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的剑气风格与于非厂的篆刻情缘

著名作家萧军是文坛上闪亮的一颗星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军是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是撰写世界武装反法西斯小说的第一人。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很受鲁迅赞赏，被誉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涌现出来的最优秀的作家之一”。1935年8月，第一部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被列为“奴隶丛书”之一，经上海奴隶社初版，由容光书局发行。其封面由鲁迅请人设计。
抗战胜利后，萧军随部队从延安跟随彭真一起来到东北解放区，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并担任社长和主编。1948年8月，《文化报》与东北局宣传部主管的《生活报》因《文化报》一篇社论展开激烈的论争。1949年5月，东北有关部门认为萧军“用言论来诽谤人民政府，诬蔑土地改革，反对人民解放战争，挑拨中苏友谊”，定性为“反党、反苏、反人民”分子。萧军性格执拗，拒绝在结论上签字，被划归“完全自绝于人民的文化行列”，并“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然后被下放到抚顺煤矿。在抚顺煤矿期间，他经常下厂下矿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为创作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积累了大量素材。但萧军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从此开始了他“文坛独行侠”的漫长生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东北疏散人口，萧军的妻子王德芬带着孩子回到北京。随后，萧军以养病为由也来到了北京，全家租住在西城区鸦儿胡同六号。那是一所西式小楼，楼上楼下共八间，萧军一家租住楼上的四间，他住在东边一间，那里相对幽静，适宜写作。屋子还有一个十七平方米的阳台，他常在阳台上打拳、舞剑，凭栏眺望。
萧军对新的居所颇为中意，起名“海北楼”。没想到，他在这里一住便是三十七年，直至去世。 萧军到北京后，由于东北局不给调转工作关系，没有单位安排接收，所以也没有收入来源，只得靠向亲友借贷及微薄的稿酬勉强度日。至次年春夏之交，全家九口人的生活几乎全靠他爱人微薄的工资来维持，生活委实难以为继。萧军便以一个北京普通市民的身份，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写了一封信，请求安排一个赖以安身立命的工作。

（彭真与萧军老友相见）
彭真在延安时就与萧军熟识，接到萧军的信后，给予了特别通融，安排萧军去新组建的北京市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文物组任考古研究员，萧军这才算是安定了下来。不过在彭真的关照下，文物组给他的经济待遇还是挺优裕的，每月生活费一百二十元，房租补贴二十元，总算解决了全家人的生计问题。说来这份工作与萧军到北京后养成的一个“爱好”也算“专业对口”。鸦儿胡同离晓市古玩旧货市场很近，他时常光顾那里，“对一些小古董、书画之类甚感兴趣，颇陶情，亦一好事”，虽囊中羞涩，但省吃俭用，尚能收集到一些名家的篆刻、书画、古砚等，买到《美人抱琴图》《却扇图》等书画后，他还不忘题上几句闲诗。1952年7月，萧军开始到文物组上班。他感言：“每次走入风景优美、绿草如茵、繁花满树的工作室，我都会在心里泛起一种感动的心情，我和彭真的关系，犹如鲁迅先生和瞿秋白……”9月中旬，他参加了对北京西直门外车道沟洪承畴墓的发掘，整天与工人师傅泡在一起，俨然一个“接地气”的考古研究员，有一句话他常挂在嘴边：“我们不是来刨‘金银财宝’的，而是来发掘‘传统文化’的。”除此之外，他还参与调查了一些纪功碑、佛像等文物的鉴定与保护。
由于在延安时与毛主席熟识，毛泽东曾鼓励他：“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咱们一块干！”自己发挥特长，潜心创作，是符合主席指示的。期间，他给周恩来写信，汇报自己来北京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请他将这些书稿转呈毛主席审阅。他带着给周恩来的信和用油布纸包好的书稿，叫了一辆三轮车，顶着凛冽的寒风，直接送到了中南海传达室。1954年6月，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告诉萧军，毛主席已阅过他的小说，说萧军同志仍然有条件从事文学生活，他的书可以出版。萧军迫不及待地持函去找冯雪峰，冯十分惊讶，反复阅读函件，他尚未接到正式通知，仍不敢擅自做主，便持函去当面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周扬了解情况后便下令出版，冯雪峰如释重负。萧军后来回忆道：“从出版社出来，我就像欲跳的袋鼠、带电的白云，生活的道路出现光明、希望！”
期间他与著名画家张汀同属辽宁锦州，在此他的书出版后，由此萧军在北京中的名人知名度非常之高。萧军曾说，自己身份近于名士与游侠之间。对于这一点，或许从他赠予友人的这首小诗中得窥一二：读书舞剑两无成，空把韶华误请缨。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萧军因工作关系与（于非厂）成了莫逆之友。于非厂原名于照，字非厂，山东蓬莱人，母系为爱新觉罗氏。早年随王润暄学画，1912年入师范学校学习，后任教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等。之后又任职于故宫古物陈列所，临摹、研究了大量古代绘画，打下了较深的传统根基。1939年，46岁的于非厂才开始攻工笔花鸟画，起步虽晚，但大器晚成，成就极大，到上世纪40年代其名声与张大千不相上下。解放后，于非厂任北京中国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于非厂擅长绘画、治印、书法，绘画以工笔花鸟闻名于世，他的工笔花鸟从陈洪绶入手，上溯唐、宋，勾勒、造型逼真，用色鲜艳，富丽典雅，书法学宋徽宗，工瘦金体。在与萧军熟识成至交后，于非厂亲手冶母子情深“壮士当酬三尺剑,学子须读五车书”田黄印一方赠于萧军，此印重140多余克，系寿山石中田黄石中的精品。

于非厂对萧军先生讲道，“萧军兄能文能武，年轻时曾仗剑少帅旗下，后又是文坛巨匠鲁迅弟子，唯此印及用语能配其兄。都说我作画好，我创作一副画一个时辰即可，而刻此整整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田黄石是寿山石系中的瑰宝，素有“万石中之王”尊号，其色泽温润可爱，肌理细密，自明清以来就被印人视为“印石之王”。数百年来田黄石极受藏家至爱，正如俗语所说：“黄金易得，田黄难求”。萧军在收此田黄印后，非常感动，爱不释手，遂牵手非厂到家门口不远处的卤煮小馆尽兴畅饮至半夜。之后每日之早起舞剑，晚上写作时左手抚握此印，右手执笔书写。

由于于非厂的存世作品不多，故他的作品很少在拍卖场上亮相，1998年春拍，中国嘉德推出了于非厂力作《牡丹锦鸡》，尽管拍卖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该幅作品仍创下18.7万元的好成绩。2002年《仿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在上海崇源拍卖会上以121万元成交，创下当时于氏作品的市场最高价，同时大大提高了于非厂作品的市场价值。对于于非厂的纂刻作品，却很少在此流传，价格更是昂贵。90年代后期，香港某商人因喜欢收藏名家藏品，在香港九龙建一私家博物馆，曾得知萧军先生后人曾珍藏于非厂其生前的“壮士当酬三尺剑,学子须读五车书”母子情深的田黄精品印章时，曾多次亲自前往联系其家人出100万元港币高价收藏此藏品，均被其家人多次婉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