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头号恶人朱桂，能一辈子横行不法的原因很简单“家父朱元璋”

朱桂是朱元璋的第十三子，洪武十一年，年仅五岁的朱桂被封为豫王。在其成长过程中，太祖发现这个儿子不但才智一般而且不爱学习。不过朱桂却对武艺很感兴趣，很爱与人拳脚相向。根据他的这个特长，太祖给朱桂重新分配了任务 – 戍边。

洪武二十三年，朱桂被改封为代王，藩地大同。朱桂也就此成了明初的九大塞王之一，太祖考虑到他勇武有余、谋略一般，还贴心地安排晋王帮带一下他。

代简王桂，太祖第十三子。洪武十一年封豫王，二十五年改封代。是年就藩大同。粮饷艰远，令立卫屯田以省转运。明年诏帅护卫兵出塞，受晋王节制。桂性暴，建文时，以罪废为庶人。
《明史·卷一百一十七·诸王列传第二》

朱桂除了不爱学习，还有一个缺点 – 性格残暴，按说这种性格的人成为有权有兵的藩王后，很容易和朝廷起冲突。但是朱桂身上的一个“恶人属性” – 欺软怕硬，却帮助了他。

就藩之后，朱桂从不触碰朝廷红线（周王因无令离开藩地被太祖流放云南），也不羞辱朝廷官员，更不会跟自己的塞王哥哥们闹别扭，只是一门心思的凌虐藩地普通军民找快感。所以太祖一朝，朱桂虽然就已经坏事做尽，但太祖也懒得去管他。

不过到了建文朝，情况就不同了。建文为了削藩，没罪也要给自己的叔叔们编排出罪名来。坏事做尽的朱桂不就是自己撞枪口上了么，更何况他还是手握重兵的“塞王”。建文元年，朱桂被削藩废为庶人并圈禁。

注：朱桂最初是被圈禁在大同（建文四年被收押到南京），负责看管他的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徐质觉得朱桂翻不了身了，对他很是一番凌辱，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朱桂的心理扭曲。

建文四年，朱棣靖难成功后将朱桂等一众王爷们全部释放并恢复爵位。回到藩地的朱桂为了弥补自己四年囚徒生活，就变本加厉的凌虐藩地军民。大兴土木，强迫大同军民为自己扩建王府；为了满足自己的奢靡生活，他肆意抢夺藩内平民财产，稍有不从就会被他杖责治罪甚至处死。

代王不法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京师，不过成祖并不打算给予自己的弟弟过于严厉的处罚，他只是下玺书要求朱桂收敛自己的行为。并传令代藩，今后不得再擅自劳役军民、抢夺财物。

十一月赐玺书曰：“闻弟纵戮取财，国人甚苦，告者数矣，且王独不记建文时耶？”寻命有司，自今王府不得擅役军民、敛财物，听者治之。已复有告其不轨者，赐敕列其三十二罪，召入朝，不至。再召，至中途，遣还，革其三护卫及官属。
《明史·卷一百十七·列传第五》

（大同代王府九龙壁）

但是被关了四年的朱桂心理有了些变化。朱桂觉得自己不过是鱼肉平民，这算什么事儿？太祖都不管，建文为什么管？而且还把自己削为庶人差点给圈禁死？他认为他的罪名都是噱头，建文无非是想通过自己打击燕王。

朱桂觉得自己遭罪完全是被成祖给牵连的，因此心里怨恨成祖。但是他又没胆量公开叫板，所以就很小人的对成祖的敕令“阳奉阴违”，以此来宣泄自己的不满。我行我素的朱桂，很快就又被人告到京师。这次就真的惹怒了成祖，成祖召朱桂入朝准备当面训诫。

结果朱桂干出了更大的事情 – 拒召。

当年同样手握重兵的燕王朱棣，面对宣其入朝的诏令也是找由头拒不奉诏。这一下事情的性质变了，成祖的处理方式自然也就变了。成祖强令朱桂入朝，等他离开藩地后就把的代藩三护卫全部革除。然后又把成了光杆的朱桂赶了回去，让地方官员看管起来。

被削藩的朱桂自然愈发地觉得憋屈，性情也变得更加暴虐。不但对待藩地军民更为残暴，当代藩官员们规劝朱桂不要为恶或者不听从他的荒唐命令时，朱桂也一改往常，开始对他们拳脚相向。这在成祖看来就是蔑视朝廷威权，于是发出了更为严厉的敕旨，警告朱桂再敢如此国法不容。

朱桂此时才意识到要长久地做恶人还是只能“欺软怕硬”，只得服软并收敛了不少。但是心中的怨气、暴虐之气还是时刻想要发泄，不久后朱桂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目标 – 自己的王妃。

故代世子之子仕壥，奏祖母徐氏病剧。遂敕潞城王逊，启父代王善视之，与医药，毋致失所。徐氏仁孝皇后之妹，为代王妃，而失意于王也。
《明宣宗实录》

朱桂的王妃是中山王徐达的二女儿，而徐达的大女儿是朱棣的王妃，也就是现在的徐皇后。朱桂的行为除了他本身就是个残暴的恶人之外，还有典型的小人心理 – 我不敢把你怎么样，但我可以故意恶心你。

朱桂就伙同自己的爱妾（徐氏）故意折腾徐王妃，徐王妃是无力反抗自己的丈夫，但是她的儿子世子朱逊煓却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是火爆性格。朱逊煓不但站出来为自己的母亲申辩，还差点跟朱桂打起来。

