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克兰回到中国，我患上了PTSD

在回国之后，我在隔离酒店里听到附近有人放鞭炮，当我下意识地慌忙躲在角落里的时候，我知道我还陷在那个地狱一般的沼泽里。

李非 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大学硕士

直到现在，我还是会做噩梦。

有时候梦到自己在学校的宿舍里拼命地跑，有时候梦到自己还在防空洞里，铺着薄薄的毯子，与同学坐在一起面面相觑，耳边是闷雷一样的爆炸和旁边的人低声哭泣交织在一起的声音。

更多的时候，我梦到的是自己被炸断了双腿，它们被炮火抛到了远处，我一个人躺在血泊里......但往往这时候我会从那个梦里醒来，浑身都是汗地清醒过来，确认那只是梦。即使这样，我仍会掀开被子检查自己的腿，看它们是不是还好好地长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总是感觉自己的腿和脚在隐隐作痛。

这一个月过得很漫长，漫长到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死了一次又再次复生。

在经历这场战争之前，我和许多人一样，是个很普通但是又中二的小青年。我喜欢玩CS，喜欢吃鸡，喜欢绝地求生等射击类的游戏，并且段位很高，经常有朋友叫我一起组队上分，大家都喜欢叫我“非哥”，这个称呼也让我很受用。

我在社交平台上晒过很多自己以往的战绩，熟悉这些射击类游戏的人都知道，大家把自己杀掉的对手称为“多少杀”“多少人头”“多少KD ”，曾经的我以这些为荣，可如今，我只觉得恐惧。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害怕这些东西，是在我已经撤出乌克兰之后。

在罗马尼亚边境 | 作者供图

撤离的时候，我们乘坐的大巴穿过了一片不知名的区域，车窗外早已是一片瓦砾，有的地方还冒着黑色的烟。那场景很像我以前看过的末日电影里的景象，周围一片荒芜，毫无声音。大巴车窗前像是被一层浓雾或烟笼罩着，远处的路看不清楚，一切都是模糊的，我们这些所谓的“幸存者”正聚集在一起寻找求生孤岛。大巴车上出奇的安静，我现在回想起来，似乎不是车上安静，而是我好像已经听不到任何声音，我捕捉不到这片废墟里以前有人存在过的痕迹，直到在大巴车转弯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只鞋。

一只沾满了灰尘和泥，看不清什么颜色的鞋。

它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和周围残垣断壁格格不入。

这只鞋就这样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我努力地告诉自己不要回想它，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脑子，它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无法去除它的印记。我会控制不住地去想，那是谁的鞋？参战的人的鞋吗？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鞋的主人还活着吗？鞋里会不会还有什么......每每想到这儿，我都会反过来安慰自己，那看上去是一只普通的鞋，你反应过激了，可能是以前在这里居住的人撤离时落下的东西。可随即我就会否定自己，因为我清楚地记得，那鞋上似乎有暗红色的痕迹。

这只鞋成了我失眠的肇因。

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找朋友一起玩游戏。

游戏在没见到人的时候，一切都像以前一样顺利，朋友还夸我虽然长时间不玩，手仍旧不生。

可打着打着，在我们开车遇到一个车队的时候，我和朋友一起扫炸了那辆车，耳机里传来巨大的爆炸声，随即便是特效带来的短暂耳鸣，感觉像是耳朵被什么东西罩住了一样。炸掉的车冒起滚滚黑烟，我的脑子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就忽略掉了朋友的欢呼声，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想到了那只鞋。

我想起在我离开之前，宿舍阿姨和我说，她的儿子死在了这场冲突里。阿姨是个很温和的人，在所有人都在排队出城的时候，她仍旧选择留下来照顾我们这些外国人和惊慌失措的乌克兰学生。我想起我在听到她儿子死讯时生出的些许惋惜，而后转为无动于衷，直到现在这些东西才开始具像化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后知后觉地开始意识到，我玩的游戏里所有拿到的人头，换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活生生的人。新闻上报道的死亡数字，背后都是人，都是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也有家人，也曾有过喜怒哀乐，而他们中的某个数字可能就是那只鞋的主人。

似乎就从那一刻起，噩梦就开始了。我想哭却怎么都哭不出来，我开始频繁地干呕、犯恶心、晕眩，它们凑在一起冲击着我的神经。我尝试和家人讲述这些，可对上的是父母担忧的眼神和日渐小心翼翼的对待，我也试过和朋友聊，可朋友似乎怕刺激到我，每每在我提起这些时，他们都会刻意选择回避。我不想这样的，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李冉（作者名）学姐刚联系到我的时候，我拒绝了和她沟通。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觉得这些东西像极了无病呻吟。说出来就有人会理解我吗？我不确定，但很可能会招致辱骂。我的乌克兰老师、同学，我身边熟悉的人的亲人已经有人死在了这场战争里，而我还活着不是吗？我该庆幸的，我本应该好好地向前看的，可我控制不了自己。

