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败逃台湾后，留下1000万军政人员，毛主席的处理方式真高明

* “今日人物志”独家撰稿，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

很多蒋介石认为的大问题，到毛主席这里都成了小问题。毛主席处理问题的方式，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一、

蒋介石败退台湾时，带走了上百万人和数不尽的财富，但还是有一千万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留在大陆。

如何安置这些旧政权人员，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危及新生的新中国政权。

台湾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官整日大放厥词，就连美国人也来凑热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挑衅，声称我党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可事实是，毛主席仅用三个字，就确立了政策方针，并妥善解决了1000万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安置问题。

那么，毛主席到底是如何处理的呢？

关于如何处理这些人，起初是有争议的。

国民党在大陆实施了数十年残暴的专制统治，其间杀害革命群众不计其数，许多无辜百姓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其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蒋介石自然是罪魁祸首，但如肖家璧、康泽、罗克绍等人，他们积极充当蒋介石的爪牙，执行“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的残暴政策，荼毒百姓，手上沾满了百姓的鲜血，对人民欠下累累血债。

国民党败逃时留下的1000万军政人员，并非都像肖家璧和康泽这样残暴，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手上并非直接沾染鲜血。

但是他们过去毕竟是国民党中的一员，都曾为虎作伥，直接或间接地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服务，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所以在国民党败退，蒋介石等人疯狂逃蹿到台湾后，关于先行清算这些国民党遗留军政人员的呼声便愈发高涨。

有的人认为，这些人过去既然为蒋介石卖命，选择和人民作对，如今革命胜利了，就该把这些人全部清算了，该枪毙的枪毙，该关押的关押。

这种观点并非全无道理，先不说这些人过去犯下的累累罪行，即使从将来考虑，他们这些国民党的“旧人员”也很难处理。

首先是财政负担问题。

我党带领人民群众，历经艰难万险，付出巨大的牺牲，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但是连年的战争让中华大地千疮百孔，国民党的无能统治更是导致经济凋敝，他们临走还把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钱财和黄金全部卷走，带到台湾，留下一个烂摊子。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财政是十分紧张的，部分地区连粮食供应都非常艰难，百姓们省下口粮支援解放军，解放军战士舍不得吃饱饭，把粮食留给百姓，军民互相扶持，才支撑起这艰难的局面。

如今新中国百废待兴，经济困难，而国民党留下的军政人员多达上千万，安置如此庞大的旧政权人员，对于国家财政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而且在有的人看来，那些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过去长期欺压在人民群众的头上，通过剥削百姓来让自己享福，如今国民党败逃了，扔下了他们，我们又凭啥挤出粮食来养他们？

其次是安全问题。

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数百万大军灰飞烟灭，到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在大陆残余的国民党势力已经很小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的威胁就消失了，国民党军的大量溃兵散入全国各地，尤其是西北和西南地区，和当地的土匪合流，继续为祸一方。

即使是在我军管制下的国民党遗留军政人员，依旧有很多冥顽不化之徒，他们的思想反动，不认同我党理念，许多人还出身军队。

可以说这些人就是行走的炸弹，如果放任他们不管，对新中国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都会造成很大的威胁。

除此以外，许多国民党留下的军政人员立场和情感都没有转变过来，他们依旧以旧政权人员的身份自居，有的拒不配合接收工作，还故意捣乱，制造麻烦，结果和人民群众及我党负责接收的工作人员时常爆发冲突。

就像上海解放时，蒋介石等人就扬言我党处理不好上海的黑娼问题，结果被陈毅老总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把上海数百年的暗娼和黑帮给解决了。

这次，蒋介石和西方国家依旧认为，毛主席没有能力解决这些大问题。

基于这些原因，有人劝毛主席，要严厉打击这些国民党遗留的军政人员，实在不行就全部关起来。

然而关于处理这些旧政权人员，一向眼光长远的毛主席，有着自己的见解。

二、

毛主席认为，对于国民党留在大陆的人，要“区别对待”。

那些血债累累，且不思悔改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对百姓欠下了血债。如果对这些穷凶极恶，长期荼毒百姓的恶霸采取宽大的政策，百姓们难以接受，也不会赞同。

