇海铁路通至西安，由于比水运方便省费由豫省上行之货尽驱于铁路，黄河晋豫峡谷船只明显减少。20世纪30年代，同蒲铁路贯通山西南北，由内蒙古黄河上游而来的货物以及本省黄河沿途的货物，一部分由水路改走铁路。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现代公路交通的迅速发展，山西河南一些黄河渡口为公路桥梁所代替。

（二）陕州历史上黄河漕运的历史

黄河大规模航运在春秋时已有明确记载。《春秋左传·僖公十三年》云:这年(公元前647年)冬季，晋国连年遭灾，“使乞籴于秦……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到秦汉之际，黄河航运规模更加扩大，漕运业已形成。故《汉书·萧何传》云:“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史记·萧相国世家》也有同样记载。因有黄河漕运，西汉定都长安，漕运规模日益扩大。为保证漕运畅通，官方组织人工开始开凿三门峡。三门峡是黄河漕运最险要难行之处，修治此处，一方面需开通河道，便于船筏通过；另一方面也需修凿栈道，便于纤夫挽船。可以说，黄河栈道的始修始建时间当不晚于西汉。据《太公六韬》该书云：周武王伐殷时，“以四一十艘船济于河”。船只是由渭河入于黄河，顺流东下，经今山西河南间河段，直达商都附近的。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也许是受此影响或诱导，黄河漕运于战国时期就已雏形。

《竹书纪年》载:“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12年)，秦王来见于蒲坂关(今永济市西，隔河与临晋关相对)。四月，越王使师隅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焉。”其运送航道当是循鸿沟入黄河，溯晋、豫间黄河而上，达于蒲坂关。

《十七史商榷·诸仓》中说:“秦都关中，故于敖置仓，以为溯河入渭之地”。说明从秦统一全国后，关东地区的粮食就已开始不断地溯黄河西运关中，把战国末在河南荥阳附近敖山上已建的敖仓，扩展为黄河漕运的转运仓。

秦朝漕运，除满足都城的粮食供应外，也为当时转漕给军，供给边疆驻扎军队所需粮秣。据史书记载，秦为维护统一，稳固其统治，很重视边防的加强，为了防止匈奴侵略，于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使蒙恬兵而攻胡”，在河套以南地区置三十四县，因河为塞，遣兵远戍，徙民实边，“发天下丁勇以守此河”(今内蒙古境内的河套地区)。然而，这一带地多沮泽而咸卤，不生五谷，其军粮的供给，主要从关东运输，有的远取于滨海的黄(今山东的黄县)、睡(今山东的睡县)和琅邪(今山东胶南县琅邪台西北)等富庶的产粮地区，“使天下飞刍软粟”溯黄河西运而“转输北河”。说明当时在河南北部溯黄河西上的漕运转运线已经形成。

黄河漕运历史悠久，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古代黄河漕运主要担负由华北、江南向西部的关中运送粮食货物的作用，以支持建都关中的朝廷和西部战事，其数量随着历代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不断变化。

纵观黄河漕运历史，第一次大规模地开发利用黄河航运功能发生在战国时期。战国七雄之一魏国为称霸中原，于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2年)迁都大梁后，本着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的，从改善交通状况入手，前后两次用了20多年的时间，在黄河下游开挖了沟通河、淮的鸿沟水系。隋唐时期，黄河漕运又一次进入发展的快车道。隋朝的建立，结束了我国长期分裂的局面，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在统一的短暂的几十年中，河中下游先后完成了广通渠、通济渠和永济渠等大型人工运河，形成了以西安、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南至余杭，北抵涿郡沟通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水系长达5000余里的水运交通网，及至唐代，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在杨坚晚年，全国已呈现出“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的局面。隋炀帝时，则结合漕运兴建了大量的粮仓，如洛阳附近的含嘉仓、回洛仓等。新中国成立后，在已发掘探明这一时期的粮仓中，大的可储粮10000多石，小的也可储粮数千石。有一个窖内尚存留有50万斤已炭化了的谷子。在唐代通过黄河、汴渠从关东和江淮地区运往京都的粮食每年多达数百万石。天宝二年(743年)一年内运抵关中的粮食达400万石，创造了唐代运输的最高纪录。可以想象隋唐时期黄河漕运的繁荣景象。由于受黄河河道及其泥沙和洪涝灾害的影响，黄河漕运有着非常大的局限性。统治者在不断兴修新的渠道的同时，为改善漕运状况.维持漕运畅通，还不得不经常对黄河陕州段河道、渠道加以整治和疏浚，并加强管理。