强烈的倾诉欲让我絮絮叨叨地和学姐说了很久，反反复复重复着这些东西，我很感激学姐愿意听我说这些。可很快我就意识到，有些人已经没机会将自己的这些“恐惧”说给别人听了。

叶莉 乌克兰基辅国立大学博士
我是学传媒的，知道什么都讲究实效性，国际热点新闻尤是。所以在李冉（作者名）学妹找到我，问我关于撤离的事时，我还笑着和她说，这么晚才写，关注度一定很低了。

以前常在互联网上看到一句话，互联网民众的记忆不会超过七天。

有时候我很羡慕网民的健忘，记性不好有时候真的是一件很赞的事，只可惜俄乌战争的记忆在我心里怕是一辈子都不会消解掉了。

我在读本科时就想做战地记者。

从小父母就说我性子野、胆子大，不像个女孩。的确，我就是这样。我在念本科时，就曾自己一个人去过中东旅行，那些年我去过阿富汗、叙利亚、也门，也跑过非洲大草原，与野兽们做到了真正的“亲密接触”，还在2014年克里米亚刚刚结束公投、时局还未完全平稳的时候，就一个人背着包实地探查游玩了。

为此，我熟练掌握了好几门外语，就为了这个梦想。在这场战争之前，我的梦想是加入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或者进入欧美大传媒公司，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地记者。

只可惜，战争以后，一切都变了。

在开战前，没有一个乌克兰人相信，俄罗斯会真的出兵攻打乌克兰。

甚至在开战后，基辅仍旧像以往一样，有人上街遛狗，有人排队买咖啡，有人在地铁通道里弹奏卖艺。

2月的基辅还是很冷，我在这里待了4年，仍旧不适应这里的冷。

所幸送冬节（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传统节日，也叫谢肉节或者春耕节）来了，天气要暖和了。

可局势变了。

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的导师在和我约好的时间里爽约了，教研室的秘书再三叮嘱我要保重自己的安全，临走前她拥抱了我，和我说希望我能好好地活下来。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有那么严重吗。

我和所有人一样，先是从网上看到使馆发布的预警通知，然后接到使馆直接发送到人们手里的通知，再到使馆告诉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把我们带离乌克兰。

现在我有些回想不起来那段时间到底都在干什么了，我好像一直在重复着一些事：躲进防空洞，回到宿舍弄点热的东西吃，不断地刷着时有时无信号的手机，看战事发展到了哪一步，然后祈祷能够早点离开这里。

我好像变成了我讨厌的人的模样，怕死，不再勇往直前；冲动，生怕错过一点可以离开是非之地的机会。

开始撤离的时候，由于有些同学住得很远，使馆需要等这些人到达指定地点再一同撤离。我开始厌恶一些同学为什么那么慢，拖慢了我们撤离的速度，在某个夜里我甚至恶毒地想，把他们丢在这里算了。

现在回想起这些，我都会觉得心惊，我一直觉得自己乐意助人，愿意在任何困难之际对他人伸出援手，可没想到在真正关乎性命的时刻，我也这样自私冷血。

我们顺利地离开了乌克兰，在大巴车开出乌克兰的时候，我看着这个我生活了好几年的国家，庆幸自己终于远离了这里，可在短暂的庆幸之后心里却涌起一阵悲戚。

谷歌地图上显示的位置 | 作者供图

离开乌克兰的第3天，我收到一个当地好朋友的消息，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被流弹误伤，生命垂危。那时候他还没死，他的家人冒着巨大的风险把他送到了医院，以为可以留住他。可医院里人太多了，到处都是人，有的医生已经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剩下的医生根本不够，他在长时间的等待里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没有得到救治，死了。

离开乌克兰的第5天，我的那位乌克兰同学顺利进入波兰。本以为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只是很可惜，她和她的母亲在波兰的第一天，就被不知名的人抢完了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而我听着她在电话里声泪俱下地讲着这些事，却无能为力。

离开乌克兰的第10天，我翻着以前在乌克兰拍的照片，忽然看到以前在哈尔科夫游玩时拍的照。我看着那些建筑，还有照片里和朋友恣意的笑脸，猛地想到，朋友的硕士毕业证可能拿不回来了，在俄乌双方不断的轰炸下，证书怕是早已化为灰烬（在乌克兰读书需要把前一阶段的毕业证押在大学，毕业后随着攻读的学位证书一起拿回）。

从此之后，我开始断断续续地收到朋友受伤、熟人死去的讯息。我从悲伤到麻木，再从噩梦连连到失眠，仅仅用了几天时间。

我想，我当不成战地记者了。

徐沂玲 哈尔科夫国立大学硕士

我和很多人都不一样，我在回国之前就发现自己不对劲了，所以我在第一时间和我妈说了这件事，并让我妈帮我找好了心理医生。

大家都觉得我很冷静，我自己也这样觉得。在俄罗斯开始轰炸哈尔科夫的那一刻，在许多国人还懵着的时候，我已经早早地囤好了物资，学着楼里的乌克兰人，把住处的窗户贴上了“米”字型封条，防止玻璃被炮声震碎，同时在屋子里腾出一个很小的空间，方便必要时躲在那里。

