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学派的学术渊源及讨论

最早谈及子思学派的学者是荀子，《荀子·非十二子》载:“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督儒，灌唯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表明子思一派曾自认出于仲尼、子游之后，这成为子思之学源于子游的发端。

然而在《孟子》、《礼记》、《孔丛子》等书中，常有子思与曾子并举的篇章，就使得后来的学者，日渐怀疑子思师承子游之说，而愈加以曾子为信。唐代大古文学家韩愈言这种道统论的说法，到宋朝二程、朱熹之时得以确立并发扬光大。

清末以来考据学盛行，这种道统说越来越站不住脚，不断有学者提出质疑，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先生等都曾予以讨论。建国以后，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一书中，认为曾子与思、孟的思想的确是在一条线上发展的，然而曾子为孔子正传之说，则绝非事实。郭店楚简发掘以后，掀起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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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姜广辉先生为代表，否认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说，主张孔子、子游、子思、孟子的传承关系。从这些学者的观点中不难看出，子游和曾子都曾对子思有过影响，若再细究，子夏等人对子思也有影响。

我们要探讨的就是，究竟哪位儒家学者对子思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最本质的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对子思和孟子师承关系的讨论要远多于子游与子思关系的讨论，这也主要是受材料所限，最早将子游与子思并提是在《荀子·非十二子》。

从《非十二子》中我们不难看出，子思一派在战国有很大的影响力，郭店楚简也印证了这一点。郭店简中的好多篇章都与子思有联系，况且郭店简是在当时的楚国境内发掘，而楚国并非当时的学术中心，子思的思想能够在楚国流行，那么子思的思想在当时整个战国应当都很有影响。史书记载鲁穆公曾以子思为师，对鲁穆公有过重要影响。重新探讨子思的学术思想渊源，对于其本身的思想研究无疑是有巨大帮助的。

从荀子对子思、孟子二人的批评来看，大体有五个方面:(1)批评子思、孟轲“不知其统”。关于“统”，《说文解字》十三篇上系部:“统，纪也。从系充声。”《淮南子.泰族训》云:“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女工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按其意，引申为纲纪之称。《周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统，本也。可知“统”为本、为元、为始、为端。荀子批评“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就是批评思、孟二人不知“法先王”之纲。何谓“纲”?荀子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从《荀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荀子隆礼义而杀《诗》、《书》。思、孟二人的学说注重心、性、情，发展儒学的内向性。荀子批评的就是思、孟不以“礼”为统，为治国之纲。

(2)“材剧志大”是说“子思以孔子配天，孟子更以自己配天，观其善养‘浩然之气’的事便可明白”。另一方面也是指思、孟之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吸取了不同学说，有兼容并包之意。(3)“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

自帛书《五行》和郭店楚简《五行》发掘问世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且成定论。（4)“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无说、无解，谓其言幽隐闭结而不能自解说，谓但言尧、舜之道而不知其兴作方略也。荀卿常言法后王，治当世，而孟轲、子思以为必行尧、舜、文、武之道，然后为治，不知随时设教，救当世之弊，故言僻违无类”。

侯先生讲:“总之，思、孟对于事物都是以心况之，故荀子评之为‘无说’‘无解’。”这在郭店竹简中也可以证实，思孟学派确实多言心性，注重内省修身。（5)“言子思、孟轲之罪”，是批评二人假托孔子之辞，督儒从而传之。

以假为真。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提到:“这是把孔子在春秋时期推崇的尧、舜之道即理想化的先王，当做真历史，而加以宣扬，在战国中叶被粉饰成真先君子之言”，。这种说法是很正确的，在荀子的眼中所谓的尧、舜禅让是不可能的。

荀子说:“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可见荀子对这种禅让之道是很不屑的，也就能理解“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荀子的批判

从以上五方面的分析来看，荀子对思孟二人的批判在于其学术杂博;不以礼为统，倡言心性、五行;假托先王之道而推崇大同之道。以现有文献来看，子游的思想也具有这几个方面的特征。史书记载子游与子夏长于文学，是传授儒家经典文献的重要人物。《礼记·礼运》为子游所作，这已基本成为定论。《礼运》一篇言子游与孔子畅谈人同之制，这也是荀子批评子思的重要内容，在《荀子·儒效》中亦有提到对“法先王之制”的厌恶。

其中的俗儒应该是统括着子游、子张、子夏氏之贱儒，为何荀子在批评子思、孟子时，独对子游加以批评?在《荀子》一书中低子游氏甚于子张、子夏，这又是为何?

历史上，子游常言圣人之道，追述、赞扬古制，这当是子游受到荀子特殊对待的原因。荀子批评子思、孟子，将思、孟之学由子游上溯至孔子。这种学术传承在郭店简中亦有所体现。“忧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踊，慑之终也。”此段文字又见于《礼记·檀弓》。

《檀弓》中的话，乃为子游所言，在《性自命出》中出现绝非偶然。此外《唐虞之道》所提倡的禅让与《礼运》中的“大同之道”如出一辙。郭店楚简内容，以孔子、子游、子思的思想言论最为显著，这大概就能解释荀子批评思、孟，而上溯至孔子、子游的原因了。

最后，子游与子思在学术和思想的特质上也有某些共性，如重本观念非常浓厚。《论语·子张》载:“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纠结于细枝末节而忽略事物本体，可以看出子游的重本情结。

《阳货》记载孔子到子游治理的武城，闻弦歌之音，而指责子游“割鸡焉用牛刀”。子游以弦歌之音教化民众，就是穷源反本，从民众本心出发，对其彻底教化，子游的重本观念一览无余。子思同样也是非常重本的，《韩非子·难三》载:“鲁穆公询问子思说我听闻庞闻栏的儿子不够孝顺，他的行为真的是这样吗，子思就会回答道所谓君子就是要尊重贤人和好的道德，要有善举帮助普通的百姓。

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知也。”此处所谓“细人”，乃是见识短浅之人。这种人拘泥于细枝末节而看不到事物的整体和本质，子思认为这是目光短浅，这与子游的重本观念非常的相似。这种重木的观念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反本诸己”，注重心性的修养，从人的本心出发。

结语

综上所述，子思的学术思想曾经受到过子游、曾子、子夏等人的影响，从郭店简中我们可以看出子思的思想中常常掺杂其他学者的观点。

不同学者之间的影响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说有某人的观点就师承于某人，关键是要看本质的思想源于哪位儒家学者。子思的思想若追溯其渊源则非子游莫属，无论是从历史渊源还是思想特性来说，子游与子思更具有思维的相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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