唐代之前，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的古陕州，陆路有西京锁钥的崤函古道；水路则有“水旱码头”“舟车所会”之称的黄河漕运

远在禹王治水时，就开辟了三门峡上下游兼备的河边走廊。秦、汉、隋、唐各代定都关中，当时陆路运输工具落后，运费昂贵，唐代曾有“一斗钱运一斗米”之说。那时粮饷运输主要靠漕运，即从黄河转入渭河，西至京都。当年，黄河漕运与江山社稷息息相关。

秦时，秦始皇用漕运将在关东征收的部分贡赋从黄河转入渭河，再运至咸阳。

汉高祖时，漕转关东粟，年数十万石。汉武帝时，年漕运关东粟400万斛，供给京师，后又增至600万石。

东汉末年，中原混战，漕运不通。

隋朝建立后，漕运关东租谷至长安。开皇三年（583年），修建粮仓，隋文帝下诏“于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募置运米丁。”漕运关东及汾晋之粟以达京师，并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发出号召：谁能从洛阳运米40石经砥柱之险，达于常平（今三门峡市）者，免其征戎。开皇四年，采用陆运至陕州，再从黄河转入渭河，达长安。

唐贞观十六年（642年4月3日），郿县令侯懿、河北县尉古城师和侯宗三人，押运600石的船只通过三门，揭开了唐代在山门开通漕运的序幕。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唐玄宗李隆基采纳京兆尹裴耀卿的建议，在隋代分段转运的基础上实行了“转段法”。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漕运山东粟700万石至京师（为鼎盛期）。安史之乱平定后，转运使刘晏训练漕丁、漕夫，实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的分段漕运方式，“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使洛阳至陕州间运费大减，三年漕运七百万石，节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

北宋早期，陕州段漕运，开始转运陕西的粟菽至汴京，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规定：黄河岁运粟50万石，豆30万石。

金、元以后，迁都北京，陕州漕运减少，地位下降。

明代，陕州水运又重新开通。洪武七年（1374年）春，明朝为防御蒙古族人南下，开始转运粮饷至陕西、宁夏、河州一带。

辛亥革命后，改黄河漕运为航运，客货兼并。

解放战争中，支前运输军队，粮食、被服、武器弹药。

1949年，公路、铁路被战争破坏，航运药材、棉花、粮食、石膏、山货、日杂、百货、煤、油等物资。

1950年，公路、铁路逐渐恢复，航运降为次要地位。

1956年，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航运中断，渡运复兴。

（三）历代陕州黄河漕运的苦难

漕运中船工的命运很苦，他们中有艄公、门匠和纤夫。三门峡黄河栈道两岸流传的民谣“古无门匠墓，皆溺死也”，便是船工命运的写照。金代诗人周昂《题砥柱图》中也有“鬼门幽险深百篙，人门逼窄逾两牢。舟人叫渡口流血，性命咫尺轻鸿毛”的描述。

“春刮骨头秋剥肉，烈日当头背流油。身背纤绳手扒沙，千里滩河步步愁。”正是黄河纤夫生活的真实写照。

《太平广记》记载：唐神龙六年（公元705年）到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将作大匠杨务廉开陕州三门，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雇夫未与价值。苟牵绳一断，栈道一绝，则扑杀数十人……”。

唐代诗人，陕州司马王建《水夫谣》曰：

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

逆风上水万斛重，前驿迢迢后淼淼。

半夜缘堤雪和雨，受他驱遣还复去。

夜寒衣湿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

到明辛苦无处说，齐声腾踏牵船歌。

一间茅屋何所值，父母之乡去不得。

我愿此水作平田，长使水夫不怨天。

可以说，在古代，在南宋之前，三门险滩及三门六峰是朝廷和陕州黄河两岸人们苦难的象征。

《隋书·食货志》记载：由于关中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文帝为节俭漕供，约六宫咸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弊者，随令补用，皆不改，外享燕之事，所令不过一肉而已。”

