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温州文风鼎盛，进士登科数全省第一、全国第二

国庆长假期间，五马-禅街成了温州城内一大热门景点。不少温州人在体会这里浓郁的温州味、文化味的同时，更感受到了一种“自豪味”——科举试院展示馆，让温州人了解了身边这座有“东南邹鲁”之称的千年古城文风鼎盛、人才辈出的历史。宋代温州为什么会从一个偏远之地逆袭为“进士登科数全省第一、全国第二”的“科举传奇”呢？“三十六坊”今天就和大伙儿聊聊这个励志的“逆袭”背后的奥秘。

▲殿试场景从“偏远下州”到“温多士，为东南最”▲▲▲其实，在唐五代以前，温州地理位置闭塞，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属于落后地区，在外人看来是个“僻远下州见闻最晚”的地方。那么，温州是从何时起有了文风兴盛、文人墨客辈出、史称“东南小邹鲁”的美誉呢？温州的命运大转折发生在宋代，尤其是在科场方面的成就，颠覆了世人对温州的看法。宋代温州出了1307名文科进士，仅南宋就有1191人，位列浙江第一，全国第二，仅次于当时人口多于温州两倍的福州。宋代温州不仅进士人数众多，而且高科进士多（状元7位，省元8位）、高官多（尚书以上22位），“里名文赋”多，世称“温多士，为东南最”。南宋时期全国进士登科者数量排名前十位的府州军

可以说，宋代温州在中国科举史上是一个里程碑，达到了巅峰。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宋代温州科举异军突起、显赫全国呢？1移民涌入历史上，温州人口一直在不断迁移变化中。东汉时期，温州人口在经历两次大变迁后，地广人稀，到东汉永和三年（138）建县时，“户不满万”。此后一直到宋末，温州人口主要以迁入为主。尤其是宋代，人口出现大增，南宋嘉熙四年(1240)，知府吴泳到任上奏说温州“户口几二十万家”，相当于人口规模达到百万。

▲平阳历代外来移民统计表宋代温州人口剧增，主要是因为北方战乱，而温州相对封闭的地形特征，反倒成为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地。“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曾感叹当时“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迁入温州的移民当中，相当部分来自福建。宋代，福建人多地少，时处战乱。温州毗邻福州，又是由福建北上的必经之路，于是大量福建人口迁入温州，在宋代达到高峰。据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统计，宋代迁入温州的43族中，有35族来自福建，占总数的80%左右。福建是当时南方省区中科举起步最早、最发达的地区，福建人口的迁入，也把科举文化带到温州，进一步推动温州读书人对功名的热衷。2太学改革不过，温州士子的科举之路一开始并不顺畅。解额是一大问题，时人刘宰在奏札中曾称温州“解额太窄”，即分给温州解送礼部参加省试的名额很少。宋代科举的常科考试分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解试由各州（府、军）、转运司和国子监主持，分别考试，录取一定名额的举人，解送朝廷。这个名额就是解额。

▲楼钥《题徐铉篆书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那么当时给温州的解额少到什么程度？据一生三次任职于温州的楼钥在《温州进士题名序》中提及，“夷考乡荐之额，初止二人，中十有三，今益以五”。说明温州解额在宋初仅为2人，后随着解额制度的改革，增加到13人，乾道年间增至18人。虽然解额数有所增加，但与当时“温州终场八千人”的应举者相比，仍是杯水车薪，相当于四百分之一的比例。单靠本州解额，温州的科举绝对无法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时，温州人的精明在这里找到了基因——北宋初年，国子监及开封府的解额可是非常充裕的。太学隶属于国子监，但只有七品以上官员子弟方可入学。从庆历五年（1045）开始，太学从国子监独立出来，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亦可入学，这给寒门学子提供了入太学的机会。同时，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王安石发动的熙宁变法，就包括科举制度改革和整顿太学。其中科举制度改革颁布了贡举法，废除明经科，扩大考选名额；整顿太学主要是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太学三舍制度，太学员额也由皇祐三年（1051）的200人，增到熙宁年间的300人，元丰年间更是增加到2400人，太学解额增到500名，相当于4.6名太学生可解送1人。

▲宋代温州科举省元一览表通过太学争取到远多于州郡解额参加省试的名额！这是当时温州士子找到的一条捷径。北宋温州著名的“元丰九先生”（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蒋元中、沈躬行、戴述、赵霄、张辉等九人去中原汴京太学学习，研究“伊洛之学”，史称“元丰九先生”），就是这次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他们9人入太学，7人进士登科，另2人因早逝未及禄。到了南宋，宋高宗在临安府重建太学，这给温州士子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南宋温州第一位状元王十朋，就是在太学学习后高中状元的。除了太学、州解试之外，宋代还有漕试（牒试），即由转运使对官宦之家的子孙后代进行考试，合格即得发解。南宋时期，随着温州籍官员群体的扩大，漕试为他们的后人通向省试、殿试提供了一条相对容易的捷径。如绍兴十年秋的两浙转运司类试，共解208人，其中温州籍就占了42人。整个南宋时期，温州士子在每个科举年份登科者大部分超过20人，咸淳年间乙丑科甚至达90多人。3高宗驻跸其实在北宋时期，温州科举在浙江省内的优势并不明显。温州的“逆袭”出现在南宋绍兴年间。南宋初年宋室南渡，宋高宗曾驻跸温州，随之许多大臣也停留或在温州居住，这给温州士大夫接近朝廷政要乃至皇帝本人提供了机遇。