儿子忤逆父亲，这不是反了天了？于是朱桂就把他们母子赶出了王府。本来此时局面还可控，但是朱逊煓却干了一件蠢事。为了给母亲和自己伸冤，他跑去北京找准备北征蒙古的成祖，状告自己的父亲伙同宠妾欲灭妻，还想害死自己。

这一下就把成祖整尴尬了。

首先，宗亲无令不得擅离藩地。朱逊煓的行为就是在触碰朝廷的红线，这让成祖没法正式处理他的状告。

其次“夫为妻纲”，当时社会的价值观认为丈夫训斥、责难自己的妻子是天经地义的。即便是丈夫的问题，妻子也只能默默接受，怎么能让儿子跑出去状告丈夫？虽然成祖作为至尊可以要求朱桂善待自己的妻子，甚至直接处罚他。但是这必然会触碰当时的价值底线，而这是一个理智的皇帝不应该触碰的。

最后“父为子纲”，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按照当时的礼教传统，不论父子之间谁对谁错，儿子反抗自己的父亲本身就是“大逆不道”。儿子状告自己的父亲那就更加的“大逆不道”了。按律法这种状告，即便是父亲有罪，儿子也一样要被处死。

本来是朱桂不善待他们母子，被朱逊煓这么一折腾，他们母子二人倒成了忤逆丈夫和父亲的“恶人”，朱桂反而站在了道德制高点。这下成祖也只能站在一边干看着，可以说朱逊煓完美地助攻了自己的“恶父”。

觉得憋了一肚子气的朱桂是更加的“得理不饶人”，不允许朱逊煓和徐王妃返回王府并断了他们的供给。永乐十六年，朱逊煓留下两个幼子英年早逝（二十六岁）。更惨的是朱逊煓因为忤逆了自己的父亲，死后朝廷还给他按了个“戾”的谥号。

朱桂因为怨恨自己的儿子和妻子，连带着也恨上了自己的两个亲孙子。不闻不问不说，他还死拖着不给他们请封。在明朝王妃和世子妃是没有宗俸的，朱逊煓的两个儿子因为没有正式封爵也没有宗俸。结果徐王妃一度需要跟自己的儿媳胡氏种地为生。

宣德二年自知时日无多的徐王妃只得违反规矩自行上疏宣宗为自己的两个孙子请封，宣宗恩准后（长子朱仕壥封为代藩世孙、朱仕墰封镇国将军），朱逊煓这一系的日子才算是好过一些。

注：明朝宗亲的身份认定以及册封权完全在朝廷一边，所以朱桂虽然把世子朱逊煓赶出了王府，但是朱逊煓仍然是代藩世子，因此他的嫡长子也仍然是代藩世孙。另外各藩为后代请封，应由各藩大宗上奏朝廷。

我们说回朱桂，通过赶走徐王妃母子，朱桂也明白了只要自己不反朝廷、不谋逆，成祖也拿他没辙。于是朱桂就彻底地放飞了自我，在藩地继续为非作歹。

永乐之后，仁宗的短暂执政给朱桂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优势 – 身份升级。相对于即位的宣宗，他成了叔祖辈的人物，整个皇朝没人在辈分上高过他。在遵从礼法的明朝，作为晚辈的宣宗更难约束朱桂。

长年不受约束的胡作非为，让朱桂把凌暴平民当作了一种消遣乐趣并沉迷其中，甚至几天不虐人，他就浑身不自在。

宣德五年，为了约束越来越张狂的代王，代王府长史想到一招。他上疏朝廷称代王“年老久病”，请朝廷允许代藩世孙代理藩事。此时朱桂才五十五岁，而且每天都能上街揍人，完全看不出任何毛病。不过宣宗连具体什么病都懒得问，直接大笔一挥就同意了。

但是这样做并没啥用，因为朱桂是世孙朱仕壥的爷爷，朝廷和皇帝都不管，让他这个孙子怎么管？

朱桂被剥除藩王职权后，闹得更厉害了。他带着自己宠妾生的两个儿子，殴打王府属官，不让他们与世孙正常处理藩务；放任自己的宠妾晚上带人砸世孙的家门，吓唬朱仕壥。目的很简单，就是逼迫朱仕壥把藩王职权还回来。

到了正统年间，朱桂的身份又变成了曾叔祖。身份的升级让朱桂胆子更大，也愈发的张狂了。不但将劝谏他的王府长史打了个半死，他还开发出了新的游乐项目。朱桂做了几柄铜锤，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到大同街市上闲逛，看谁不顺眼上去就是一锤。把别人敲的头破血流，这父子三人反而乐得哈哈大笑。

桂已老，尚时与诸子逊炓、逊焴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伤人。王府教授杨普上言：“逊炓狎军人武亮，与博戏，致棰杀军人。”朝廷杖治亮，降敕责戒，稍敛戢。
《明史·卷一百十七·列传第五》

逼得朝廷只得明令警告朱桂，再明知故犯，就按祖宗之法处置，朱桂这才稍微收敛一下。实际有用么？什么用都没有，朱桂很清楚，朝廷只是要一下脸面，退一步给点脸面之后，自己想怎么着还是怎么着。

直到正统十一年，七十三岁的朱桂薨逝，闹腾了半个世纪的代藩才安静下来。

其实从朱桂身上能看到古今政府之间一个明显的差异，皇朝时期所谓的政府也就是朝廷，存在的价值就是维护皇帝和皇族的地位，所谓的“为国为民”只不过是为了驱使臣民去维护皇家的天下罢了。

不太聪明的朱桂早早的就看明白了这点，他知道他的父亲打下天下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朱家的人能够高人一等的生活下去。他的一生不过是在践行这个目的而已，所以朝廷也不会真当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