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独角犀牛——时光流转，种群回复

我们有时候会疑惑——为什么国家要花那么大代价去保护动物，人打个野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以亚洲独角犀牛为例——照顾一个易受伤害的物种，也意味着照顾生活在它旁边的人类。

亚洲独角犀牛，比肩熊猫

在印度的阿萨姆邦，沿着玛纳斯河岸，生长着茂密的灌木丛。一头独角犀牛，正在吃草。曾经分布广泛的它们如今只存在于这里、西孟加拉邦，还有尼泊尔。

1905年，它们在印度只剩下不足20头。百余年来，在尼泊尔和印度的共同努力下，现在可能接近3000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把它们从“濒危”降到“脆弱”——独角犀牛可以很骄傲，它是除了大熊猫之外，亚洲唯一恢复数量的大型哺乳动物。

玛纳斯的动物管理员，塔里——曾经的偷猎者

玛纳斯河，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山麓，孕育出肥沃的土地，到处都是野性的危险，包括老虎、大象、云豹、眼镜王蛇和各种咬人的昆虫。但犀牛不在乎，它们爱这里。

自2018到2022年，玛纳斯地区的犀牛数量从29头上升到48头。这背后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名动物管理员，塔里——在大约15年前，还是一名偷猎者。

没办法，生活所迫。20世纪80年代，地区的动荡让满19岁，刚结了婚的他失业了，压力山大。于是，塔里加入了偷猎团伙来养家糊口。

许多像塔里这样的年轻人靠猎杀动物、砍伐树木养活自己。尤其是犀牛，即使只是向偷猎团伙透露犀牛的位置，一天赚的钱就超过打工两年的收入。

到20世纪90年代末，玛纳斯的所有犀牛都消失了。塔里的妻子，丢下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开了家。

直到2003年，地区趋于稳定，政府希望把犀牛重新带回来，作为标志动物以巩固民族自豪感。

对于塔里这样的偷猎者，政府采取了“招安”——向他们提供每月80美元的津贴，让他们参加反偷猎行动。于是，2005年，塔里放弃了偷猎，加入了当地一家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机构。

犀牛，在故土新生

当地政府从其他地区，以及尼泊尔重新引入了独角犀。它们很快站稳了脚跟，这些大家伙只有人类这个天敌。

独角犀看上去就像一辆装甲车，兽皮坚不可摧，加上接近2.7吨的体重，几乎没有捕食者愿意招惹它们。

独角犀非常喜欢玛纳斯的河流，白天一半以上的时间它们都泡在水里。虽然雄性各有各的地盘，但泡澡的时候大家和平相处，一起在泥里打滚。与非洲犀牛不同的是，独角犀牛的角只用来挖根觅食，而不是打架（打斗时用门牙互啃）。

犀牛能在这片故土上新生，当地人的支持至关重要。

于是，政府将塔里这样的偷猎者招安成工作人员，并帮助他们的家庭获得替代生计。大棒和胡萝卜，政府先递出了胡萝卜，当地人也吃这一套。

当然，大棒也不能没有。林业部门荷枪实弹地进行森林巡逻，偷猎者会被开枪射杀。于是，当偷猎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赚钱方式时，当地人意识到，还是恢复环境——发展旅游业——才有收入。

现在，地区148名动物管理员中，有130人是前偷猎者。除了政府津贴，他们还能从一系列的旅游、观鸟等活动中当导游赚钱。虽然比不上偷猎，但可以安心生活。

当人和犀牛培养出感情，偷猎让人心碎

犀牛与河马不同，它们会和人产生感情（河马可以说是毫无人性的残暴生物）。在引进的大小犀牛放归野外之前，塔里会做饲养员，给犀牛喂高能量食物，比如奶制品和蔗糖。

很快，任何一头犀牛看见他时，都会嚎啕大哭般地叫唤，要求好吃的，像是多了一群大孩子一样。放归野外后，亲密关系必须断绝，这很不容易。

但更让塔里伤心的是，偷猎依然存在。

阿萨姆邦当地人的年均收入是印度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约4000人民币。而只要告诉偷猎者在哪里可以找到犀牛，就可以立刻赚到9000人民币，这是巨大的诱惑。当一户人家需要女儿的嫁妆，或者要盖房子，就会铤而走险。

同时，阿萨姆邦与不丹接壤，靠近印度与缅甸的边界。两国自由行动制度使得一些老牌的偷猎团体，将这里视为首选，毕竟亚洲独角犀牛角的价值在那摆着——今天，每一只角的价值远远超过等量的黄金，高达265000美元，约180万人民币。

塔里负责照看的犀牛里，已经有4只被杀死，割去了角。2021年5月的一个月圆之夜，又有一头犀牛被杀，至少这一次，偷猎者被抓获了。悲伤愤怒之余，塔里恍惚看见了之前的自己。

数量恢复，加剧和人类的冲突

除了偷猎，回归的犀牛需要大量的栖息地，当地人要被重新安置（拆迁），印度政府大棒一挥，冲突被激化了。

2016年，阿萨姆邦三个村庄的331栋房屋被夷为平地。警方开枪镇压了抗议活动，两个村民被击毙。

考虑到犀牛种群对空间的需求不断增长，此类冲突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没办法，如果犀牛是地区人民的骄傲，那么必须为它们让出土地……

实际上，当地人确实挺苦的，他们从来不种庄稼，因为会吸引大象和野猪来到田地。当森林成为保护区，法律禁止伐木、打猎或采集林产品后，村子里几乎没有工作可做，生活变得非常艰难。

环境保护带来的成效正在逐渐改变这一切

好在，环境保护创造出的新商机正在一点点改变这一切。

旅游业的增长增加了对导游、司机、厨师和住宿的需求，村中的女性也被组织起来，编织手工艺品贩卖。随着越来越多游客的到来，村民也开始有赚头了。

即使在疫情期间，村民人均年收入也超过了1万人民币，停止向森林索取也能生活了。毕竟，猎杀和砍伐是以子孙的未来为代价的。

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塔里回到家。他几年前再婚了，又有了第三个儿子，从偷猎者到保护者，他的旅程漫长而艰辛。

印度很多时候是被我们嘲笑的对象，但有些对方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并取长补短。

人类的生活和动物的生存必定会有冲突，解决问题、发展经济，并容遍覆。既要保护动物，也要关注动物周围人类的生活。说到底，环境问题不光是政府的事儿，也是依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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