唐武德五年（622年），西都秘藏之极其珍贵的书画与图书，司农少卿宋遵旨载之以船，溯河西上，送往京师，行至三门，遭到漂没。

公元682年，关中地区因漕运不畅，长安城中仓廪枯竭。唐德宗李适闻知韩洸己运米3万斛至陕州，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新唐书·食货志》载: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7年)，“凡三岁，漕运七百万石。创唐代黄河漕运最高记录。”至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四百万石。安史之乱后，漕粮因税源萎缩，降为每岁一百万石。

唐天宝十年（751年），陕州城边运米船失火，一次就烧毁运船251艘，商船100艘，死亡600余人。

《史记·河渠书》记载：“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水经注·河水》记载：“自砥柱以下，五户（滩）以上，其间百二十里”的黄河峡谷“河中竦石杰出，势连襄陆，环波怒溢，合十有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舟害船，自古所患。”即说三门峡谷的鬼门岛、神门岛、人门岛、张公岛，砥柱山和梳妆台，古志上称之为“三门六峰”。在黄河漕运史上，在三门和砥柱间，有“百二十里间十九滩”之称。

唐人李繁之的《邺侯家传》叙述：“河流如激箭，又三门常有波浪，每日不能进。一二百船，触一暗石，即船碎如末，流入旋涡，更不复见。上三门篙工，谓之门匠，悉平陆人为之，执一一标指麾，以风水之声，人语不相闻。”

北宋欧阳修《新唐书卷五三》记载：“岁漕经砥柱，覆者几半”。

（四）历代在陕州的凿石开河与黄河漕运疏通

秦、汉定都关中，黄河航道运往关中朝廷的物资，三门峡河道是必经之处。而三门峡河床狭窄，中间有两大岩岛，有三股急流，形似三座大门。鬼门险恶，神门湍急，人门和缓。船只多从人门通过，但人门水下暗礁交错，河中巨石屹立，漩涡重重，行船困难，事故常发，历代王朝曾耗费巨资整治。

公元前206年，刘邦继皇帝位，建都洛阳，“因秦之故，资其膏腴之地”后改长安。后因人口、机构膨胀及奢侈，供给不足，不得不采取张良“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之建议，从崤山之东输粮关中。至武帝时，经黄河漕运的粮食已达“岁百万余石”。

《汉书·沟洫志》载：汉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丞相杨焉提出“从河上下，患砥柱隘，可镌广之”的建议。开凿后碎石落于水中，无法清除“水益湍怒，为害甚于故”无果而终。

西汉时期，朝廷机构扩大，官吏增多，所需口粮增大，汉武帝开始修凿陕州地区上下游航道。

魏景初二年（238年），明帝曹叡命谏议大夫寇慈率工匠5000人，在陕州一带修栈道，平河阻。

晋秦始三年（267年），司马炎命赵国、乐世率数千人整治三门险滩，疏通河道。“及其商舟是次，鲜不踟蹰难济。”（《水经注·河水》）整修再次失败。

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急需接济，次年“诏凿砥柱”。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砥柱山崩，偃河逆流数十里。”

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六月，对陕州险段修凿栈道。其中人门栈道，南端起至梳妆台附近，向北经人门全岛，断断续续延长625米，栈道宽0.2-2米，凿成弧形，高2.5米左右。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京师雨水过多，朝廷为解运粮之危，裴耀卿在三门以东置集津仓，在三门以西置盐仓，陕州西南置太原仓（又名常平仓）。东西两仓之间开凿十八里陆路，漕运粮至三门东即入至集津仓，再通过十八里陆路至三门西进盐仓，以避开三门之险，再以漕船运往京师。

唐中叶，为逆转粮食缺乏困境，朝廷与百官多次巡幸东都洛阳，以解决粮食问题。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三月，唐玄宗以长安令韦坚为陕郡太守，领江淮租庸转运使，负责漕运。陕尉崔成普偏袒半臂，立于船头，领唱《弘农得宝歌》。