所以对这样的人，就要严厉打击，罪证确凿的，经过人民审判，就要执行死刑。不这样，便不足以平民愤。

比如井冈山“四大屠夫”之一的肖家璧，他的手上沾满了红军和群众的鲜血，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而且肖家璧还在解放战争胜利后，继续带着死硬分子负隅顽抗，上山当土匪，为祸百姓。

对这种人，就没有必要采取宽大的政策。在解放军的围捕下，肖家璧很快落网，四万多百姓参加了审判大会，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为牺牲的红军和群众讨回了公道。

不过并非所有的旧政权人员都和肖家璧一样，上千万的遗留军政人员来自国民党军事、政治、文化、科教卫生等各个机构单位，抛开他们的立场不谈，他们很多人也只是国民党政权下的职员和工人。

这些人距离解放军边区很遥远，他们在国民党的机构里工作，但并未直接参与到和解放军的对抗之中，也没有对解放区人民群众犯下罪行，手上没有欠下血债。

即使是旧国民党军人员，他们或许参加了和解放军的战斗，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被国民党拉壮丁拉来的，他们并非自愿参与，而是被国民党裹挟。

这些士兵同样出身贫苦，长期遭受国民党的剥削，对他们采取宽大的政策，就可以团结到更多的力量。

对于如何安置这些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毛主席说：“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连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

“包起来”，这就是毛主席的解决办法，这也是毛主席的魄力和领袖魅力。

而且毛主席不仅定下了总基调，还制定了详细完善的安置政策，从多个领域着手，“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

“包起来”，首先就是要保证这些人的生存，历代以来，人民的问题就是大问题，解决了人民的生存，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许多问题。

其实很多投靠国民党，在其机构和单位里做底层工作的职工，只是为了有一份工资而已，全家能吃得上饭而已。

所以毛主席指示，在解放各地后，针对当地旧政权人员，要针对性的处理，有一技之长，而且没有确凿罪行证据的，就不要裁减，可以继续给他们工作，将他们安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

然而，国民党当初的机构实在太臃肿，其留下的军政人员数量过于庞大，而一方面解放后我党进行机构精简，裁撤掉许多岗位，另一方面有革命干部和群众在这些岗位上任职，因此并没有足够的岗位给这些国民党的“旧人”。

下级请示毛主席怎么办，毛主席说：“十分困难时，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落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

通过保留工作，但是适当降低薪资待遇的方法，解决了岗位不够的问题。

而对于工作和薪资的调整，这些人完全可以接受，他们本来惴惴不安，担心自己过去为国民党卖命，如今恐遭清算，却没想到我党还想方设法，保证他们的生活，都十分感动，工作热情比以前更加高涨，逐渐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当中。

不过，这些国民党旧政权人员还有些“死硬派”，毛主席又是如何处理他们的呢？

三、

我党对于这些国民党留下的军政人员的态度，可以说是仁至义尽，是把他们作为同胞对待的，就连不少犯下了罪行的国民党战犯，我党都予以宽大处理。

比如大名鼎鼎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面关押着大批国民党的战犯，其中不仅有杜聿明、王耀武、廖耀湘、黄维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还有那个特务头子康泽。

在刚刚入狱的时候，康泽认为自己尽管已经是战俘身份，放下了武器，但自己过去所犯罪行罄竹难书，最终难逃一死。所以他干脆自暴自弃，保持自己反动的思想。

黄维则是个顽固派，他心高气傲，总认为自己的失败只是偶然，动不动叫嚣说我军是胜之不武。在思想教育课上，黄维也非常不积极，故意扭过头去不听，拒不配合。

在留下来的这1000万过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里，就有部分康泽和黄维这样的人，他们长期为蒋介石的专制统治卖命，其错误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属于“死硬分子”。

黄维、康泽这些人自认为自己难逃一死，便在管理所里消极度日，等待被处决的那一天。

直到1956年，战犯管理所里已经关押了好几百名战犯俘虏，相关部门不知如何处理他们，就向毛主席请示。

毛主席的批复是：一个不杀。

为什么一个不杀呢？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解释了其原因：

其一，这些战犯不是没有可杀之罪，但是杀了一个，和他类似的杀不杀呢？到时候可能就要有许多人头落地。 其二，人死不能复生，一旦杀错了人，就算想要改正错误也没有机会了。 其三，这些人往往是指控其他人反革命的活证据，一旦杀了他们，就把证据也消灭掉了，这反而不利于革命。 其四，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

