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东野语》中的士风分析（一）

中国古代的“士”指的是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从出现开始就一直担当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优良的传统。宋代注重文治，尊重知识、兴儒重教是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并培养出了许多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学有专攻的各种专门人才。

《野语》中记录了有宋一朝众多的士人轶闻，然而在其记录中只有极少数品格杰出的士人，而绝大多数都呈现出品行上的缺憾。这种缺憾与多数官方史料和常规研究的成果不甚相符。《野语•后序》中提到当时就曾有人建议《野语》不要出版，即使要出版也最好删去数事。戴表元由此批评实录中的朝臣记录，多取行状、碑铭、赞述等稍加粉饰而成，文多溢美之词，不足凭借。周密《野语》中士人记载的价值不言而喻，这也是对宋季士人精神风貌展开研究的重要基础。

士人的基本概况

《野语》中记载的士人几乎涵盖了宋一朝的各个时段。有些身居庙堂，有些隐居世外；有些得以青史留名，有些只有只字片语；有些高洁傲岸，有些腐化堕落。他们以自己独特的存在，成为宋季士风研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周密在宋朝曾担任临安府幕属，监和济药局，充奉礼郎、两浙运司掾，监丰储仓，义乌令等官职，虽然为官多任，但未曾身居高位，其接触的士人多为中下层。但其大父和外大父都曾做过朝廷大员，身处权利中枢，受皇帝宠信，接触的士人也多身居高位，声名显赫。这就使得周密家传的资料和周密的所见所闻可以触及到各个阶层的士人。

但就《野语》中的士人记载来看，除了朝廷大政中涉及的士人多处政治中心外，单个的士人小传中多为中下层士人，并且中下层士人的数量远远多于著名士人。周密以补史之缺的目的进行《野语》的撰写，必然要更加关注那些对国家有较大影响但国史却失传的士人。如卷十一《何宏中》中“其志亦可哀矣！

国史乃失其本传焉。”除了何宏中外，还有滕茂实、姚孝锡等，他们都是忠义爱国之士，但是国史中没有记载。所以《野语》中的士人虽涉及的范围较广，但多侧重于关注那些国史中隐没不闻的中下层士人。

周密在南宋生活了四十五年，在元朝生活了二十年，上推及周密大父、曾大父在世的时间，可知周密接触到的资料记载和实际士人情况涵盖北宋末年到元朝初年。就《野语》中的朝政大事和士人记载来看，南宋的历史事件和士人轶闻居多。从资料记载的时间跨度来说，不管是南宋初年周密曾大父、大父、外大父的岁编日记，还是周密自己的亲身见闻，就真实性来说都是有保障的。

卷七《洪端明入冥》中“此事洪公常入梓以示人。余向于先子侍旁，亲闻伯鲁尚书言甚详。后会其犹子宪使起畏立，复询颠末书之。”《邓友龙开边》中谈到外祖章文庄公曾与邓友龙同斋宿，接着交代韩侂胄发兵攻打金国是由邓友龙触发。

《潘庭坚王实之》中也有“余少侍先君子，皆尝识之。”不仅有外大父所亲见，也有先君子和自己所亲见，这些都是周密在努力向读者证明自己所记的可信性。正因所记为耳闻目见之人事，所以虽有北宋的士人记载，但更多的是南宋的士人记载。

周密祖籍山东，但随后流寓吴兴之地。刘静《周密研究》中曾谈到，“在以临安为中心，包括湖州、会稽、剡源在内的士人圈中，周密恰似将这一颗颗璀璨珍珠串连起来的线，通过他的巧妙连接，一个声气相通的文人群体在其周围悄然形成。”从《野语》中周密记载的士人来看，很多都是他的同乡，或是与他有直接交游的士人。

《姚幹父杂文》中的老书生不仅是周密的乡人，还是其小时候的老师。卷七《朱氏阴德》中记载的朱承逸是周密所在州的孔目官，乐善好施救人于危难，其家两个孙子都中了皇榜，最终成为周密乡间名族。卷十《俞侍郎执法》中第一句即“吾乡前辈俞且轩侍郎”，并且交代了同乡的人都以他为荣。