我早早地打包好了可随身带走的东西，以便一有风吹草动拎上包就能走。我做好了所有准备，甚至买了一把小锤子以备防身。

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不对劲的呢，大概是俄军轰炸哈尔科夫南部——我住的地方的时候，我跟着许多乌克兰人一同躲在防空洞下度过那个难熬夜晚之后的早晨，我走回住处的时候，看到有一只猫被炸死了。

它死得一点都不安详，睁着眼睛，毛发凌乱，肚子上有很大一片已经干涸的血迹。它活着的时候应该威风凛凛的，只是它现在竟然躺在这里，死不瞑目。

我不知道这么形容一只猫合不合适，只是那时候我对它的观感就是这样的。我想了很久，还是不顾楼里大妈的再三劝阻，出门把那只猫埋了。冬天还没过去，哈尔科夫的地冻得真硬，我蹲在小区花园里刨土，我刨了很久，才只刨出一个浅浅的坑，可我已经气喘吁吁。我把那只猫放进坑里，心里一直念叨着，下辈子别做猫了，要做也要做只养尊处优的猫，这么死去真的很不值得。

很快领馆召集我们准备撤离，在我最后一次离开公寓时，我发现我埋猫的地方被掘开了，猫还是那副死不瞑目的样子躺在那里。

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想起最近听到的流言，俄乌双方害怕对方埋布隐蔽地雷，很多可疑的地方都会被检查一遍。我埋猫的地方土被翻过，看起来跟周围格格不入，想必是被人当成陷阱了吧。

我忽然觉得很累。

所以当我坐在车上，看到驶过的路边躺着一个穿军装的人时，一向冷静的我不受控制地尖叫出声。

开车的司机却很冷静。

他像是司空见惯一样不冷不淡地安慰了我几句，我的眼睛对上他目光的那刻，他的眼里盛满了冷漠。

我不断回头看向我们刚刚开过的方向，那个人仍旧躺在街边，一动也不动。我心里一遍遍地呼唤着他站起来，甚至想着他是累了，只是想躺会，可他只是躺在那里，像那只猫一样僵硬，死不瞑目。

残破的大楼 | 作者供图
我扒着车的后座看着那个躺在地上的人，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远，直到再也看不见。

我就那样坐在车里，连何时抵达目的地都浑然不知。直到朋友来接我，我才呆呆地跟着她们到了临时的住处，准备跟随领馆安排的车辆一道撤离。那些天里我过得浑浑噩噩，我的身体保持着最原始的本能，吃饭睡觉躲避危险，可我的脑子却明显不在状态，大多数时间，我都在想那个躺在地上没人管的人和那只死去被掩埋却又被被刨出来的猫。

我意识到我可能是病了。

所以在搭上回国班机以后，我就让母亲帮我联系了心理医生。

我觉得接受心理治疗会让我很快回归到正常生活里，我只是一个倒霉的在留学时碰上战争的学生，经过治疗度过这段时间我就会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里，我仍旧是我。

在看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医生之后，我已经能够坦然地谈起这些事，我不再经常想起那个人和那只猫，我不再睡得不踏实需要药物安眠，我可以像以前一样开怀大笑，甚至可以调侃自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切都在告诉我，都在逐渐变好了，甚至心理医生也是这样认为。

可在回国之后，我在隔离酒店里听到附近有人放鞭炮，当我下意识地慌忙躲在角落里的时候，我知道我还陷在那个地狱一般的沼泽里。一切我以为好了的东西都是假象，我只是在粉饰太平，装作一切都已经好起来。

我一下子想到了很多事，我一直在逃避不愿想起的事。我想起我住的楼里一个奶奶哭泣着的无措的脸，想起在防空洞里有个孩子闹着要回家要吃糖他父母吼着他的样子，想起大巴车驶过交战区时大家紧张的模样，想起同学在电话里的哭声.....

这一切都太不真实了，不真实得像梦一样。以前我觉得这种场面应该只会在电影里出现，可它竟如此真实地发生在我身边，波及到了我认识的每一个人。

在没有经历战争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自己以后到底该做什么，就连出国读硕士也是因为考研落榜而逃避就业的一种方式。我浑浑噩噩地过了这么多年，第一次认真地审视并认识到自己，是真的鲜活地活在这个世上。

可惜，有的人再也没机会好好看看这个世界了。

后 记

李非，叶莉，徐沂玲目前均已回到国内。

李非和叶莉现在都在积极地接受心理治疗，虽然不知道结果如何，但她们表示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徐沂玲放弃了心理咨询。问及原因，她和我说，她要接受真实的痛感，靠别人疏解总归不是长久之计。

在问到她们对未来的想法时，她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希望这世上再也没有战争。

（文中除作者外的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 | 李冉，留学生

编辑 | 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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