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因他在中国现代科学考古学发展过程中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和发挥的领导性作用而获得了“中国考古学之父”的称号。
生于湖北省钟祥市的李济,经历了20世纪初中国戏剧性的社会变革。他起初在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之后在家乡和北京的新式学校中接受了现代教育,并在1918年赴美国深造。正如当时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李济志在学习西方科学与技术来建设一个更强大的现代化中国。他在克拉克大学获得了心理学学士和社会学硕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这样的教育背景,使李济走上了跨学科研究之路,并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过去。这些方法在他之后的学术生涯以及构建中国考古学的过程中清晰地展现出来。他本人的主要兴趣还是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但同时结合了传统文献记录、民族学和许多其他领域的知识。
1923年回国后,李济很快投身于考古发掘和研究中。他主持的第一次发掘是1926年山西省西阴村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此次发掘标志着中国学者在中国境内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的开端。他发展出了一套记录人工制品在地层环境中三维坐标的新方法。这次发掘还得到了弗利尔美术馆[1]的支持。于是西阴村考古也成为中国考古学历史上首个国际合作项目。通过这个项目,一些有关国际合作发掘的规则得以确立,从而对国内的相关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就包括所有出土文物必须交由中方机构保管这一规定。
殷墟考古
为了追溯华夏文明的源头,作为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考古组带头人的李济,承担了河南省安阳境内殷墟(约公元前1250—前1064年)遗址的发掘。在李济的带领下,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了15个发掘季(1928—1937年)的发掘,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数百件青铜器,近25000件刻辞甲骨,青铜器作坊、宫室和宗庙的基址以及大型王陵。这些发现证明了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也首次为华夏古代文明的原生性提供了考古学证据。李济在殷墟的开创性工作,让考古学成为人文学科之一,也成为革新中国传统史学的一股力量。
(图片说明:李济,拍摄于1933年,当时他正在中国山东滕县安上村进行勘察)
(图片说明:李济正在监督殷墟127甲骨窖藏坑的发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济带着殷墟发现的材料一并迁至台湾。“中央研究院”在台湾重建后,他继续研究和发表这些材料。他在台湾大学建立了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并培养出新一代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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