人们虽都知道其擅画，但不甚了解他的人品和其它才能。周密作为其乡人，对俞侍郎的人品经历都比较了解，由他来记载更具说服力。士人在地域上的集中，也是其记载可靠的一个明证。通过对《野语》中所载士人阶层、时间、地域等方面的初步分析，可知《野语》中呈现的士人作为宋季士人的一个缩影具备研究士风的条件。

士人的评价标准

《野语》卷二十《庆元开庆六士》中写到“事久论定，虚名实德于人，亦可概见矣。”有关士人逸闻轶事的记录中，常可见到周密发表议论和抒发感叹之语。如卷十《脱靴返棹二图赞》中对君子流落、小人报复的呐喊，又卷二十《刘长卿词》中对前辈怜才赏音的赞赏。考察《野语》中宋季士人的精神风貌必须重视这些评价，正是这些评价使得《野语》中的士人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周密曾在南宋为官，家中大父、外大父也曾身在朝堂，对赵宋一朝有着深刻的情感。周密将《孝宗圣政》放在《野语》第一卷开头，列举数事追述先王的圣政，其中展示了孝宗的英明睿智和赤诚孝心。周密经历了宋末元初的亡国剧变，隐居守节不仕元朝，与遗民王沂孙等人诗酒唱和，并写作《武林旧事》以追思故国之繁盛。周密本身对于宋王朝的眷恋和忠诚，使忠君为国成为其评价士人的一个重要价值导向。

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自古忠心为国的士大夫总是格外受到读书人的尊重，并被作为效法的榜样。卷一《三苏不取孔明》中苏家父子三人都指出孔明失败的原因，但对其禀赋的治国之才和代表的忠信之义持肯定态度，周密也感叹孔明不可少。虽然时运不济、大业未就，但诸葛孔明这样的士人还是必不可少的，所具有的忠君为国品格仍需弘扬。

《出师表》一文是孔明忠诚为君的告白书，集中反映了他鞠躬尽痒、忠君为国的高洁品格。陆游《书愤》中就曾称赞《出师表》扬名后世、不可多得。在卷十五《曲壮闵本末》中周密将孔明与冤杀岳飞的秦桧相对而论，站在抨击秦桧的基础上，间接表明了对孔明尽忠忘我精神的推崇。但是于此种精神相背离的是，很多士人在政治漩涡中选择作壁上观、明哲保身。

《论语》有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遵从孝道一直是中华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衡量士人德行的重要标准。古代历朝统治者都强调以孝治天下，有宋一朝更是如此。

从《野语》中暗含的评价来看，周密也将之作为品评士人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孝宗作为一代帝王尚且谨守孝道，守孝百日之后仍旧一直吃素，虽致身体消瘦，仍然坚持。一般士人更应以孝宗为榜样，真心地孝敬自己的父母。

《野语》在其第一条中谈到孝宗的天性仁孝，在书末最后一条又讲到普通陈姓女子抱塚泣死的至孝。一个在开头一个在结尾，都对孝义侍亲予以表彰，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周密对孝的推崇和提倡。

不仅如此，卷九《王公衮复仇》中记录了书生王公衮，本是一介书生，因其母亲之墓为盗墓贼所发，而亲自手刃仇人。主刑的官员认为情有可原不予定罪，周密也觉得王龟龄对其“貌若虺羸中甚武”的评价很纪实。出于孝义的初衷，即使冲动之下有违法纪，在周密看来也是情有可原的。

《大学》中教导士人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身修是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先决条件。在周密看来一个人美好的德行还源于内心的仁善，一旦违背必然要遭受惩罚。《野语》中多以天道罚恶扬善的报应之说来作解释，虽然基于时代局限没有摆脱迷信之说，但本质上源于对善的弘扬亦不可被否认。卷七《朱氏阴德》中所记的朱家是周密的同乡，因其乐善好施又救人于危难，所以天道报善，其家两个孙子都登第，成一乡望族。周密不由感叹“天之报善，昭昭也如此。

品行端正，常存善念可获得来自上天的报答。倘若居心不良，存恶念害人，天道也是罚恶的。正如卷十《黄子由夫人》中的赵从善因心胸狭隘不能大方地承认错误，在黄子由的夫人胡氏去世之后，利用职务之便坏人名声。十年之后，其妇与人有私情之事败露，周密感叹“信人之存心，不可以不近厚，而报复之理，昭昭不容搶也如此。”

