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愿意得病,尤其是传染病。
就像眼下正在肆虐的奥密克戎,即便传播速度再快、传染致病性再强,也没人心甘情愿被感染,肯定要尽全力“御病毒于身体之外”。
当然,万事都有例外,这世上并不缺“感染爱好者”。
英国大诗人济慈在1819年写了一首诗:
“年纪轻轻的,就长得脸色苍白,瘦骨嶙峋,不久归道山……”
两年后,1821年,济慈死于肺结核,终年26岁,而这首诗就是他对于生命将逝的写照。
济慈生活的时代,肺结核病正是最猖獗,很多人都因此而丧命,为此,济慈还特意给肺结核取了一个“美誉”——人类死亡的行刑队长。
事实也确实如此,1882年德国科学家罗泊特·科赫(Robert Koch)发现结核菌,但是没有找到治疗方法,直到 1943年瓦克斯曼从链霉菌中分离出链霉素,人类才掌握了有效杀灭结核菌的方法。
不过在此之前,已经有将近2亿人因肺结核而死,即便是现在,每年仍然还有6500万人,受到结核菌感染。
作为“行刑队长”,肺结核病强大而高效,杀人如麻,却拥有着大批热情洋溢的“感染爱好者”。
为啥会这样?
因为这病很有腔调!
得了肺结核的病人,会出现食欲不振的症状,因此,他们通常身材会比较瘦削。
由于病情折磨,病人往往脸色苍白,到了下午,脸上又会泛起淡淡的红晕。
身形消瘦、脸颊白里泛红的病态,在当时人们眼里,是一种美,病态美,尤其是对于那些女孩子们来说。
要知道,在18至19世纪的欧洲,姑娘们为了美白,是敢于直接吃砒霜的,因为,砒霜能让她们看起来更美丽动人。
连砒霜都敢吃,更何况是得病,不就是感染个肺结核嘛……
在女人看来,感染肺结核出现的苍白脸色,是化妆也化不出来的美白效果,然而,在诗人们看来,肺结核是文艺,是浪漫,是天使的恩赐。
顶着一张苍白的脸,时不时用手帕捂着嘴咳嗽,偶尔还能在手帕上咳出一朵血花。
这画面多么唯美、极致……
拜伦说:“要死就要死在肺结核手里,那样弥留之际将显得多有趣啊。”
诗人雪莱给济慈写信说:“你还是带着那副痨病相,肺结核是对你这样妙笔生花的人的偏爱。”
卢梭在患肺结核后表示很开心:“死亡与疾病常常是美丽的,如痨病产生的热晕。”
瞧瞧,把传染病说得如此精致、干净、体面,这就是“感染爱好者”该有的姿势。
“感染爱好者”们对于传染病的美化,不止于此,由于肺结核是死亡率极高,却又不会突然致死的慢性疾病,于是,这种病又被赋予了哲学意义——
生命,在等待死亡中充满焦虑,时刻处在自身绝望中,又渴望在绝望中摆脱自身……
我们翻开18-19世纪的文艺作品,就会看到,不只是诗人偏爱肺结核,还有很多文学大师,对肺结核病进行了细腻、感性的描写。
他们喜欢把主人公设定为肺结核病人,把结核病跟年轻、纯洁、热情、忧伤和才华联系起来,就像英年早逝的济慈一样,充满诗意的生命在26岁时结束。
诗人赞美、文学追捧、哲学赋能,在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中,对肺结核的恐惧感消失了,“行刑队长”倍受恩宠。
人们已经不止想要和结核菌共存了,肺结核病患者的面孔,甚至成了高贵、浪漫的新模型。
大仲马曾经写道:“1823和1824年,生肺病是时髦的事。”他因为没被传染懊恼不已,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假装成为严重的肺结核患者。
求病有病,求锤得锤,从19世纪初开始,肺结核出现了第一个发病高峰,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欧美。
在“感染爱好者”扎堆的文艺界,很多人因此英年早逝。
除了济慈之外,还有雪莱、拜伦、肖邦、帕格尼尼、斯蒂文森、勃朗特姐妹、勃朗宁夫人、契诃夫、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诗人、作家、音乐家纷纷凋零,只是这场灾难的一部分,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
无论如何感性,病毒杀起人来,从来不会手软;
无论如何美化,当你不怕病毒时,病毒更不会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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