▲宋高宗驻跸温州时，谯楼一度成为朝门。建炎四年高宗驻跸温州时，御史中丞赵鼎也来到温州，吴表臣得到赵鼎推荐，得见高宗，被招为监察御史。后被赵鼎举荐为官的还有林季仲、萧振、薛微言、胡襄等人。

▲赵鼎与士人史上也有这样一说，认为秦桧在南宋初曾闲居温州，也对温州士子产生了一定影响。《宋史》记载：“当秦桧用事，以永嘉为寓里”。在寓居温州的这段时间，秦桧结交了一批温州士子。秦桧恢复掌权后，这批人也受到了提拔。除吴表臣、萧振等人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薛弼，史料载：“秦桧之闲居永嘉也，弼旧游其门”。后来薛弼又任岳飞参谋官，与岳飞交情深厚，但在秦桧陷害岳飞后，薛却能够全身而退，这也说明秦桧对薛弼的保护。此后，温州士人长期与当朝掌权者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时，获得重用的温籍士人又相互援引同乡，较快形成温州士大夫群体，保证了温州士子在政治上和科举上的优势。据史料记载，南宋时期温籍科举试官数在全国各府州军中排位第二，达80人，仅次于福州（122人）。良好的政坛关系网络和地域士大夫群体使得南宋温州士人如鱼得水、大放异彩。4官学私学兴盛温州逆袭的第四个原因，是宋代官学与私学的兴盛。北宋朝廷开展了三次兴学运动，即庆历兴学、熙宁兴学和崇宁兴学。庆历四年（1044）“诏诸路州、府、监、军，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立学。其实温州在东晋置郡时已有学，“自谢康乐招学士讲经，而郡之有学旧矣”。宋代则更为兴盛，“堂斋庑舍，莫盛于宋，而学业随之”。宋代温州的州县学不仅建立时间较早，而且学校规模较大，还建立了学田制度（学田制是官学办学经费的最主要来源），走在了全国前列，这对温州科举兴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东山书院除了官学，私学更是宋代温州的一大特色，也是成为维续科举兴盛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宋室南渡后，偏安危局，战乱不断，中央与地方官学都受其影响，私学逐渐取代了官学的地位。南宋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后，出现了朱学、陆学、吕学、永康之学和永嘉之学等学派，各派都创办了诸多书院。温州的书院在北宋时已初露端倪，南宋时达到鼎盛。宋代温州出现的“皇祐三先生”、“元丰九先生”、“永嘉四灵”等学者，他们不仅提倡温州儒学研究之风，还创办了许多书院和私塾。

▲旧学宫即太宁间永嘉郡学旧址，北宋皇祐三年其址改永嘉县学温州最早的书院是“皇祐三先生”之首的王开祖在华盖山麓创立的东山塾（东山书院），之后有周行己创办的浮沚书院、王致远创办的永嘉书院、陈经邦创办的会文书院等。据地方志等文献统计，宋代温州共有书院12所（其中北宋时期创建的有5所），书塾23所，不少书院遗址至今尚存。5永嘉学派南宋是温州文化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南宋时期的“永嘉学派”是和朱熹的道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也是我国思想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派。

▲永嘉学派代表人物群像以陈傅良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士子对科场的影响极其深远。陈傅良于乾道八年（1172）中省试第二。他9岁父母双亡，由祖母扶养成人，年轻时就以教书谋生，长期在温州城南稚新塾、茶院等地方讲学，从学常数百人。他的大批弟子相继中了进士，最著名的如蔡幼学省试第一、叶适殿试第二。除在温州本地外，陈傅良还曾长期在外地讲学授徒，在全国都有影响力，他在当时的经义科、诗赋科等科场声望很高，具有导向地位，追捧者众多。

▲《永嘉先生八面锋》叶适也是出身寒门，前后向陈傅良请教、受学达四十年之久，年轻时也以教书讲学为生，致仕后长期在温州城南水心村从事讲学，其门徒遍天下。当时，叶适和陈傅良的科举时文都是科举畅销书，发行量极大。后因庆元党遭到禁毁，但文风既成，不可立扑，仍然出现以叶适试论作品为主的如《圈点龙川水心先生文粹》、《永嘉先生八面锋》等科举参考书，被奉为“应试宝典”，显示了水心文体在科场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据不完全统计，仅陈傅良和叶适的门人就有19人进士登科，这样的科举成绩在当时的任何学派当中应该都是相当显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