虽然周密多以报应之说解释行善得福和为恶被罚，但从思想的深处来说，周密并不是一个迷信之人，卷九《陈周士》讲述了陈造因一时生气而最终害人性命，后疽发背而死。周密在事后中提到“福祸报应之说，多传会传讹，未可尽信。

著之于此，以为世戒。这表明周密并非一个迷信之人，之所以以报应之说来记录这些事件，只是为了达到劝世为善的目的，希望世人多行善事，以得福报。

周密在对士人的评价中除了注重其道德品格的高下，还对士人的学识才干予以强调。卷十一《吴倜》中记录的士人吴公度，补太学考试取得第一名，于礼部七千多士人中夺魁，周密写道“其名声风采，人莫不求识面而愿交。”

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中对士人学识才华的推崇，周密作为其中的一员，也常注重对士人才能的记载和评赏。士人的学识才干与国家治理、百姓生活都有着直接的联系，有宋一朝的有识之士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国势，苦苦寻求治国良方、救世良策，但终究无力回天直至南宋覆灭。

卷八《义绝合离》一条褒奖陈振孙断案明晰，为人所服，认为其得法之意。卷九《王宣子失告命》对王宣子在丢失诰命之后沉着应对的胆识十分赞赏。在《继母服》一条文末，有读书不多不足断疑事的感叹。由此可以看出周密对士人学识才干的重视，也成为其用来评价士人的潜在标准。

中国的礼仪传统很早就己经开始了，历代士人都将恭谨守礼最为一种必备的个人修养，他们认为遵守礼仪、进退有度、恭谨谦让是成为高士的一个重要标准。卷十《洪景卢自矜》中洪景卢在高效率完成一天的工作之后，以苏轼作比与人夸耀，但为人所嘲，自取其羞。从洪景卢“人不可自矜，是时使有地缝，亦当入矣”的自省中，也可以看出周密对于谦虚有礼的潜在尊崇。

卷十九《兰亭诗》中针对古时王羲之等人永和聚会，不能赋诗而被罚酒的人中有名士王献之。周密以其曾与其兄徽之、操之同见谢安，献之只叙寒温并不多言，认为其并非无才无能，无法成诗，只是守礼静退而己。

这样的解释也证明了周密多从守礼恭谨的角度记录士人。当时局不稳、世风日下，很多礼法秩序都难以维持。卷九《父执之礼》中讲到南渡之后，世情凉薄、人心不古，很多重要的礼仪不再被坚持了。

行父执之礼是为了表示对自己和别人父亲的尊重，是体现孝道和人品的重要标志。前辈们事父执礼甚严，周密年幼之时此礼还存在，后竟不得再见了。从周密对世风沦落的感叹中，可以看出其对守礼重要性的强调。

作为知书达理的士人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拥有自己的精神追求。现实中难免有挫折坎坷，只有拥有高尚精神追求的人，才能在纷繁世事中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卷十二《姜尧章自叙》中周密评价尧章身为布衣之士，“乃得盛名于天壤间若此，则轩冕钟鼎，真可敝屣矣。”其中盛赞姜夔的风度气质，曾有人推荐其入朝为官但被拒绝，虽只是一节布衣，但是声名卓著。在这样的人格映衬下，功名利禄也不过破鞋而己。能抵得住名利的未必都是精神高洁之士，凡高士却必能超脱于世俗。

卷十七《杨凝式僧净端》中杨凝式和僧净端都顺其自然，随心而动，不刻意决定什么左右什么，而这来源内心的澄净与丰盈。从闻者为杨凝式抚掌和对净端道解深妙的赞叹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风度气质的推崇。

又卷十九《子固类元章》中的赵孟坚博学多才，诗文、笔札、法书、金石、画画样样精通，旁若无人地箕踞歌《离骚》，掉入水中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兰亭书帖。周密认为其胸襟气度堪比六朝诸贤，但近来少有这样博雅的人。整体上来看，周密推崇的是不为名利所拘囿，内心淡定从容，并有着自己高尚精神追求的士人。

结语

周密在选择士人和记叙轶闻的过程中正是从以上六个标准来对其进行考察和评价。无论忠、孝、礼、善，还是学识、才敢、精神，对于士人群体来说，都是应必备的重要品质。然而其所闻见的士人中多精神颓废、品行恶劣之徒，这些不仅是其评价士人的标准，也是对士人品格回归的期望，更是对亡国破家深刻反思的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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