而不杀这些人，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反而还可以让他们做点事情，对人民是有利的。

其实，毛主席此前所说的“包起来”，就体现了上述的原则和精神。

把1000万军政人员“包起来”，不仅在于保证他们的生活，还在于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既然部分人的思想出了问题，那就从思想入手，把我党的政策和方针讲给他们听，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和感化。

毛主席知道在旧政权人员，尤其是在旧军队中进行政治教育，是十分艰难的，所以他指出要“事先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我党的各级机关都去除急于求成、一蹴而就的急躁情绪，把思想教育改造作为一项漫长的工作去开展。

所以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尽管康泽和黄维等一众国民党战犯都拒不配合，表现得冥顽不化，但监狱的工作人员始终坚持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并平等的对待他们。不久后毛主席又进行了几次特赦，对这些人再次宽大处理。

这些人过去为蒋介石死心塌地的卖命，不惜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却被老蒋弃之如敝履，反而是在我党的关怀下，感受到了温暖和尊重。

在长时间的感化下，绝大多数旧政权人员都成功完成了改造，就连康泽和黄维这样的顽固派最后也转变了思想，理解了我党为人民的宗旨，并开始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之中。

四、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毛主席宽大处理这1000万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实在高明。

这1000万人是一个“胜利负担”，但与此同时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其中不乏具有技术的职员和工人。

在毛主席“包起来”的政策之下，他们不仅不用担心遭到清算，反而有了生活的保障，人格上受到了尊重。

许多人过去为国民党卖命，是时局所限，是迫于生存，但经过思想改造，他们知道了新中国是人民的，愿意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

这些人往往具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验，在我党的领导下，他们继续在岗位上工作，可以发挥出很多积极的作用。

比如在上海解放前夕担任上海代理市长的赵祖康，他曾在美国留学，是一位公路和市政领域的专家，过去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职务。

上海解放以后，解放军入驻上海，陈毅就任市长，他谨记毛主席安置旧政权人员的指示，诚恳地邀请赵祖康担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

此后赵祖康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在上海的市建、道路规划等诸多领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我党并未因为赵祖康过去的身份忽视他，后来还让他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把他放在了重要的领导职务。

其实这就是毛主席的气魄和胸怀和我党的宽容，这些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并没有因为身份而遭到排挤和冷落，他们只要心向国家，并有一技之长，就能获得位置。

哪怕是那些没有才能的人，我党也至少保证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有饭吃，这其中体现的是我党的人文主义关怀，再回想当初国民党对如何对待我党人士和革命群众的，可谓是高下立判。

除了政务人员，我军在处理数百万国民党旧军队时，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将其“包起来”，愿意回家的，给遣散费，让他们回去安家，积极想投身解放军的，热烈欢迎。

而那些既不想老实回家，思想又比较顽固的，我党就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开诉苦大会，让大家敞开心扉的聊天。

很快这些国民党的旧军人发现，原来解放军和他们一样，都是穷人家的孩子，而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新中国是人民当家做主。

经过几轮的思想教育，这些旧军人转变了思想，摆脱了国民党军的旧身份，成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

在他们之中，有炮兵、空军、海军、通讯兵，而这些都是我军当时最急缺的军事人才，他们补入我军，壮大了我国的国防力量。

许多原先的国民党部队，在过去的战斗里意志薄弱，战斗力很弱，但是经过改造成为解放军后，却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比如曾泽生率领的志愿军第50军，它原本是国民党滇系第60军，此前并没有辉煌的战绩，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就连毛主席都对其赞不绝口，后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

在新中国欣欣向荣时，那些过去为国民党卖命的1000万军政人员，大部分人逐渐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他们有的身肩要职，参与国家大事；有的进入工厂单位，投身建设；有的扛起枪来，保家卫国。

他们的转变，生动的诠释了那句话：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而做到这一切的是，是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是我党的不懈努力，是人民群众的配合。

“包起来”三个字看似简单，背后却蕴含着毛主席的气魄和胸怀。毛主席想他人之不敢想，做他人之不敢做，以气壮山河的气概和胸襟，完成了对千万旧政权人的改造，实现了这一历史壮举。

伟人之英明，让人敬佩仰慕。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