黄河在陕州境内，河道窄，落差大，水流急，为解决漕船负重逆行问题，历代王朝便在黄河两边岩石上开凿了栈道。

栈道，又称“复道”“阁道”，以供船夫在上面拉纤上溯。1955年到1957年文物部门在黄河三门峡人门至下游渑池县与新安县“八里胡同”处、199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小浪底库区的平陆、夏县、垣曲黄河北岸先后发现了625米和5000余米的黄河古栈道遗迹。其古栈道有“牛鼻子”壁孔75个，方形壁孔304个，底孔孔眼380个。清人贾汉复《栈道歌》中“积薪一炬石为坼，锤凿既加如腐削”的诗文就讲的是“烧石沃醢开石法”开凿栈道的做法。

唐朝时，朝廷就设有水运使、陆运使、转运使、常代使管理漕运。

黄河北岸垣曲县五福涧栈道崖壁上的东汉建武十一年题记：“建武十一年……时遣石匠□□石师千人”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陕州栈道修凿记录。

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三门峡漕运遗迹》一书中讲：距黄河以北平陆的龙岩村，相传即是秦时的“运粮城”。

从摩崖题记“自备钱修”“喜舍资财”“经营数载”等内容判断，北宋末年后，民间商贾参与修治栈道的事例不断。

从金兴定二年（公元1218年）完颜安贤“奉峡州元帅完颜崇进差充三门北岸副提控防”的摩岩石刻看，金元时黄河漕运也有其功能。

从明朝的崖刻看，那时的漕运功能主要是防御蒙古入侵。

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和宣统三年的修路题刻看，清朝时期民间依然在利用黄河航运。

自古以来三门峡河段槽窄、滩陡、水流急，是制约黄河航运的首要河段。因此，在河道整治上，主要是对黄河三门峡险段的治理。随着西安至潼关广通渠的建成开通，为进一步提高黄河漕运能力，隋唐对该河段进行了整治。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六月戊子诏凿砥柱”。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接受褚朗的建议“发卒六千人”“开砥柱三门凿山架险”试图只在三门陆运，三门上下全通水运。过了一段时间，大将杨物廉又在陕州三门凿山、烧山，岩侧施栈道牵船。所雇拉船民夫“皆令系二抓于胸背，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尽管采用这样残酷的方法，通漕仍然十分困难。开元二十九年(741年)陕郡太守李齐物为使漕船避开三门峡之险“凿砥柱为门以通漕，开其山颠为挽路，烧石沃醯而凿之。然弃石人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门，候其水涨，以人挽舟而上。”开元年间，在人门北边的岩石中开出了一条长280米，宽6-8米，深5-10米的人工河道，史称“开元新河”，又名娘娘河，又叫新门。开元新河是为避三门险恶水势以通漕船而人工开凿出的一条专用水道，河身南北向，很直，仅北端与人门相汇的出口处稍向西曲转，两岸均为凿开未经修饰的峭壁。这条运河开通后漕船即主要由此通过三门天险。至此三门峡险段的航运条件才有所改善。《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惠帝时“漕转山东(崤山之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岁百余万石。”后来，抗击匈奴，经略西域，漕粮猛增，“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采乃足。”元封(公元前110-105年)年间，桑弘羊推行均输制度，“山东漕岁溢六百万石。”隋代开凿大运河，宇文恺又通潼关至长安的广通渠，漕运线大大延长，豫晋峡谷漕运更为繁忙。北宋时期，为了抵御西夏进攻，北宋王朝又重修河道，恢复黄河漕运。早在宋太祖时期，就开始维修三门栈道。《宋会要辑稿》“方域”第十载:“(建隆)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诏重疏凿三门。”为保证黄河运路的畅通，宋太祖专门成立三门白波发运司。《宋会要辑稿》“职官”第二十四载:“三门白波发运司有摧捉、装纲各二人，以京朝官三班充:河阴至陕州、自京至汴口，摧纲各一人，并以三班以上充。”这种情况至宋仁宗时有了之变。宋仁宗时元昊称帝，建西夏国。宋夏间在关西爆发了激战，陕西军备骤增，这样一来，陕西之粟、菽非但不能转漕汴京，陕西军需反而需关东支援。《文献通考》卷二十五载:“后(仁宗庆历时)黄河岁漕益减耗，才运藏三十万石，而岁创漕船、市材木、役牙钱，劳费其广。嘉祐四年，诏罢所运菽……自是岁漕三河而已。”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元昊卒，子谅祚立。至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谅诈卒，宋夏间无大的战事，故在英宗时(公元1064年-1067年，年号治平)，黄河漕运又有所恢复。《宋史》卷一百七十五《食货志》三“漕运”载:“(治平二年)繇京西、陕西、河东运薪炭至京师，薪以斤计一千七百一十三万，炭以秤计一百万。”50年代三门峡下游杜家庄栈道上所发现的“治平三年开凿栈道题记”，就是黄河漕运有所恢复的证明。宋代后，中国政治中心东移，战争也多在东部，尤其清末陇海铁路的修建通车，豫晋峡谷虽然逐步卸去了沉重的黄河漕运负担，但东西部的物资互补、文化交流仍然不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三门峡黄河大坝修建后，豫晋峡谷黄河漕运才最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尽管漕运成本极为高昂，但由于黄河漕运水道乃是关乎国家存亡的一条重要生命线，因此在武帝、宣帝之时仍多次组织民力修缮河道，沿途筑仓。东汉以后，除继续沿用原有漕运河道外，又开辟了一些新航线。刘秀定都洛阳后，于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派王梁、张纯主持开凿阳渠，引洛水为漕，以得其利。到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又治理汴渠、黄河。据《后汉书·王景传》载：“当时发卒四十万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从而保证了漕运的畅通。

