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中国人口的历史，在清朝的康雍乾时期，经历了一次爆炸式的增长
。从康熙时期的1亿，到乾隆鼎盛时期的3亿，人口数量突飞猛进的原因，除了国家安定，生产恢复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就是
摊丁入亩
的实施。
把丁银并入田赋，简化了赋税流程，减少无地和少地农民的负担。
此举打破了人口增长的瓶颈，奠定了今天中国人口大国的基础。
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
。”有钱人还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减免人口税；穷人们除了硬着头皮缴税，没有更好的方法。
收成好的时候，还能勉强过活。一旦底层民众生活困难，丁税就成为双方矛盾的焦点。因此，历代的统治者都在做着改革。
从唐朝的租庸调制到两税法，再到明万历时期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官府逐渐把收税的标准由人口转向田亩
。他们简化收税流程，减轻农民负担，为此后的变革指明了方向。
清朝之前，丁银的收取一般由地方来收。
这就成为官员们中饱私囊、可操作性很强的创收途径，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黎民百姓，都是很大的伤害
。清军入关后，逐渐加强对地方收税的管理。首先是要求地方官，把丁银和天赋一齐上缴中央；其次是对人口严格审核，编辑造册。以此为据，征收适量的丁税。
然而，丁银毕竟是弊大于利的。作为一代雄主的康熙，晚年看到民间疾苦，常常发出感叹。“
为民牧者若能爱善而少取之，则民亦渐臻丰裕
”。康熙五十一年，更是亲自下旨，“
盛世滋丁，永不加赋
”。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固定数，以后征收丁税，不再计算新生儿的人头税。继承父亲遗志的雍正，把改革的步伐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从康熙手中接过政权的雍正，比谁都明白满清帝国的痹症。
吏治腐败、国库空虚、西北战患、夺嫡党政，千头万绪等着去解决
。雍正太明白眼前的困局，因此从一开始就直抓要害——恢复生产，减免赋税。而以人口为征收对象的丁税，成为改革的突破。雍正“
把丁税平摊到天赋中，只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这就是
摊丁入亩
皇帝的告示一出，迅速引起了官绅阶层的强烈反应。
长期以来隐蔽在税收中的田亩，被无情地作为征税标准
。反对的呼声盖过了黎民百姓的声音，但是他们明显低估了雍正的决心。生性坚毅的胤禛，又怎是宵小之辈能够阻挠的。他的勤政爱民，亲力亲为，是历代皇帝中都难寻的。
上任之初，雍正就提出“
火耗归公
”的政策，意在规范地方官员对民众的征税。对于直接征税的州县长官，雍正严明批示，“
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至于钱粮，关系尤重，丝毫颗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累，减一分则民沾一分之泽
。”这样的大背景下，摊丁入亩迅速推行。
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
”简单明了的政策，直接释放了人口增长的红利。富人们的田产被清查，以田产为征收依据，铲除了他们的摇钱树。而贫苦百姓少地无地者，卸下了沉重的赋税枷锁。
从雍正元年开始，到乾隆四十二年，摊丁入亩在两代皇帝的接力下，逐渐在全国推行开来。
废除了自西汉以来的人口税，清朝的人口数量完成爆发式增长。除了高产作物引进种植、人口活动范围扩大外，摊丁入亩更是巨大的催化剂。
人口与土地剥离，地主如实上缴税额，农民则彻底放开了传宗接代
。以往不敢上报的人口“黑户”，在新的政策下完全没了顾忌。以此为契机，乾隆子承父业，摊丁入亩的功效还在延续。
以往征收人口税的弊端，在摊丁入亩的新政策下有了转变。
在此之前，士绅官吏们为了躲避丁银，层层加码，转嫁负担，最终是穷苦百姓承担了一切
。这其中的手段，自然是各显神通，“
豪强尽行花诡，得逃上则；下户穷民置数十亩之地，从实开报，反蒙升户
”，官府为了补足富户逃逸的差额，只能拿贫苦百姓开刀。
解决丁银的弊端，只是摊丁入亩的第一步。把征税的对象由人口变成土地，表明政府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在封建社会里，大量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出现。在人心思定、人人居安的大环境下，传统的小农经济下，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也蓬勃发展。清朝中期城镇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表现。
人口增长的解禁，在当时的江南地区起到了额外的作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外，多余的劳动力用于其他行业，“
机户出资，机工出力
”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此出现。当然，无论有什么样的好处，摊丁入亩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封建统治者的一次改革，再怎么缓和阶级矛盾，
最终的结局还是要剥削农民，最终的受益者也是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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