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和普通人有差别吗？司法心理学的回答

所评图书：

书名：《司法心理学》（牛津通识读本）

作者：（英）戴维·坎特

译者：吴志杰、于涵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5月

司法心理学的核心任务是阐释犯罪行为，并以此为基石，探讨定罪，以及避免罪犯再次犯罪。

在古代甚至近代、现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人们倾向于将罪犯定义为有别于正常人特质的特殊群体，有可能是某些脑部疾病或轻微脑损伤的结果。这类结论看似很有说服力，因为一些具有显著暴力人格的人，确实经历过严重摔伤或其他事故，据说之后就性情大变。

还有人希望通过现代科学找到答案，得出了罪犯比正常人多出一条Y染色体的结论，或是认为罪犯体内睾酮这种特别的雄性激素含量特别高。这些结论、假设的潜台词是，某些真实存在的生理基础会让人成为罪犯——这样的观念流行于19世纪晚期，专家们甚至笃定罪犯是没能完成高级进化的人类。

也有一种离奇而极端的解释，就是将强奸和谋杀等罪行，归于男性本能的部分。这种解释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为相关罪行开脱，将之界定为本能，并将之与人的其他本能相混淆，从而达到让这类罪行无罪化、轻罪化的目的。当然，这类解释也可被扭曲作为种族主义解释，也就是将特定民族、种族成员犯有特定罪行的个案予以提出，将之解释为该民族、种族成员尚未脱离早期人类特质，属于高度不开化的人种。

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心理学教授、利物浦大学荣誉教授戴维·坎特指出，将严重犯罪罪行解释为人类本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人类历史上，许多族群是非常友善和平的，热衷暴力的只不过是部分族群，以及一些族群中的部分人。也就是说，个人、群体乃至国家，“必然有特殊因素促使他们释放或控制攻击本能”。

所以，守法公民与罪犯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的生理差异。戴维·坎特在其所著的《司法心理学》书中指出，一些罪犯确实患有某种类型、某种程度上的精神障碍。有些罪犯缺乏对现实的接触，有幻听、幻觉，或相信某种神秘力量介入、干预、控制着其思想和行为。还有罪犯有“反社会人格障碍”。这些是确实存在的。

戴维·坎特指出，即便如此，一些媒体以及自媒体在严重罪案发生后，动辄讨论罪犯（可能有的）精神障碍，将主要犯案原因归结于此，是哗众取宠的行为。因为精神障碍发病率远远高于刑事犯罪的发生率，“绝大多数精神错乱的人伤害自己的可能性比伤害他人要高得多”；即便是暴力倾向显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犯过罪的人仍属极少数。

事实上，“许多罪犯对其犯罪行为心知肚明，也很清楚这些这些行为是违法的”，没有明显的精神问题，却能令人惊愕地实施残酷的犯罪行为，也不曾悔悟，这类人应当患有某种程度上的“人格障碍”——这里所指的罪犯，并不仅仅包括暴力犯罪的犯案者，也包括那些已经或曾经挤入了社会中上层的金融犯罪、职务犯罪者。

《司法心理学》书中概括的罪犯特征，也不仅仅限于社会中下阶层人士，而是几乎覆盖了各个阶层，包括：第一，缺乏对各种行为后果，特别是对后果承担者的意识；第二，对犯罪行为进行狡辩，试图表明犯罪影响极小；第三，犯罪成功后自我价值感的提升；第四，理智地认定犯罪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行为；第五，普遍不接受延迟满足；第六，缺乏欲望管控能力。这些特征分别内化于相关人等的人格，使之在各自的阶层生活、发展空间中均具有滑向犯罪的可能性。实际上，我们观察这些特征，不难发现，许多成功学观念，甚至一些家庭向年轻一代言传身教的“成功法则”，其实与之高度重合，这也是为什么相当数量的青年才俊在公职岗位、企业高级管理职位、金融机构高价值业务的经理岗位上，对于突破规则牟取私利毫无抵触。实际上，这也正是书中所说的不同类型的犯罪者在心理上的共同特征。

书中提到，心理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专家）对于暴力极端犯罪行为更感兴趣，为之设计出相当数量的心理干预，旨在完成矫治，尽可能避免罪犯再犯。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这实际上罔顾了大量的非暴力犯罪的参与者，即便受到法律惩处，但其刑满释放后仍然不免回归曾经的业务、犯罪领域。非暴力犯罪，比如诈骗，金融犯罪等，不仅其社会危害性显著，而且常常也是诱发他人命运悲剧、引发他人暴力犯罪的引子。为什么不能像制止家庭严重暴力的犯罪者重犯，设计相关的空间禁令，或禁止性侵罪犯出狱后涉足教育行业那样，对非暴力犯罪者设定更为严厉的矫治和社会限制呢？

《司法心理学》这本书介绍了司法心理学的由来、发展阶段、成就以及挑战，就欧美司法环境中司法心理学家作为专家证人的参与、心理学在庭审过程各个环节中的影响、司法心理学在改造矫治罪犯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以及侦探剧、侦探小说们很感兴趣的司法心理学家如何完成心理画像等给予了介绍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