古代导航设施阏流堆台，堆的位置都在突向河道的山嘴处，两堆之间通视良好，堆下距河面约30米。原建筑可能是方形，经过长时期的风雨剥蚀，如今近平圆柱状。总高约10米，下部直径约6米，顶部直径3米左右。当地人认为这些堆台是烽火台，实际是黄河河谷中罕有的古代导航设施遗迹，它为研究古代黄河航运提供了实体资料。据中国水利史研究专家姚汉源教授考证，认为是古代黄河漕运导航设施的遗迹，其修筑时间约在唐代。在阏流河谷航行何等艰险，这就是古人修建堆台导航的因由。

（五）黄河漕运对陕州的影响

在唐宋之前，黄河漕运是封建王朝的生命线。陕州黄河漕运有着咽喉之称，在古“丝绸之路”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在西汉时期，陕州的黄河段就有“水行满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的场面。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孝文帝自关中返回洛阳时，“车驾东旋，泛渭入河”，亲自考察水道。曾用漕运运输晋、秦租粟及解盐东抵洛阳。

《通典·食货志》载：唐时“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说明当时的陕州是名副其实的漕粮转输中心。魏晋时期，都城虽在洛阳，但“以舟载兵入渭”的同时，也用漕运救济灾民。

黄河漕运，也让陕州的商业一度繁荣。《魏书·食货志》载：北魏弘农郡“商贸往来，家产丰富，而百姓乐之。”唐朝时，陕州城“黄河帆樯如林，仓储货物如山，店铺鳞次栉比，客商往来如织。”

根据《旧唐书·玄宗下》的记载推测，天宝年间，停留在陕州城边的漕运人员、船工、军丁、纤夫、搬运粮米的民工、治水浚河人员、为漕运服务者应在万人以上。

《通典·食货志》记载：“（唐开元十三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作为黄河漕运枢纽的陕州，一度商贾云集，商旅不绝，茶肆酒楼繁荣。

《宋会要辑稿》记载：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陕州商税额度居全省第二位，陕州城内有20余处集市。

漕运的兴盛，不仅给陕州带来了繁华，也让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纷纷到陕州游览，多少名人大家在这块宝地留下文章诗篇。

（尚柏仁 牛占亚 朱家昊）

参考资料：

[1]《北史》卷十《隋本纪上》

[2]《唐会要》卷八十七《漕运》

[3]《朝野佥载》卷三

[4]《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三》

[5]《三门峡市交通志》1991年人民交通出版社

[6]上官西才编著《历史名城三门峡》200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7]刘书芳编著《三门峡通史》202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

[8]李久昌等著《陕州文化》2020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9]文中插图部分来自《平陆县志》、清绘《九省河流图》、康熙版《黄河全图》、清《黄河舆图》、台湾故宫博物馆藏《陕州附近黄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